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秋，斯诺夫妇受邀访问中国，这也是时隔六年后，他们夫妇再一次到中国。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当年国庆节，斯诺夫妇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当时天安门正在举行新中国成立成立21周年庆典，群众们高举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的画制作的标语大步向前。

毛主席站在城楼上，向下面的群众挥手致意，还对身边的斯诺说：

“你看，这游行的队伍组织的多好啊！”

斯诺这时反问了一句：

“主席先生，您对这些感觉如何？”

毛主席摇了摇头，苦笑着说了一句：

“这比以前是好一些，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

有意思的是，就在两个月后，毛主席邀请斯诺到中南海，期间又谈到了这个问题，斯诺问毛主席当时不满意的原因，毛主席谈的比较多，从当时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直聊到了个人崇拜。

毛主席很诚恳的说，自己其实讨厌个人崇拜，但有时候却必须要采用这种讨人嫌的做法。

毛主席一直以来是比较反感个人崇拜的，但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有时候又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

也正如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后来回忆时曾称：

“主席听大家喊“万岁”，曾经喜欢，也曾经不喜欢；曾经听惯了，也曾经听烦了。“主席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可是总把我当领袖也不行，我受不了……’这句话是对我们许多卫士和警卫战士讲的。是在他休息时，同我们聊天开玩笑，我们有的人拘束，他讲了这段话”。”

中国有漫长的历史，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刚从旧社会转到了新社会，人们骨子里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期，毛主席无疑是改变了中国，改变了这个世界的，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把对他的爱戴渐渐转化成了个人崇拜。

对这一切，毛主席从心底里就表示警惕。

毛主席对于过去的自己，也并不都是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领导中国革命上，他也是一步摔一个跟头，慢慢积累经验教训，从而学会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1945年4月党的七大会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主席就反对把一切功劳都加在他的头上：

“在20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在党务工作上，我都犯了许多错误。”

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事实上，毛泽东思想在几年前便有人提出，而且已经在小范围内公开讨论，并得到了大多数人认可。

可毛主席自己不那么认为。

1943年4月22日，毛主席曾致信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就为自己过生日以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讲了自己的看法：

“生日决心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即便是在党的七大后，毛泽东思想已经明确是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毛主席自己却不愿意让人总是提起。

1952年9月，毛主席在“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中批示：

“邓拓同志，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6年9月，党的八大修改党纲，毛主席又做出决定，他把写入党纲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删掉，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对《毛选》的态度。

毛主席对于自己在建国前的文章结集出版是比较赞同的，为此还做过细致的校订工作，但对于自己建国后的文章，却不愿意出版，他认为建国前的文章都是已经经过事实检验，是成功的经验，可以拿来借鉴，而建国后的文章都是属于探索阶段，成功与否还两说。

尽管有毛主席的明确的指示，但从后来发展情况看，还是不可避免的失控了。

比如，毛主席过去一直反对为自己塑像。

1950年5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毛主席收到了一份沈阳市政府报送的文件。

毛主席当时还很奇怪，因为按照正常的办事流程，沈阳市政府是不可能直接行文到他这里的，为此还问旁边的田家英：

“噢，沈阳市政府有什么大事啊，为什么一定要报给我呢？”

田家英把文件粗略的看了一遍后告诉毛主席：

“是这样的，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市中心修建一座纪念塔。”

毛主席一听，心里觉得很奇怪，因为修建开国纪念塔本身是件不大的事儿，地方政府就能做主，况且也是件好事，何乐而不为，就算沈阳市政府一时之间无法决断，上报给东北局同样也能解决，为什么一定要报到他这里来呢？

“主席，您可能还不知道！”

田家英告诉毛主席：

“他们要在这座纪念塔上，铸上一座主席您的铜像。”

“什么？”

毛主席听后大吃一惊。

原来沈阳市政府计划在开国纪念塔上修一座，毛主席的铜像，为此特意致函给中央新闻管理局，希望他们能提供毛主席四张八寸站像照片，分前后左右不同角度。

毛主席了解这一情况后顿时很生气：

“一张也不给。”

毛主席后来接过文件后，直接就在原件上批示，他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在报告的上端大笔一挥，写下：“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主席批示完，然后大手一挥说：“原件退回！”

“告诉有关部门，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今后，谁再做这类事情，要通报批评！”

这应该是建国以来，毛主席第一次批示反对修建自己的塑像，文件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根据资料记载，这也不是毛主席首次拒绝修建自己的塑像，因为就在同年十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想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一尊毛主席的铜像，毛主席听说后直截了当的表示反对，还亲笔写了封信给周总理：

“不要这样做。”

不过很遗憾的是，即便有毛主席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但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股风气还是没有刹住。

从1967年5月，清华大学竖起一尊巨型的毛主席塑像开始，全国各地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开始大量的建造毛主席的塑像，小到一个毛主席像章，中到毛主席的石膏像，大到铜像。

1967年7月1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部队通知《关于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

“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

毛主席看了文件后十分生气，直接批示：

“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白澜生说：

“我个人估计，全国在1967年到1969年间竖立起近千座主席雕像，仅北京一地就有几十座，遍布中直机关、高等院校、部队大院，现在大部分都拆掉了。”

事实也如此，全国各地修建毛主席塑像的风潮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差不多才停止。

可尽管有毛主席旗帜鲜明的表示反对，但也抵挡不住全国人民对他的热爱。

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回忆，毛主席曾对他们不止一次的讲过：

“你们到处挂像……有的还在大门口塑个像……你们在门口站岗，让我陪着你们站岗。你们两个小时一换回去了，我却仍站在那里没人换，倒成了我为你们站岗了……”

曾负责给毛主席晚年拍摄照片的杜修贤记得，一次他到人民大会堂，发现毛主席的像和标语少了许多，一问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看到以后，大发雷霆，被周总理撤下去的。

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看见四个大门口都有他的挂像，进了里面以后也是到处悬挂他的标语，心里很不高兴：

“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

周总理主持工作，做主把人民大会堂的挂像以及标语撤下去不少，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这一情况做了修改。

1970年12月18日，斯诺夫妇受邀到中南海访问毛主席，那是他在受邀登上天安门两个月后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在这次谈话中，毛主席并没有避讳谈及“个人崇拜”的话题。

“现在不同了，崇拜得有些过分了，一些人在那里搞形式主义。搞所谓的‘四个伟大’，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是讨人嫌的，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这个词，就是教员。我本来就是当教员的出身，在我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我就是湖南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称号都是要一概去掉的。”

不过，毛主席对于个人崇拜，其实是一分为二的考虑的。

斯诺在他的采访文中曾指出：

“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主席对此也给出了个人的解释：

“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毛主席晚年的心态，无疑也是说明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