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岭会议以后，鉴于油山地区情况紧张，我指挥机关及时转移，设在那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莽莽苍苍，遮天蔽日的帽子峰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除了加紧军事"清剿"外，还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我指挥机关的一个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1935年2月中旬，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部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同年5月，他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出重围的七十一团政委，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他的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广东军阀余汉谋的赏识，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三十来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1935年10月中旬，龚楚把他那支卫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派了由地主武装周文山率领的一支一百余人的反革命武装，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像煞有介事地进行"迎击"。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一阵，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后，那些地主武装很快就被"赶跑"了。
这样，龚楚就到处吹嘘他们"击溃"了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加上龚楚又扮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地主武装英勇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和工作团团长贺敏学、游击小队长"猛张飞"，以及我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们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大家感到龚楚的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可是，见他们服装很整齐，除少数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讲的一口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见此情景乃决意迅速动作，先下手为强，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到一起，来个"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出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北山龙西石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贺敏学同志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了。当贺敏学同志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味道不对。他转身要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逃跑，身中三弹，滚下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同志们听了，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都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但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有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当场牺牲了。只有小队长刘矮古和"猛张飞"等八九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往山林里跑，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伤口的血在流，身体又饥又乏，但是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我指挥机关驻地方向爬行。爬了两天两夜，当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时候，被我交通站的同志救了起来。他们报告了龙西石发生的变故。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而被逮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官做。"何长林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丹眉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翘起大拇指说："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于是，何长林就把他们带到我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守候。
我指挥机关侦察班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出身，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担任。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人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少华、丁上淮等五位同志在从丹眉坑买米回家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少华同志机警地问。
何长林已从问话中听出是吴少华同志的口音，却假意问："你是吴少华同志吗？"
"是我，"吴少华同志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已慢慢地走近来。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扭住吴少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同志。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米倒了一地，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后面的我侦察班三位同志，也急忙撂下米担，滚下山去。那个家伙朝着他们打了一阵子乱枪。
他们抓住了吴少华同志，把他佩带的手枪下掉了，还把他身上的纸烟也给搜走了。吴少华同志愤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龚楚、何长林听了，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假惺惺地把撒在地上的米，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说："白花花的米倒在地上，太可惜了。米珠薪桂，你们出去搞米多不易啊！"
何长林与龚楚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后，对吴少华同志说："龚参谋长是刚从湘根据地来的。"这时，龚楚带的那支卫队，已站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何长林指着那支卫队说："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原来，吴少华同志戴的那顶斗笠，是不久以前，从"铲共团"手里缴获的，斗笠上"铲共团"那几个字，一时还没有来得及销去。
吴少华同志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内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对付他们，便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把枪还给我。"龚楚吱吱唔唔地应付了几句。
何长林接过话说："龚参谋长刚从湘南回来，有重要事情向老周和老刘同志（当时项英同志化名老周，陈毅同志化名为老刘）汇报，请你给他带路。"
吴少华同志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侦察班长，怎会不知道呢？"两个叛徒收敛了奸笑，反问道。
这时，吴少华同志感到要脱身已很困难，好在丁上淮等四位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之计。
于是，吴少华同志在前面走，两个叛徒和他们的卫队在后面跟着。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少华同志站着不愿再往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代呢？"
龚楚当即让他身边的一个家伙，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少华同志，吴接过一看，见里面压满了子弹，而且是支新枪，心中暗暗高兴，于是继续朝前走。
"司令部好多人哪，武器多不多啊！"龚楚边走边陪着笑脸探问道。
吴少华同志意识到这是在向他探听虚实，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少华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司令部的人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一百余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三百来人，有四十几支驳壳枪，三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三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少华同志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那几个家伙把子弹退了出来，并要吴少华同志带着他们继续朝前走。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少华同志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少华同志答。
龚楚听了，非常恼火，但又不得不照着做。他命令他的卫队停止前进，只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着吴少华同志前进。
当吴少华同志接近岗哨时，他想尽各种办法，示意哨兵：跟来的不是好人。当他走到哨兵跟前时，喘着气，指着身后的匪徒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
哨兵朝坡下打了三枪，向指挥机关报了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这时，吴少华同志也掏出枪来射击，但没有打响。原来敌人还给他的那支新枪，撞针早已卸掉了。
敌人也开了枪。吴少华同志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了。
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却没有冲上山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仓促地命令匪徒撤走。
