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一天，延庆县公安局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这个电话不仅打破了午夜的宁静，更是让整个延庆县的警务系统瞬间紧张起来。电话中说，第二天将有一列特级专列通过延庆，要求采取＂特级警卫方案＂。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下达了死命令：保证绝对安全！然而，就在专列通过的那天下午，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有人在钢轨上放置了石头。这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却牵动了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神经。究竟是谁在专列必经之路上放置了石头？他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会在重重警戒下还能得手？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特级专列的警卫部署
1954年4月11日深夜，延庆县公安局的值班室内，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那头传来了公安部八局的紧急指示：次日将有特级专列通过延庆县境内，要求采取特级警卫方案。
接到通知后，延庆县公安局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局长张明山连夜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根据特级警卫方案的要求，制定了详细的警卫部署计划。按照规定，沿线每一公里都必须安排警卫人员把守，复杂地形和重要路段则需加倍布防。
从南口到康庄，再到怀来县这一段铁路线，全长近70公里。但当时的延庆县公安局、康庄派出所和青龙桥派出所全部警力加起来也只有40多人。面对人手严重不足的情况，公安局不得不向县委请求支援。
当晚一点，县委书记罗林接到电话后，立即指示组织部调集25名政治素质过硬的干部支援。这些人包括县里的科长、区长和区委书记等骨干力量。为了确保警力及时到位，组织部连夜派人挨家挨户通知，要求所有人必须在凌晨三点前到公安局报到。
在等待增援人员到位的同时，公安局领导与铁路部门进行了紧急对接。双方明确了责任分工：铁路内部的安全由铁路部门负责，路外的安全由地方公安机关负责。同时，还特别制定了铁路沿线重点路段的警戒方案。
凌晨三点，所有执勤人员在公安局集合完毕。局领导对他们进行了任务布置和思想动员。每个人都被分配了具体的执勤位置和负责区段。当时的交通工具十分短缺，公安局的自行车都不够分配给每个人一辆。有的人只能借用老百姓的自行车，有的人甚至需要步行二三十里路才能到达指定岗位。
天还没亮，执勤人员就开始了铁路沿线的安全检查工作。他们重点排查了铁路道口、桥梁涵洞、两侧灌木丛等容易藏匿的地方。对过往的行人和车辆进行盘查，发现可疑情况立即处置。此外，还在各个重要路段设立了临时观察哨，组织了流动巡逻队，构建起了一个严密的安全防护网。
为了统一指挥，专门在沙城站设立了此次专列警卫的指挥部。指挥部下设联络组、警戒组和机动组，负责协调各方力量，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同时，还抽调了一支10人的应急小分队，配备了通讯设备，随时准备处置紧急情况。
二、罗瑞卿的警卫理念与实践
1954年初，罗瑞卿在一次公安部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保卫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他强调，新中国成立后，敌对势力转入地下，暗杀行动成为他们的重要手段。作为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将首长安全工作放在首位。
在一次与各省市公安厅局长的座谈中，罗瑞卿详细阐述了他的警卫工作理念。他指出，警卫工作要做到＂三个前置＂：情报工作前置、警戒布防前置、应急处置前置。每次首长外出视察，他都要提前派人实地勘察路线，研究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从1953年开始，罗瑞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警卫工作制度。他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建立警卫工作档案，详细记录辖区内的地形特点、社会治安状况和重点人员信息。同时，还组建了专门的警卫情报网络，及时掌握可能影响首长安全的各类信息。
在具体工作中，罗瑞卿经常深入一线指导。1954年2月，毛主席准备去武汉视察。罗瑞卿提前一周到达武汉，亲自查看长江沿岸的警戒部署。他发现江边有几处废弃码头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立即要求加强巡逻力量，并在重要位置增设了暗哨。
罗瑞卿特别重视从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他多次组织公安干部学习研究列宁遇刺案等历史案例。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说：＂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敌人可能采取的暗杀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必须提高警惕，严防死守。＂
