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后，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转变，彭德怀突然成了“万恶不赦”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思考着上至国家政策，下至百姓生活的问题答案。
为了检验自己的观点对错，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实践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粮食可行性。彭梅魁，彭德怀的侄女，彭德怀大弟弟的女儿。彭梅魁虽然百分百相信党，在政治上跟伯伯划清了明确界限，但在生活中，还是一直照顾着已是孤单一人的伯伯。
在庐山会议文件内容传达下去时，彭梅魁也看到了，心里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上面的话她都信，因为那是党的话。看过后，彭梅魁一夜没睡觉，因为她丈夫不是党员，这又是党内秘密，所以她没跟丈夫讲，默默独自消化着。
彭梅魁虽然信那些话，但她有个大大的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革命了这么多年，从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彭梅魁认为，自己在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就行，现在不能不管他，自己这样做是缺少人性的，是对不起伯伯和父亲的。
第二天一大早，彭梅魁找到她的党委书记，主动说出自己是彭德怀亲侄女的事。这是彭梅魁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自己与彭德怀的亲戚关系。辉煌时，闭口不谈。落难时，主动讲出。彭梅魁顺便问道：“伯伯一生无儿无女，把我们这些侄子侄女当作儿子、女儿关心，十分周到。今后我还能去看他吗？”
这位党委书记不是个不通人情的顽固派，很是爽快地回道：“你能去看啊，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这年9月的一天，彭梅魁来到中南海看望彭德怀。她注意到，伯伯以前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这次见面却是坐在屋里的沙发上。
彭梅魁一进门就喊“伯伯”，但她的情绪没控制住，声音有点哽咽。彭梅魁不知道彭德怀听见没，反正他没答应，也没喊彭梅魁，更不和彭梅魁说什么。彭梅魁自顾自地坐下，一句话不说，也没流眼泪：她用牙齿紧紧咬住嘴唇，防止控制不住哭出来。
过了好一会，彭德怀才开口：“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以后不要到我这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前途，影响你的进步。”彭梅魁没说话，但眼泪还是掉下来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握住彭德怀的手，是安慰，也是依靠。离开前，彭德怀说：“你以后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搬到颐和园那一带。不要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就这样，彭梅魁走了，一句话没跟伯伯彭德怀说。彭梅魁想问的很多，但她不想因此勾起伯伯的伤心，同时更怕说的时候哭出来，让伯伯难过。彭德怀呢？为什么也没怎么说话？
彭德怀比彭梅魁，憋在心里能说的东西多，值得倾诉的东西更多，但是为了不让孩子们的人生和心灵蒙上一层阴霾，他选择了默默忍受，什么也不说。这是彭德怀对后代的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关爱方式。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没有将新的住址告诉彭梅魁等小一辈。但在彭梅魁边走边问的努力下，还是找到了彭老总的新家。
彭德怀不想连累彭梅魁等孩子，不想把她们牵扯到自己的落难人生。彭梅魁则是不想伯伯彭德怀一个人孤苦伶仃，过得那么苦。
彭德怀的问题，真的只是对人民公社、“大跃进”看法上的不同那么简单吗？彭德怀与毛主席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毛主席在当时对彭德怀的处理，到底是根据什么进行的？彭德怀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不管怎么说，对彭德怀的批判确实是太过头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