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国难家仇走进东北军

我的祖父那代人连同他的上辈家中无读书人，祖父从商不识字，连往来账目也看不懂，终受人欺，故下决心供我父亲、伯父上了几天学，他们虽然识字不多却给家族注入了文化"机制"。等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送我上了学堂。我从家乡的小学一直念到北平，一念就十二、三年。

祖父盼望我能够学业有成，理家兴业。没想到，日本鬼子来了，中国人陷入灾难之中，我的家也遭了殃。

当时，我已参加八路军不在家乡。日本人占领了离我家三里地远的一个小镇子，下乡抢粮、抢东西，还把邻居一个姑娘给强奸了。

祖父为人正直是十里八村有名望的人，大事小情他都出面主持公道。他说人心是一杆秤，是非曲直都归天理管，天理难容的事情发生了，就要讨个公道，为了公道他豁出命都不在乎。

祖父要向日本人讨公道。

他手里拿的是件上量天下量地的"武器"。

他拿着这个武器就去找日本人。

日本人也害怕了，这些杀人强盗，冷兵器热兵器都见过，就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原来祖父手持一杆秤东西的大秤。

祖父举起大秤杆如举起正义的天理，如高扬起讨敌的旗幡，像一头雄狮冲向全副武装的入侵者。

凶恶的敌人举起了刀。祖父临死前才知道，用天理是难同野兽讨回公道的。祖父惨死在敌人刺刀下。

祖父的血洒在家乡的土地上。

他应该是个烈士，更应该是个民族英雄。

有座丰碑在巍然矗立着，而且永远地在岁月长河中屹立着，这座碑就在我们翟家后人心目中。其实，中国有千千万万人没拿枪杆子与入侵者搏斗的英雄。他们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那埋在地下的座基。祖父的死起到了以血醒民的作用，凝结起乡邻们对敌人的血海深仇。

祖父的壮烈义举是我们翟家抗敌的一面旗帜，使我们后人走在抗战路上牢记着国恨，家仇。祖父是每代翟家人永远醒目的坐标，昭示战路上牢记着国恨，家仇。祖父是每代翟家人永远醒目的坐标，昭示家传的辉煌！

我1935年在北平上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8年入党，抗战爆发参加八路军。不久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在这期间，党组织派我到师工作。

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去找在这个师工作的王维平（即王振乾）和张胜平。还指示我们，如果找不到就设法补名当兵，然后慢慢接关系。和我一同去的还有林志恒。

当时一一一师驻扎在山东莒县城南王家庄，我去时部队正在组织攻打诸城的战斗。王振乾随常师长在前线，我就托熟人帮忙报名在工兵营当了兵。

几个月后我才与王振乾接上关系。

那天，我们营来了个军官，肩背皮包，手里拿个棍子，正和营长谈话，我问营长的马弁："这个人是谁呀？"

"他叫王维平，是师长的秘书。"

趁营长出去解手，我急忙进屋说：

"你是王维平？"

"是啊，你贵姓？"

"我姓翟。"

他听了以后啊了一声。我告诉他说：

"我找你可费劲了，几天才见到你的面"。

说着我从衣角处把接头的字条拿了出来递给他。他看了看说：

"好吧，今天不能讲，明天有一个人来找你，这个人斜着背个皮包，姓张，将来你直接跟他联系"，他把接头的细节讲清就马上离开了。

他就是第一师译电员张胜平。从此，我就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工作。

常恩多说："亏你跑来了"

能在这个部队中站稳脚，首先还要当好兵，言行举止都像个真正的军人。出操、站岗、放哨、摊派勤务都要干好，这样才能广交朋友，利于工作。

我的军人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的职务是连队的文书，当时叫"字兵"。接触上级军官也比其他人方便。

第一次看到常恩多，是我入伍3个月后，常恩多从师部到工兵营视察。他看出我是新来的，用平和的目光望着我说：

"你贵姓？"

"我姓翟。"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翟仲禹。"

"你念过书吗？"

"念过。"

"在哪念书？"

"在北平。"

常师长知道我是文书后，又问了一下在连队的情况，我都一一回答了。

这次见面我印象很深，常师长很清瘦，面容平和中透着冷峻，尤其那双眼睛非常犀利，一看就是个久经沙场的人。

他是个多思的人，这在他眉宇间能够看出来。

我第二次见到常恩多是在战斗中。

我们工兵营在最前沿，常师长的位置紧靠着我们，枪炮声不断，营长要送一封信给常师长，恰巧通讯员不在。

"翟仲禹，你把这封信送给师长，越快越好，注意隐蔽。"