为了提高警卫人员的业务素质，罗瑞卿还创办了专门的警卫培训班。培训内容包括情报收集、现场警戒、应急处置等实战技能。他经常亲自到培训班讲课，强调警卫工作既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要有过硬的专业本领。
在日常警卫工作中，罗瑞卿建立了＂双重保险＂制度。即每项警卫措施都必须有备用方案，重要岗位必须有替补人员。他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定期进行突发事件演练，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反应、有效处置。
1954年3月，罗瑞卿组织修订了《特级警卫方案》，进一步细化了各项工作规范。方案规定，特级专列通过时，沿线必须实行全封闭警戒，重点部位要设置三道警戒线，机动力量要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这些规定为后来的专列警卫工作奠定了基础。
罗瑞卿还特别注意发动群众参与警卫工作。他提出＂专群结合＂的工作方法，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发动沿线群众协助警戒。在他的倡议下，许多地方建立了群众护路队，成为专业警力的有效补充。
三、意外事件的突发与应对
1954年4月12日上午10时许，专列即将通过延庆县境内。就在这关键时刻，沙城站北侧三公里处的巡线员王德明发现了一处异常：在一段弯道的钢轨上，放置着几块棱角分明的石块。这个发现立即通过步话机报告给了指挥部。
指挥部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张明山局长带领机动小组火速赶往现场。经初步勘查，这些石块重约五六公斤，被整齐地摆放在内侧钢轨上。现场还发现了几处脚印，显示这并非自然掉落，而是人为放置。
时间紧迫，专列已经从北京站发出。指挥部当机立断，采取了三项应急措施：第一，立即组织人员清除石块，并对整段线路进行地毯式检查；第二，增派警力在该路段两侧设置临时观察点；第三，派出便衣人员在附近村庄走访，排查可疑人员。
与此同时，延庆县委得知情况后，立即调派了一支由民兵组成的应急队伍支援。这支队伍由30名老党员和退伍军人组成，他们分成三组，配合公安人员对铁路沿线进行警戒。县里还紧急抽调了两辆解放卡车，用于机动力量的快速调配。
为确保万无一失，指挥部启动了专列临时改道预案。这是此前罗瑞卿特别强调要准备的备用方案。铁路部门迅速对备用路线进行了技术检查，确认可以使用。站长王树林立即与沿线各站联系，为可能的线路改道做好准备。
各部门通力协作的场面令人印象深刻。铁路工务段派出了技术人员，对事发路段的钢轨、轨枕进行专业检测。县气象站提供了实时天气情报，确保视线良好。邮电部门开通了临时专线，保障指挥部与沿线各点的通讯畅通。
更值得一提的是群众的自发参与。事发后，沿线村庄的群众纷纷加入了警戒行列。白庄村的村民自发组织了护路队，有的村民骑着自行车沿线巡查，有的在制高点瞭望，还有村民主动提供可疑人员线索。
专列通过前半小时，指挥部对全线进行了最后一次安全确认。各个关键路段都增派了警力，在重要路口设置了临时检查站。机动小组携带无线电对讲机，在专列经过时沿线伴随警戒。县公安局还在制高点部署了狙击手，以防不测。
最终，经过各方通力合作，专列安全通过了延庆境内。但这起石块事件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公安部随即派出专案组进驻延庆，开展深入调查。这次事件也促使相关部门对专列警卫工作进行了全面检讨和改进。
在此次事件处置过程中，各级部门表现出了极高的组织效率和协同能力。从最初发现隐患到最终确保专列安全通过，整个过程紧张有序，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部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
四、专案组的调查过程
1954年4月13日，公安部专案组抵达延庆县。专案组由刑侦、技术、情报三个小组组成，成员包括公安部八局的精干警员和北京市公安局的技术专家。专案组组长李国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曾参与过多起要案侦破。
专案组首先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技术人员采集了脚印石膏模型，发现是一双43码左右的解放鞋留下的痕迹。现场还发现了几处碎石和泥土痕迹，显示嫌疑人是从铁路东侧的小路进入的。通过对石块的检验，确定这些石头来自附近的采石场。
为了摸清案发时段的情况，专案组对沿线的群众进行走访。在走访过程中，白庄村的一位老农提供了重要线索：案发当天早上6点左右，他在地里干活时看到一个陌生男子沿着铁路走过，此人身材高大，穿着灰色中山装。
专案组随即对附近各村的外来人口进行排查。通过调阅户籍资料和地方派出所的流动人口登记表，专案组发现在案发前一周，确实有几个外地人在当地出现。其中一人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来自河北深州的张某，身高约1.8米，曾在采石场短期工作过。
同时，情报组对案发地周边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发现在1953年底，有三名原地主分子刚刚刑满释放，回到了延庆县。这三人都曾因为破坏铁路设施被判刑。专案组立即对这三人展开调查，并对他们案发当天的活动轨迹进行核实。