第二天，我们与吴少华和侦察班同志，在隐蔽的地点汇合了。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叛徒因怕山上真有那么﹣支河东开来的游击队，实力雄厚，不敢上来，就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到指挥机关驻的棚子去侦察，见里面一切原封未动，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吴少华同志的"空城计"成功了。
项英、陈毅同志表扬了吴少华同志的机智勇敢，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估计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指挥部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大肆"清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
二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估计。叛徒龚楚与何长林的阴谋破产后，并不死心。他们带着反动军队在我们指挥机关驻地附近，日夜搜查；在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布下层层岗哨，严密封锁；还贴布告，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后来又进一步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有的甚至加以杀害，使北山的党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与损失。好在当时项英、陈毅同志早已经和我们一起转移了。
在我们从北山转移回到油山的途中，要经过著名的大梅关。大梅关坐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远看群峰耸立，绵延不绝，宛如天然的屏障。一条鹅卵石路迂回蜿蜒，直达关楼。路的两旁，青藤披蔓，油茶成林，古木参天。关口只露出一线蓝天。在关楼的南北两面。分嵌着"南粤雄关"和"岭南第一关"几个大字。越过"南粤雄关"，往下一看，就是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一条公路从大余县城伸出，弯弯曲曲地通向广东南雄。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北山后，日夜穿行在深山密林中。当我们接近南雄大余公路时，透过树丛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军火和敌军的军车，往来奔驰。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辆小汽车一掠而过，里面坐的多半是粤军第一军的军官。
我们避开公路上国民党的军车，趁一个月黑夜，悄悄地越过了公路线。在山里行军，也是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我们的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们在山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前进的路。行军大多是在黄昏后起步，因为天太亮时，怕被敌人发现；天太黑时，又什么都看不见，不便于行动。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月光的夜晚，是最有利于行军的了。
行军中常常遇见陡壁。我们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身子底下是千丈深谷，稍一失手，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我就手拉手，互相搀扶。也有的时候，藤子太高，我们就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上，去抓住藤子往上攀。
遇到下雨的日子，山路很滑。当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和一些年轻的战士一样，脚一打滑，马上就能抓住旁边的什么东西，把身子稳住。陈毅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又拖着一条负伤的腿，常常摔跤，有时一滑便滑到山下去了，我们打趣地说他"坐飞机"。
偷越大梅关后，我们在树林里休整了几天，才继续前进。从梅关下边前行五里，向右一拐，走进山坑，就到达仙人岭脚下了。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仙人岭时，朝北一望，大余城一带，万家灯火，好似点缀夜空的繁星，闪闪发亮；朝南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仙人岭下面，树林茂密，而山顶上却只有荒草，无法隐蔽。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大家走得实在太累了，便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直到东方露白才醒过来。醒来后，陈毅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大家正在说笑时，突然发现一只斑斓的老虎，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山洞里。也许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这只猛虎正在酣睡，当它醒来时，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侵犯我们。当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它时，它径自跑了。
不久，从山下古驿道上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和操练的口令声。这时，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则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于是，大家就在石坳里捱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才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陈毅同志曾写有一首《偷渡梅关》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的确，在敌人重兵"清剿"下，月夜转移，攀藤附葛，巧妙地通过敌人据守的梅关要隘的这段经历，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北山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三
国民党消灭红军游击队的方针是"恩威并用，剿抚兼施"。为此，他们在武力"清剿"的同时，颁布了《修正共产党人自首法》、《招抚投诚赤匪办法》等反动法令，以图把红军游击队中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拉过去，进而瓦解消灭红军游击队。为了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反"清剿"的同时，积极开展了反叛徒斗争，这是我们从"北山事件"中吸取的一条重要教训。
我们按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拟订了《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在红军游击队中进行气节教育，号召大家向那些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同志学习，坚定革命意志。同时，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一）对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他能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去了，还千方百计去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二）对那些在艰苦斗争环境下看不清前途，留下武器，悄悄走了的，不算叛变。比如，我的警卫员留下驳壳枪，"不辞而别"。他出去后，没有做什么坏事，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叛变，也没有去追究他。（三）对那些离队后要求归队的人，我们表示欢迎，归队后不歧视。归队的同志一般表现不错，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四）对自动离开革命队伍并有一般劣迹的，则通过其亲属做工作，争取其中立，不做危害革命的事情。（五）对极个别顽固不化、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予以镇压。
陈毅同志曾多次同我们讲："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吆！靠这种办法是无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有一次，陈毅同志还在会上对大家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同志这么公开一讲，战士中间立即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北山游击队的一位侦察班长叫刘燕青，听了陈毅同志的话，坐不住了，站起来作了现身说法。原来，他表现还不错，无论侦察、作战，都很机智勇敢。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动摇逃跑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游击队来了。因为他毕竟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雇农子弟，在党的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当他一旦脱离了革命队伍．就像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空虚、害怕，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刘燕青同志讲了这个过程后，陈毅同志当即表示欢迎，同时对他的动摇逃跑，也作了善意的批评。不少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说不走了。有的还是要走，但让他走后，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
巩固内部，还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若是让品质不好的人背，便等于给他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展开民主讨论。一天，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人敌人手里。"干部、战士们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分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以后打土豪得来的钱，也由大家分开背。
巩固内部，还要坚持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为此，项英、陈毅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他们在作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彻底地讲清楚，既讲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也讲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现实是困难的。只有对当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许多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一次作报告时，他们还特别强调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