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6日,我人民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眼见不济事,仓促之间把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逃到了台湾,坐看自己数万大军被全歼。
胡宗南到台湾的第二天,国民党当局明令裁撤“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调胡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至此,胡宗南彻底失去了他所有的权力地位。
更麻烦的是,胡宗南到台以后,还被人弹劾,辛亏蒋介石还顾念胡是对他是忠心耿耿,放过他一马。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走上了人生末途,当然蒋介石后来虽然也再启用过他,但对他的任用就不如过去,胡宗南晚年也很失意,他谈到自己当年兵败西北时坦言:
“我有两个克星,如果周恩来是我的政治克星,那么彭德怀则可以说是我胡宗南的军事克星。”
一过去我们聊胡宗南时,总认为此人能力不挤,长期坐拥数十万大军,但最后似乎也没起什么作用,中央红军从长征到陕北,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反而还一步步发展壮大。
以至于胡宗南晚年都自嘲:
“我最好当一名团长,顶多做一名师长。”
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只怕也不绝对。
胡宗南之所以落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强,仅就以军事而言,就有一个彭老总,更遑论当时党中央就在延安,虽然谈不上集合全党之力,但对于这个眼皮子底下的威胁,也不能不打起十二分的小心来应对。
周恩来也在抗战时期评价胡宗南:
“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毕业,本身在诸多黄埔毕业生中并不显山露水,特别是在校期间就特别出名的陈赓等等,可胡宗南为人很聪明,而且特别擅长装点门面功夫,凭借这点能力,他在国民党军之中混的风生水起。
当然,门面功夫并不代表实际能力。
1931年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并于第二年5月参加了对大别山红四方面军的围剿。
尽管红四方面军数次击退国民党军围剿,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胡宗南率领的第一师是比较难对付的,因为该师。
红四方面军吃过胡宗南很大的亏,以至于后来有说法称被打出了“恐胡症”。
过去我们谈胡宗南,多数时候都是谈他在红军手中丢盔卸甲,特别是松潘一战差点被我军俘虏,但对于家底雄厚的国民党军,这点损失很快就被补全。
1936年4月,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兼一师师长,随即二次入甘参加对红军的围剿,当时出于对第一军实力的考量,红军不得不放弃已经占领的会宁、静宁一线向北撤退。
针对当时部队中严重的“恐胡”气氛,还是彭老总临危受命,主动站出来,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在针对胡轻敌情绪下,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在山城堡伏击了胡宗南第一军78师,该师在当时基本上被打残。
当然山城堡一战的胜利是后来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契机,但不能否认的是,此战规模仍然不大,胡宗南部实力未损。
二抗战爆发后,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但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损失惨重,后来不得不退回关中。
至此以后,胡宗南长期率部坐镇西北,并逐渐掌握西北乃至周边数省,成了有名的“西北王”。这里要指出的是,胡宗南成为“西北王”,绝不仅仅只是凭借军事上的实力,而是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
胡宗南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失利后退回关中期间,沿途就在拉拢青年学生投入他的班底,后来赫赫有名的熊向晖就是当时胡宗南拉拢的年轻有为的学生。
据熊向晖回忆,他是1937年12月底在湖南参加的青年战地服务团,后来因缘际会被安排服务胡宗南的第一军。
那时,熊向晖已经受周恩来委派,负责打入国民党军内部做统战工作(当时还不负责情报),这个战地服务团中青年学生也有很多是胡派去的特务,专门负责替他青年才俊。
胡宗南那时亲自与这些学生见面,并考核他们的才干,熊向晖也是得益于此,才脱颖而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胡宗南并没有看走眼,熊向晖的确是一个可造之材。
只是熊向晖那时早已经心向我党,胡宗南一片痴心付诸流水。
可除了熊向晖,胡宗南在全国各地网罗了很多青年学生充实到部队,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养和教育,这些人中除了少部分能如熊向晖一样,识别出胡宗南真面目之外,大部分都成为他麾下的骨干。
1938年5月,熊向晖被保送到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学习。
这又是胡宗南开创性的一个壮举。
据宋希濂晚年回忆,胡宗南很早就意识到,我党我军的组织结构十分严密,想要对付我军,就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我们还要和共产党争沦陷区”。
开办军校就是胡宗南想出来的一个高招。
胡宗南在西安开办的这个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是他从蒋介石那里特意要来的。
要知道蒋介石对军校把控极严,自己一个人就身兼37所军校的校长,那么胡宗南是凭什么说服蒋介石的呢?