为了扩大信息来源，专案组在县城和各大村庄张贴了通告，号召群众提供线索。很快，沙城镇的一位小商贩报案说，他在案发前一天曾看到一个可疑人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此人的体貌特征与白庄村老农描述的相似。
专案组还特别重视对采石场的调查。通过走访工人，他们得知案发前几天确实有人在工地附近转悠，似乎在观察地形。工地的夜班工人回忆，曾在凌晨时分看到一个人影在工地边缘活动，当时没有在意。
在对各条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后，专案组将侦查重点锁定在张某身上。通过调取火车站售票记录，发现张某曾在案发前一天购买过一张去北京的车票，但并未乘车。这一反常行为增加了对他的怀疑。
经过一周的调查，专案组掌握了大量证据。他们发现张某不仅与原地主分子有联系，还与一个潜逃的特务嫌疑人有书信往来。在其暂住地搜查时，找到了一双沾有泥土的解放鞋，鞋底纹路与现场脚印高度吻合。
随后，专案组在河北深州将张某抓获。经突审，张某交代了受特务组织指使，企图破坏铁路的犯罪事实。他供述，放置石块只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计划是为后续更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做准备。
通过这条线索，专案组又相继破获了潜伏在华北地区的一个特务网络，抓获嫌疑人12名，缴获电台1部，密码本3本。这个案件的成功侦破，不仅消除了铁路运输的重大安全隐患，也为后续的反特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警卫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延庆石块事件后，罗瑞卿于1954年5月召开了全国警卫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此次事件的经验教训，并着手建立更为完善的警卫制度体系。会议期间，各地公安部门汇报了本地区的警卫工作情况，并就新的警卫制度建设提出了具体建议。
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公安部制定了《专列警卫工作条例》。条例规定了＂四个必查＂制度：沿线必查、车站必查、重点部位必查、可疑人员必查。同时，建立了警卫工作的分级负责制，明确了各级公安机关在专列警卫中的具体职责。
1954年6月，公安部在北京举办了首期专列警卫业务培训班。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卫骨干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现场勘查技术、情报信息分析、应急处置预案等专业课程。培训班还邀请了铁路部门的专家讲解铁路专业知识。
为了提高警卫工作的科技含量，公安部技术局开发了一套专用的通讯设备。这套设备采用了特殊的编码方式，能够保证通讯安全。同时，还研制了便携式路轨检测仪，可以快速发现钢轨的异常情况。
在基层建设方面，各地公安机关建立了专门的警卫情报网。以北京市公安局为例，在铁路沿线设立了多个情报联络站，发展了一批固定的群众情报员。这些情报员主要由退伍军人、老党员和铁路职工组成，负责收集和报告可疑情况。
1954年7月，公安部组织编写了《专列警卫工作手册》。手册详细规定了警卫勤务的具体要求，包括岗位设置、人员配备、通讯联络等内容。特别强调了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要求各地建立健全预警机制。
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各省市公安厅局相继组建了专门的警卫支队。这些支队配备了精良的装备，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支队成员除了接受常规的警务训练外，还要学习铁路专业知识和反特技能。
1954年8月，公安部在河北省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警卫演练。演练模拟了多种突发情况，检验了新建立的各项制度的实用性。演练结束后，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预案。
为了加强部门协作，公安部与铁道部联合制定了《铁路沿线安全保卫规定》。规定明确了双方在专列警卫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同时，还成立了联合指挥机构，负责重大警卫任务的组织协调。
在群防群治方面，各地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如河北省组建了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护路队，在专列通过时协助警戒。山东省建立了＂前三后三＂制度，即专列通过前三天和通过后三天，都要加强沿线巡查。
到1954年底，一个较为完整的警卫工作体系已经形成。这个体系包括组织机构、工作制度、技术手段、专业队伍等多个方面，为后续的警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专列警卫工作逐步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