"是！"我接过信急忙向师指挥所跑去。身上的驳壳枪拍打着腰背，我立即用手按住，飞速前进。子弹呼啸着从耳边掠过。

一颗炮弹在不远的地方爆炸。

我的前面是一条河，河水不深，可以踹过去。我毫不犹豫踏着浪花跑着，目标特别明显。

常师长看我迎面跑来，就问身边的人：

"这个人是谁？"

是工兵营的翟仲禹。

在常师长目光注视下，我跑到了他的面前，举手敬礼说：

"报告师长，我是工兵营翟仲禹……"

没等说完，他打断我的话：

"你没跑过来，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你们工兵营有什么事？"

我把报告交给了他。

他看完报告说："亏你跑来了。"然后对身边的人说："给他奖励。"

原来，工兵营长根据敌人炮火情况，让师指挥部立即后撤。常师长马上调整了位置，撤到离主力部队很近的地方指挥。

尽管我是做党的秘密工作，来到一一师，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与普通士兵有区别，可我还是对这支部队有感情，因为这是支有着特殊历程的抗日军队，他们的悲壮的心理基因对我也有感染，我希望这支部队能够增强战斗力，多打胜仗，多杀鬼子，这是我个人的心愿。

祖父的血不能白流。

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中国人其实活得很实惠，他不去欺负别人，也不允许被别人欺负；中国人还有一个最普通的死理，就是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父债子还，有仇就要报，这辈子报不了，下辈子也要接着去讨还血债。

这种承传应称作前赴后继，是入党后把普通的道理升华了，因为追求的目标崇高了，不是只为个人报仇，要为民族，为国家，最高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

我真正参加战斗是在东北军，真正第一次冒着敌人炮火奔跑的场面是在常恩多的眼皮底下，许多战斗实践和当兵的底子都是在这支部队打下的。

所以，我总觉得我青春岁月是伴随着一师走过来的，无法分离这种亲缘的关系了。

对这支部队的感情还来自对常恩多的敬仰和钦佩。

开始我觉得这个师长是军阀部队出来的，是中将师长，不是容易见到的。他一般出来都带着警卫排，还有两个警卫员跟着他，他自己手中拿着棍子，围着村子、树林和其他地方转一转。后来发现他是一个很随合的人，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路遇到老百姓挑担子的他就让路，还一边走一边聊天，问一问老百姓的疾苦。

他对我们党派去工作的人很好。帮助我们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他不知道我是不是党员，但是他有判断力。他对我们很关心、爱护，有时走到工兵营，遇到战士就扯一扯，了解情况，问他们学不学习，学什么，唱什么歌。有时间他也经常去看演出，那个时候我们经常上演的一个戏名字叫《反正》，内容是军阀部队比较进步的军官，参加革命的事儿，他看完戏还带头鼓掌。他是个好师长，是一个清白的人。旧军队的贪污、叫喝兵血成风。那时候，军阀不干这个事的不多，常恩多从不喝兵血，很廉洁，直至他死的时候家里没有什么钱。

我是"二·一七"事变时被扣押的，当时坐牢、杀头是常有的事。不过我们也自信，相信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斗争，最后因为没有证据，他们被迫释放了我们。

第一次带兵打日寇

我离开一一一师，回到了中共山东分局报到，很快我就被分配到起义的东北军五十七军独立旅。这是"二·一七"事变后成立的一支部队，是以一一二师六六二团一连为基础扩建起来的，是党领导的队伍。党给我们的任务是发展部队。在我们所在区杨区长很有名，区里的部队组成了一个营，杨区长的儿子杨庆福任营长，我就到这个营，任副营长。这支部队素质好，作战很勇敢。我在名义上是副营长，在内部叫指导员，就像现在的教导员，负责思想工作。

这支部队活动在赣榆以西，紧靠连云港一带，待机歼敌。

一次，据可靠情报，日本鬼子有一个小队出来"扫荡。"

我们决定伏击敌人。就把队伍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

这里地形很复杂：一座山丘，下面是水塘，水塘与山之间是一个打谷场，谷场旁边有路，从水塘边穿过。卡住这条路就使敌人一面临水，一面靠山，便于我们施展火力。我们作了这样的兵力布置：一个连埋伏在靠水塘边一侧的山腰，另一个连由营长率领在水塘边，我带领预备队。果然敌人进了我们的包围圈，战斗打响了。

