莫斯科日记：恐惧、厌恶与否定

正值莫斯科的假日，高尔基公园门外已经竖起了霓虹灯中映衬的拉丁字母“Z”和“O”字母，无时无刻不敦促着每一个来到这的俄罗斯人想起他们的“胜利”以及他们“勇敢的”士兵。

俄乌战争已经一年了，克里姆林宫仍然没有解释这些字母究竟意味着什么。恰如那白雪覆盖着的冷杉与普通的石窟一样，它们便是意义本身，是莫斯科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被“坚信”的幻想

几乎每天都有导弹降临到基辅，整个东乌克兰都将被夷为平地，俄罗斯偏远的小镇因为征兵而失去了许多正值壮年的男性人口。唯独有一个城市没有被战争改变多少——莫斯科。并非作为战时的帝国堡垒，这座城市被当作普京“特别行动”的据点，“特别行动”是指俄方在遥远的伊德利卜和班吉部署了突击部队，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这也是莫斯科人始终“拥护”的一种幻想——质疑普京只会因“败坏军队名誉”而换来15年监禁。“没有人在反省。因为如果你停下来仔细想想，事情反而只会变得更糟。”一位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商人抱怨道。

“视而不见”的应对方式

在莫斯科一家麦当劳，我看到国家电视台主持人奥尔加·斯卡别斯娃带着一个贴身保镖走进来，买了一杯咖啡。第二天早上，当我把这件事告诉俄罗斯最大的受制裁公司负责人时，他说他不知道谁是斯卡别斯娃。

一开始，我很震惊：斯卡别斯娃的电视节目煽动俄罗斯反对乌克兰人，粉饰俄罗斯的罪行，甚至每天都会花几个小时鼓吹核战争爆发的可能。她可是俄罗斯电视上最有认可度的人物。但当我走访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的人物时，他们居然也不了解她。有些人认为，这种故意的视而不见是一种应对方式，用来逃避战争带来的恐惧并努力忽视自己对于改变局势的无力感。“人们在基辅做生意，参加婚礼。”——假装无事发生。

“和谐”与背后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莫斯科依然保持着战前的样子。寡头，娱乐明星以及支持普京的政客们依然在享用着米其林餐厅级别的午餐。莫斯科大剧院后面的精品店仍然出售着最新的高端意大利时装和法国化妆品。在时髦的阁楼式建筑中，主导着俄罗斯经济的国企依然在圣诞排队上提供着真正的香槟。

然而不必深挖，也能看到虚假表面背后的腐败事实。寡头和歌手都正受到美国的制裁，米其林已撤销在俄罗斯的所有评级，随着西方大牌的撤出，莫斯科商场中几乎三分之一的商铺已经空置。

“失声”的群众

大部分谈论过战争的人在战争爆发早期就已逃走了，那时克里姆林宫关闭了独立媒体账号，警察拘禁了将近两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因抗议而被暴力逮捕。还有一部分人表示他们去欧洲的签证办得要比以往慢了。在9月，普京调动了俄罗斯的储备，导致超过100万人在一周内逃离了俄罗斯。

没有离开俄罗斯的反战人士选择了苏联的策略——明哲保身，私下谈论，厨房的餐桌再一次成为了公民发表言论的唯一选择。“根本没法组织任何事情，”我的朋友、生物学家谢尔盖谈到他参加的抗议活动时讲，“几乎三分之一的反战领导者都已逃走、被关押或被杀了。”

熟悉的和陌生的

但在俄罗斯逃亡的新中心，一些我熟悉的莫斯科却以碎片的形式存在着：反战记者在里加的潜水酒吧抱怨，第比利斯的技术人员因被错认为乌克兰人而羞愧，说唱歌手在伊斯坦布尔为乌克兰难民筹集资金。

现实的分歧让他们与其他莫斯科同伴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于莫斯科人来说，留下的人将他们对国外更好生活的渴望看作一种积极的反战主义，对于逃亡的人来说，那些留下的人既不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还若无其事地去餐厅吃饭，与普京的战争计划沆瀣一气，这也让莫斯科变成了一个对死亡和悲剧漠不关心的地方。他们看不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造成的巨大破坏，仍在享用香槟。

“我反对战争，但是……”人们经常这样抱怨道。“人是生物选择的结果，只有适应。”一个被制裁的寡头说。另一个人哀叹道：“对我的制裁仿若纳粹对犹太人的黄星。”基辅附近的布查镇记录着最恶劣的罪行：俄罗斯占领军据称强奸、虐待和杀害了数百位平民。“都是假的，”一位国有银行家辩解道，“这都是演的，看看镜头的角度就知道了。”

国家电视台新年特别节目播出了俄罗斯军队为庆祝胜利而举杯的场景，一位梳着漂过的脏辫的歌手最火的一句歌词是“我是个俄罗斯人，我的血液来自我的父亲……我是个俄罗斯人，我要藐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