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于人际关系如此，对于蒋介石一手缔造的蒋家王朝也是如此。

正如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所说：世界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蒋家的权术在历史面前不过是蚍蜉撼树、螳臂当车。

在民主化的大势浪潮下，只手遮天、说一不二的蒋家人迟早会失去对台湾的直接统治。

1948年底，三大战役结束以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

军事上的失利，也影响到政治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也面临挑战。迫于无奈，蒋介石只得黯然下野。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枭雄，在选择下野前，蒋介石做出了政治生涯最重要的决定——让“小委员长”的陈诚取代魏道明，经营台湾。

12月29日，蒋介石下令改组台湾省政府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任命陈诚担任党主席，自己的儿子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这个决定稍显仓促，不是蒋介石深思熟虑的结果。

陈诚当时的回忆是：“中枢发表我为‘台湾主席’，不独事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且也没有正式命令。”

但没想到的是，命运就是如此喜欢捉弄人。以前蒋介石绞尽脑汁的决定往往功败垂成，反而仓促的决定却带来了正面的收益。

1月5日，陈诚就职，并表示将竭力不负所望。

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陈诚这样说道：“此次钧座命职主台……更当尽瘁图效，勉副厚望。”

以一个后来者的眼光看，陈诚在经营台湾上，倒是言行一致，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

陈诚一上任，认为大局恶化，台湾百废待兴，向蒋介石报告了亟待解决的二个问题。

一是赢回台湾人民的民心，“台湾光复三年，一切基础，尚未树立，地方对中央，每多疑惧，人民视政府，无非剥削。”

对此，陈诚建议不要与民争利，应在税收上让利于民。

二是迁移军政机关，陈诚认为要有个全盘计划，除了最重要的军队、党部，其他机关可以暂居闽、粤、赣地区。

这之后，陈诚在台湾完成了土改。台湾的土改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一方面既使得大量农民上升为自耕农，另一方面又以土地债券和公营公司的股票补偿地主。

结果台湾农业超越战前最高水平，土地资本向新兴工商业转化，有了日后经济腾飞的基础。

陈诚自己都非常满意自己的土改政策，他自称：“台湾土改是不流一滴血的革命，不少国家也纷纷效仿。”

除了土改，陈诚还任用了许多台湾籍的青年才俊，让这些台湾本土的年轻人得以进入党、政、军三界，构建了高校的官僚集团。

两项政策，让台湾的经济实现了好转。不过后一条措施也为台湾的未来政治埋下了一个“地雷”、一个隐患。

陈诚内政是强，但他明白自己的权力是由蒋介石授予的，自己不过是蒋介石手底下一个“打工仔”而已。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台湾的一切事务，都由蒋介石一人决定，旁人只有执行的责任，没有决定的权力。

在蒋介石统治的几十年内，虽然经济上，台湾人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可是政治上依旧没有自由。直到蒋经国上台以后，赶上了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潮。

自国民党迁台以来，台湾的“党外势力”就一直存在，只是力量比较分散，形不成气候。

50年代中后期，雷震等人曾企图通过《自由中国》杂志整合反对势力，建立新的政党。但由于蒋介石的武力镇压，最终以失败告终。

6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引起了台湾社会结构和群体开始发生变化，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台湾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力量，从而造就出一个力量庞大的中产群体。

同时，教育的普及，也让台湾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

这些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不满，向往西方的政治模式。

美国也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希望台湾实行美国式的民主政治，有意扶持党外人士反对蒋介石父子。

种种因素不断发酵，在70年代终于有了一定的气候，可以影响到国民党的上层人士。

蒋经国上台以后，为了缓和矛盾，化解“党外势力的”冲击，开始逐步调整权力结构，启用了不少台湾本土的青年才俊。

比如，在1978年，蒋经国就允许台籍官员出任重要职位。

一旦酒鬼尝过汾酒的香甜，就再也不愿喝上一壶地瓜烧了。1977年11月，台湾地区举行新的县市长等地方选举。

台湾的“党外势力”便会大量发放竞选传单，宣传自己的主张，这让国民党如临大敌。

为了击垮党外候选人，国民党在选举中往往会大做手脚，代领投票、故意唱错票、威胁选民等舞弊手段层出不穷。

对此，蒋经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种现象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会引起骚乱，中坜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

支持“党外势力”的选民邱奕彬控告范姜新林在现场舞弊，双方起了争执，最后愤怒的选民为了发泄情绪，竟然放火烧毁了警察分局，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一事件之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大大加快。

