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华行是解放前地下党最大的企业之一，其领导人卢绪章为浙江宁波人，受党中央和周恩来单线领导，有卓越的经营才能，生活俭朴，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突出贡献。

卢绪章1911年在宁波鄞县出生，小学时的老师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卢绪章自小便接受爱国思想，14岁时离开宁波老家至上海谋生。1933年，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原光大行的基础上成立广大华行，进行药品和医疗器械邮购生意，同时招揽邮寄业务，其宗旨是为革命活动取得可靠经济来源。

1937年，卢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地下党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任党小组长，同时由于经营良好，广大华行发展迅速。

1939年5月，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经慎重考虑，决定派卢绪章去重庆，以广大华行为掩护，把它改建为党的秘密工作机构，执行党的任务。1939年下半年，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在公开职业掩护下开展工作。

1940年夏，卢绪章到达重庆后，即在刘晓陪同下，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见面。据悉，此次会面，卢绪章和广大华行接受了新使命：广大华行由党中央和周恩来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卢绪章单线领导。

此后近10年，作为广大华行的负责人，卢绪章出色完成各项政治任务，广大华行也有力支持了从事秘密侦探工作共产党人的经费开支。

一方面，卢旭章通过业务往来和投资、交友等活动，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都建立联系，如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军统局少将兼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国民党政府四大家族之一当家人陈果夫、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卢孟野、飞行电报员盛棣华、蒋介石妻弟毛庆祥等，并成功利用这些关系取得了掩护党的机构和干部、调节资金和交通运输等便利。

另一方面，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和工作，广大华行设法打通国民党水陆空运输和有关关卡的关系，先后掩护刘长胜往返于沦陷区和大后方、马纯古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活动，为龚饮冰等人购买车船票以方便他们安全地开展活动，也曾安排地下党员如刘宁一等在广大华行就业，给他们提供作掩护的社会职业。

此外，广大华行还成功利用飞行电报员盛棣华、电台台长等关系，用飞机运送西药、医疗器械、黄金、美钞等来往于香港、重庆、昆明、成都、上海等地，用电台给广大华行分支传递金融和商品行情。

在解决党的经费需求上，公开报道显示，从1937年至1948年8月的11年中，广大华行为党组织筹集经费、赚取利润近400万美元。每逢组织上收到华侨捐赠但无法在市面上使用的黄金、美元，就交由卢绪章联系兑换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币，或将美元、金条送到银行中，以做生意为由换成法币，待夜半三更时再用汽车或竹筏送到接头地点，由组织派人取走。有时遇到大额的资金，则由卢绪章亲自送达。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年11月，卢绪章按中共中央要求，结束了广大华行国内分支机构运营。1949年，清算广大华行之际，除去向组织上缴经费外，尚余一笔4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退还股金、遣散员工，包括卢绪章在内的共产党员们分文未取，都将自己应得的红利股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彼时，卢绪章妻子在广大华行也有股份，按规定可予以保留，但卢绪章也一并上交党组织。

1984年，卢绪章以73岁高龄，受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委派，到宁波帮助开展对外开放工作，积极动员包玉刚、邵逸夫等人回乡捐赠、投资，为改革开放立下新功。

尽管卢绪章常年与大笔金钱打交道，他的个人生活却异常俭朴，从不允许员工和家人浪费一分钱。甚至是他贴身的衬衣因打着补丁，为避免引起怀疑，只能由他的夫人毛梅影亲自清洗。

据卢旭章自己回忆，在第一次与周恩来总理会面时，周恩来总理曾叮嘱他：“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多年以来，卢旭章始终践行着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正如以卢绪章等为原型创作的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所描写的，表面上，卢绪章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少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曾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中化前身之一）总经理，外贸部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矢志培养外贸人才。

来源：中国中化

据卢绪章任职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期间的通讯员后来回忆：有一次寒冬深夜，卢绪章给他一元钱，请他去给自己买个烧饼充饥，但通讯员害怕卢绪章公务繁忙吃不饱，私自掏钱买了半斤牛肉。卢绪章看到后坚决不要，只拿走一个烧饼、一个茶叶蛋。此外，彼时公司也给卢绪章配备车辆和司机，但他从来不会公车私用，家里有什么私事儿，他都乘坐公共交通出行，从来不用公车。

卢绪章曾受到妻子等家人的误解。卢绪章每次为八路军办事处兑法币、装药品，不便让旁人搭手，就让妻子帮助搬运、保管，但是因为有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卢绪章也自觉用理智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没有向妻子透露半点机密。

卢绪章在对周恩来总理的回忆文集中，曾表示：“有一次，我在红岩村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卢绪章对子孙后辈的教育和约束也是一丝不苟，要求孩子们必须靠读书上进自求出路，对后代的生活要求也几近严苛。比如在搬回上海后，彼时已上中学的卢绪章大儿子要求买辆自行车，卢绪章则教育孩子：“上学走路也是锻炼，有什么不好？小小年纪，不能只想舒服。”

大儿子却很生气：“我只想舒服？你难道不想舒服？你天天大宴小宴，你让我和穷人家孩子比，你为什么不和穷人比？”卢绪章被孩子的喊叫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为了孩子好，又不能说出真情，真是有口难言。后来，卢绪章大儿子得知真相后才理解父亲良苦用心。

后来，卢绪章的6个子女，都牢记父亲的嘱托，“自食其力、不靠父荫”，依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成才，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优异成就。而在1995年，卢绪章逝世时，银行个人存折上只剩下一万多元，既没有房产，也没有私车。（北京时间财经 袁应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