敌人很顽强，他们的枪法也很准。

战斗中，营长指挥部队，从掩体后面探出头去遥望时，被敌人子弹击中牺牲了。

我得知消息立即赶到前面指挥战斗。

这是我第一次指挥部队与日军交火。当时还是很镇定，没有畏惧感，因为这是到了你不杀他他就杀你的时候了。我指挥战士们两路夹击，一顿手榴弹把日军压到场院里去了。

这正是事先预料到的，我们形成了合围。敌人拼命抵抗，身边不时有战士中弹倒下，但是我们人多，一下把日军打得躲进了场院的屋子里。

日军在屋子周围都挖出了枪眼向外射击。

怎么办？

用火攻！

我们把高粱秸点着往屋里塞，敌人呛得受不了就往外跑，我们就用手榴弹把敌人消灭了。

这个小队的敌人共15人，只跑了1名回去报信。很快，敌人增援上来了，我们损失也不小，牺牲了20几人。但是，能在一次战斗中消灭一个小队日军，也是一次"大捷"了。

第三天，我们祝捷，但是庆功会和追悼会一同开了。最感人的场面是杨营长的父亲激动得在台上给大家磕头。他说自己的儿子死得光荣，是杨门骄傲。乡亲们群情激奋，爱国热情高涨。战士们豪情奔涌，开成了一个抗敌誓师大会。如今，杨营长儿子，孙子都健在，这是英烈之家。

打完这个仗后，组织上派我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学习期间部队整编，旅变成团，原一营营长江潮当团长，我当副团长。我赶回部队后又返回学校学习，后来传来"八·三"起义的消息，我从抗大调到起义部队，就在六六六团当指导员，对外叫新一一一师。

我开始在万毅师长指挥下战斗了。

1943年6月，叛军（旧百十一师）孙焕才部队撤出山东防务后，大汉奸张步云抢占了孙焕才撤出的地方，勾结日本鬼子侵犯根据地，企图分割开我们胶东、威海之间的交通联系。为了打破敌人的企图，山东军区命令一一一师停止整训，把驻地交给八路军特务团，让我一一一师到滨北。正走在途中，与敌遭遇，六六二团和六六五团部分部队首先在莒县--日照公路上与敌人展开激战，我们从三面向敌人发起进攻，歼灭敌人数百人。六六五团和独立团在"街头"与张步云的一个营战斗了一昼夜，歼灭敌人200多人，收复了"街头"，冯家小庄、迟家庄一带，这样我师到了滨北，配合十三团建立根据地。

遭遇战后，敌人企图在雁东岭设据点，修炮楼。上级命令一一一师的六六二团佯攻陈团附近的雁东岭。这样，陈团的敌人一定会增援，六六六团在陈团、去雁东岭路上有的一条小河伏击敌人。

敌人真的来了。有50多个鬼子和500多名伪军。

我们突然开火，敌人的日军指挥官被击毙，这时敌人队伍乱了。汽车在桥上被打坏也走不动了，桥的两边都有敌人。双方绞在一起，我们和敌人拼起刺刀，展开了肉搏战。

这次战斗，我负了伤。可是，负伤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疼。关于搏斗的细节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战斗场面的惊险，紧张。

由于短兵相接，战斗十分激烈，日军叽哩哇啦叫着，借助"武士道精神"顽抗，我军打得比较灵活，双方互有伤亡。当时一个个头不太高的鬼子用刺刀向我刺了过来，刀尖扎在我右前胸上，当他还没有来得及拔刺刀的时候，我一挥手中的驳壳枪将他打倒。

刺刀在鬼子倒下一刹那拔了出来。

这时又一个鬼子向我开枪，我一转身跳到身边的小水塘里。

这一枪打在了我的腿上。

子弹至今还镶嵌在里面。

当时我还不知道受伤，穿过附近的高粱地，爬到了山冈上，这时天已快亮了，我看到鬼子上了汽车，死的也装上去，活着的人脸朝里站着，低着头，这是当官的被打死了，正默哀呢。敌人走了，我就下山了。正好遇到我们部队，战士们看见我就喊"指导员，你怎么满身都是血？"这时，我才知道腿受伤了，腿一软，坐到了地上。战士们赶紧找来一块门板，把我抬下去。这次战斗打了不到一个小时，一一一师就控制了"街头"地区，从此和十三团共同建立了滨北根据地。