历史的车轮缓缓来到了80年代，台湾的“党外势力”以“公共政策研究会”等准政党的组织形式开始进行政治活动。

1986年9月28日，在朱高正的提议下，“民主进步党”提前宣布成立。

“党外”组党，给国民党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悍然镇压，国民党将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可要是不镇压，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党禁”就不攻自破，“戒严体制”就将形同虚设。

面对台湾政坛的激变和美国势力的胁迫，蒋经国敏锐觉察到：“世事在变，局势也在变，大潮要来了。”

可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有顽固分子，面对“党外人士”越来越猖狂的行为，国民党的强硬人士就主张采取高压措施进行压制。

然而，蒋经国却不同意，1986年5月7日，蒋经国在中常会上做出指示，授权所谓的“中央政策委员”“在尊重法治的基础上，加强和各界人士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

这种表态实际上是默许了可以自由组建政党，1986年11月10日，民进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如此举行。

半年之后，国民党宣布“解严”，这一决定让台湾内部的“民主派”信心为之大振，随后宣告成立了新政党20多个。

与此同时，蒋经国还下令，从1988年1月1日起解除报禁，取消民众办报的限制，给言论自由带来了新的生机。

1996年，台湾地区进行了第一次领导人选举，完成了民主转型。

其实蒋经国愿意放弃权力，一方面是其个人的政治思想的确深受西方的影响，追求自由、民主。

他年少时，受“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下，因缘际会在苏联学习、生活了12年之久。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蒋经国本想在苏联学习一鳞半爪，找到中国政治的出路。

然而蒋经国还是错付了，苏联的现实情况和蒋经国梦想中的“乌托邦”还是有很大差别，以至于在接替蒋介石的班底之后，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另一方面，蒋经国内心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家天下”制度的桎梏，培养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和蒋方良夫妇一共生有四个子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蒋孝文是家族长子，一直被寄予厚望。在蒋介石的安排下，曾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又赴美留学。返回台湾后，却患上了疾病，严重失智。

七八十年代，能接替蒋经国的只有次子蒋孝武。蒋孝武，1969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回到台湾后，在蒋经国的安排下，进入台湾的情报系统。

短短数年，蒋孝武的职务就涵盖党务、军特、文宣等许多要害部门。因此，外界传言蒋孝武将是蒋氏一族的政治接班人。

可就在这个关键当口，发生了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

“江南”是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到美国之前，刘宜良曾就读于台湾政治干部训练班和政工学校。

1967年，刘宜良以《台湾日报》特派员身份被派往美国。

期间，刘宜良利用闲散时间，在美国攻读了博士学位。1970年4月，蒋经国来到美国，遇到了刺杀，促使他开始研究蒋经国，还以蒋经国的生平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

1972年开始，刘宜良就以“江南”为笔名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发表有关蒋经国的文章，在华人圈中声名鹊起。

那时，国民党高层人士就对他不满，劝他不要再写敏感文章。

1977年，台湾又一个驻美特派员汪希苓就会见了刘宜良，希望他停止写《蒋经国》传，但双方不欢而散。

1983年7月，美国加州《论坛报》开始连载刘宜良的文章，透露出许多蒋家内部和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秘密。

1984年10月15日，刘宜良被台湾情报部门汪希苓刺杀。命案发生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中发现，蒋孝武很有可能是幕后元凶。

结果一经曝光，美国媒体开启了连篇累牍的攻势，批判台湾当局。

台湾岛内的“党外势力”也添油加醋，攻击蒋经国的“传子”计划，明里暗里给蒋经国施加压力。

无奈之下，蒋经国在1985年8月16日，接受了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主任杜拉波顿的专访。

当谈到职位是否仍由蒋家人士继承问题时，蒋经国公开表示：“我有维护民主法治的责任，至于未来的领导人继承问题，由蒋家人继任，本人从未有次考虑。”

很显然，蒋经国的声明，一方面是为了打消社会各界的猜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应“传子”言论。

可以说，“江南命案”是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击碎了蒋经国“父死子继”的想法，加快了台湾民主宪政的步伐。

1988年1月13日，78岁的蒋经国在台北猝然离世，也宣告着台湾“两蒋时代”的终结。

“蒋氏集团”强人统治的崩塌，让国民党内部瞬间失去了控制派系斗争的核心力量，从而让大奸似忠的李登辉登上台面，导致了两岸越加隔阂。

蒋家王朝的谢幕，是历史合力的必然，应了那句“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参考资料

《蒋经国传》 肖如平 浙江大学出版社

《江南命案》国际展望

《台湾政治转型中蒋经国的民主思想和改革抉择》 宁波大学学报 第26卷第1期

《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 河海大学学报 第7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