据说胡宗南曾对蒋说:
“共军有一优势为国军所不及,共军一连160余人,有党的支部,党员30余人,仅靠这30余名党员便能牢牢控制160余人的部队。”
蒋问:
“那你有什么办法应对?”
胡答:
“办军校,培养干部。”
当时全国各大战区基本上都设有中央军校分校,但是规模都不大,当时各大战区军政主官都忙着在前线,无暇顾及军校建设,唯独胡宗南,他把大把的时间都放在军校建设上。
尽管是在战时状态下,但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的课程却分的很细,也可以说,胡宗南给予了军校学生尽可能多的全方面的照顾和教育。
也因为规模太大,抗战胜利后,其他各大战区的黄埔分校都陆续撤并,唯独第七分校仍然在办学,累计共有六期学生毕业,总计人数29635人,此外尚有军官训练班、军官教育队、政工干部训练班、补训大队等毕业生约一万人。
更为关键的是,胡宗南凭借地利条件,私自截留了一大批去延安的爱国青年,这批人有不少人因为坚贞不屈,都被迫害致死。
当然,对于投效他的青年学生,胡宗南也都不吝官职,他和蒋介石关系本就亲近,所以基本上凡是胡举荐,蒋都会任命,所以这批青年学生毕业后,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
除了部队里,当时西北诸省,胡宗南也利用关系,多安插自己人,所以至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对西北的掌控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地步。
蒋介石当然热衷于看到这些,毕竟过去国民政府的统治从来就没有深入过西北去。
也因为胡宗南掌握的西北诸省大权,对当时的陕甘宁边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不仅仅是面对军事上的威慑,更重要的是,胡执行的严密的封锁政策,粮食、盐等这种事关民生的物资也很难进入,造成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困难。
三之前我们聊过,解放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最初没打算拿下延安。
对蒋介石来说,包括延安在内的陕甘宁根据地,其实都被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包围着,在他看来是翻不起什么浪花来的。
所以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胡宗南的部队也曾越过黄河,意图与阎锡山共同夹击我晋冀鲁豫根据地。
直至1947年初,蒋介石意识到全面进攻的策略不奏效(其实也谈不上全面进攻,以后有机会会聊这件事),改为重点进攻,这才命令胡宗南进军延安。
为了推迟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张宗逊指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一部出击陇东,计划打掉胡宗南一个旅,结果此战我军打的并不理想,但双方伤亡比接近一比一,我军算是得不偿失。
毕竟如果打消耗战,以我军的家底完全承受不起这样的损失。
虽然延安是我们主动放弃,但在那时胡宗南几十万大军,我军只有两万人,整体实力还是有很大差距。
关键时候,还是彭老总主动站出来,一如当年山城堡战役一样挑起重担,连续几战把胡宗南打的没脾气。
有个历史细节,当时彭老总在前线连战连捷,也让毛主席产生了一定的误判。
1947年10月11日,毛主席以军委的名义给各大战略区电文,电文中详细的介绍了西北战场的经验,并要求各大战区学习西北野战军。
盖因当时华东野战军出击外线后,连续几战打的都不是很顺利,所以毛主席要求各部队要迅速建立起无后方的思想,深入敌人腹地作战。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当时也在电文中提出,计划西野在内线再打一段时间后,就出击外线去,深入敌人腹地作战,争取打上一年以后,歼灭胡宗南大部分兵力,并夺取西北绝大部分地区。
不过显然,这个目标大大超越了西野的实际力量。
即便是出击外线,那也是要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来支撑的,陕北土地贫瘠,西野养不起太多兵马,出击外线有极大可能还是吃力不讨好。
好在毛主席意识到了这个情况,没有再要求西野像华野、中野那样出击外线打,仍然以牵制胡宗南为主。
从这一战略转变,也不难看出,即便是西野连战连捷,但以我军实际情况,想要单独吃掉胡宗南基本不可能。
西北战场的变化,一直要到三大战役结束以后才有了彻底解决的契机,加上后来太原解放后,华北三个兵团都充实到了一野,胡宗南这才败局已定,再无翻身之力。
三大战役之后,国军胆气士气全无,当时胡宗南宋希濂计划兵退缅甸,保存实力,老蒋不同意,结果胡宋二部全军覆没,胡宗南去台湾坐冷板凳,宋希濂去功德林上学
胡团长手握几十万大军,不战而退,怎么也说不过去[得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