这期间在一次打伏击时，一连一名指导员黄增祥牺牲了，但引起大家议论纷纷。原因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敌人打我们，我们中弹后人会向后仰，他却向前趴着。大家怀疑是我们这边人干的。到底是谁呢？连队里有一名从伪军"解放"过来的俘虏兵，平时表现非常不好，大家都叫他汉奸，指导员以前也批评过他，他这时很慌张。找他谈话时问他："你离指导员很近，他是怎样牺牲的？"他只好交代了是他打的黑枪。部队驻扎龙古时，他被看押起来。军区命令枪毙他，并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枪毙，不是因为他是俘虏，而是他在战斗中图报复打黑枪。当时，一连长范天恩同志也受伤在龙古，一听说要枪毙，就找了一口铡刀，把他铡了。后来连长遭到了军区的批评，认为这样做违犯了政策，共产党的队伍应该按政策办事。

我在新师长万毅指挥下进行的战斗次数较多，到路东后准备反"扫荡"，我所在的营作预备队，当时正是秋收的时候，早晨起来听到重罗山方向有密集的枪声，我想，还没有交待战斗任务，敌人就来了吗？是不是二十五团交火了呢？

军情如火，不能等待。

那时杀敌心切，没仗也找仗打。

我立即带了两个连赶了上去。

根据枪声判断战斗方位，我指挥一个连绕到敌后，一个连插入敌人侧面，正面的主力部队一个连与敌人咬着，随后赶到的连又从另一侧包抄上来，这一下把日军围在核心，重创了敌人。

战后万毅在大会上表扬过我们两次，说我们营应变能力强，兵力部署的得当。

万毅指挥战斗很有魄力，敢于用兵也善于用兵，在他部下打仗很痛快，他是个主动找仗打的指挥员。我们能放开手打，逐渐积累了经验，指挥艺术也不断地提高。

横山之战，又是一个仓促应敌的战斗。

横山的秋天太阳还是蛮火热的。最躁动的是侵略军的心，他们肆意向解放区进攻，炫耀武力。当时我们已经到六六六团任团指导员了。我们部队驻地离日军较远，派出的侦察员观察敌人的动静。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敌人突然出动了，向我们驻地杀来。

我军侦察员的两条腿跑不过敌人四条腿的马，眼看着日军大队人马绕着山冲过来。

我们团在敌人进攻方向的正面，如果敌人冲下来我们损失就大了，因为我们身后是滨海支队的机关，万毅支队和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

指挥战斗也有灵感，就在敌人向我们扑来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侦察员向我报告，说敌人有出来的迹象。我没等出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立即把部队拉了上去，将一个主力连放到敌人来犯的必经之路上，另几个连呈半圆形安排在两侧警戒山头方向。没想到刚布置好，敌人就发起了攻击，他们用刚占领的山头作依托，向我们猛攻。

我军沉着迎战，敌人只得变偷袭为强攻。

敌人上来的很多，战斗打得很激烈。

万毅闻讯赶到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

我在转移指挥阵地到阻击连去指挥时，在路口碰见了万毅师长，他正往前靠，随同他的是一个排的兵力。

我示意他别上去，告诉他这里离敌人很近了。

可他并不在意，继续向前靠。我到阻击连一看兵力不够，又拿上了两个连去，把敌人死死顶住了，我当时忙于指挥，万毅负伤我也不知道。这一仗打到天黑，敌人被打退了。

万毅在战斗中，一贯是靠前指挥。

他拿着望远镜正在观察战斗情况时，从侧面飞来一弹，击穿了他的面颊。万毅被抬了下去。

战斗仍在继续。万师长这时已是滨海支队的司令员了，他住进了新四军的医院治疗，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滨海支队来。

一个军事指挥员，走正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我有幸在万毅指挥下，打下了军事生涯的基础，在复杂的战斗环境中锻炼成长。我尊重这位老首长，钦佩他战斗作风，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也建立了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在六六六团期间，我与彭景文搭班子，他任团长，我任指导员。我们之间建立了战斗友谊，至今难以忘怀。

【翟仲禹（1919年11月—2002年3月），原名翟家乐，曾用名翟友乐，山东济阳人。1936年参加革命，学生时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曾去前苏联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留学。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抗战时期曾在一一四师的前身东北军当过兵，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历任指导员、团长、副师长、师长、第三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旅大警备区参谋长、二十三军副军长、吉林省军区政委、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离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沈阳军区后勤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