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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美英开始支持苏联的对德战争，特别是美国把租借援助的范围扩大到苏联，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在苏德战争初期，在苏联处于极其困难的战争条件下，这些援助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共同的战争目标下，1942年初，苏联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法西斯联盟。但是，联盟的建立并没有消除苏联与美英关系中的障碍。
1、西方天然的仇视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后，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重大障碍。十月革命以来，“信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一直就是西欧的梦魇。”意识形态因素虽然没有妨碍西方国家同苏联在反法西斯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但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之后，美国和英国的政界和舆论界都没有改变他们的反苏反共立场。美英只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才决定联合苏联，才决定向苏联提供一些援助。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丘吉尔在宣称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的同时，仍然宣称，“在过去25年里，没有人比我更加始终一致地反对共产主义。凡是我谈过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话，我决不收回。"
美国援助苏联的目的也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正如1947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加里曼在谈到美苏战时军事合作的时候所说的，在这一合作中，美国人的目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红军可以摧毁希特勒的力量，而美国人就不必自己做这一困难的工作。罗斯福不希望美国军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再次流血。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舆论仍然对斯大林同希特勒达成的协议记忆犹新，许多报纸杂志、国家领导人和社会领袖的许多言论，都对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表示了深刻的厌恶，甚至希望苏联和希特勒德国相互厮杀。苏德战争的爆发再次使苏德于1939年签署的条约成为美国舆论界关注的焦点。
1941年6月24日，《堪萨斯报》转载了美国著名政论家休·约翰逊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指出：
“许多观察家都相信，斯大林的战略是非常狡猾的，这一战略的实质是：静待英国、或许还有美国、日本相互摧毁或相互厮杀、相互削弱。”该文认为，在苏德条约签署之后，斯大林“使希特勒有机会夺取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俄国人也得到了好处，他们夺去了部分波兰领土，夺去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些小国家。”
同时，美国的一些地方媒体又再次提出了关于苏联领导人煽动世界革命的问题，并且强调说，这是他们反对向俄国人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最为充分的理由。
《堪萨斯报》写道：
“许多高级官员，其中包括深得总统信任的哈利·霍普金斯和埃夫里尔·加里曼，都在暗地里诅咒苏联的体制。”
该报认为，对苏联体制的肯定看法是应当受到指责的，“虽然德国入侵了苏联，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因此而支持斯大林推行世界革命。”
报纸指出，苏联反对德国的战争，目的不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而是为了苏联的生存。即使一些报纸认为，美国可以向苏联提供其对希特勒作战所必须的弹药，但同时也认为，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必须支持斯大林对其统治体系的看法”，该报强调说，该文所表达的上述看法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看法”。
美国舆论界许多代表都相信，美国和苏联政治体制的差别是两国改善关系不可克服的障碍。
1941年10月16日，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西雅图召开了第61次会议，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比劳工联合会领导人的报告具有更强的反对共产主义倾向。决议指出：“斯大林对欧洲国家取得胜利的后果与希特勒对欧洲国家取得胜利的后果一样严重。”
决议强调说，共产主义“像过去一样，对美国的制度仍然是非常危险的”。美国的社会舆论对于同“共产主义俄国”结盟的前景的看法非常警觉。休·约翰孙认为，美国共产党渗透进工人组织，是为了破坏美国的经济，并为世界革命做准备。
就连实施租借援助法案的美国驻英国代表加里曼，也在通过路透社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指出：
“现在美国绝大多数人都很清楚，帮助俄国人反对纳粹的侵略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2、英美两国需要的“投名状”影响美国对苏看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关于教会在苏联的地位问题。美国的许多人曾多次就这个问题对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本人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在苏联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美国的一些人士看来，斯大林主义与无神论是结合在一起的。
1941年7月1日，一名记者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同我们极端厌恶纳粹军事机器相比，我们也极其厌恶斯大林主义。我们应该仇视斯大林主义及其无神论学说。”
极端反苏主义、极端反斯大林主义渗透进了美国资深观察家的每一话。…这些看法，在美国非常流行。
甚至在美国的国家机关和政治机构也是如此。在对苏联人民来说最为悲惨的那些岁月里，美国的保守人士鲜明地形成了如下立场：
让德国和苏联、希特勒和斯大林尽可能长时间地相互战斗、相互厮杀，当德国和苏联都筋疲力尽的时候，美国再积极地参与战争。
美国参议员、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也宣称：应该让俄国人和德国人厮杀尽量长的时间。
在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堪萨斯州议员凯珀宣称：
在我看来，同斯大林建立联盟的危害只是比同希特勒建立联盟的危害相对小一些……只要这两个独裁者相互厮杀，美国就能够巩固自己的国家安全，能够作好用武力应对各种事件的准备。
美国国内的反苏浪潮，虽然没有动摇罗斯福向苏联提供援助的决心，但不能不对罗斯福政府的对苏政策施加一定的影响。
因此，罗斯福特意通过其密友和处理特别重要问题的私人助理，加里·霍普金斯以总统的名义向苏联提出了解散共产国际以及与俄罗斯东正教和解的问题。
罗斯福在信中表示，为了排除反对派对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的障碍，以及保障与盟国在战时的政治合作，这样做是必须的。英国人也存在与美国人上述类似的看法。德国进攻苏联形成了新的军事政治局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领导人开始转变对苏联的态度。
丘吉尔在6月22日通过广播向苏联发出的呼吁中，以及在7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件中都表示，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苏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6月22日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意味着英国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开始支持苏联和斯大林。
即使6月22日英国和苏联自发地结成了军事和政治联盟，这也没有阻止反苏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惯性。战争期间，英国的一些政治势力仍然在强烈地批评苏联和斯大林，抱怨斯大林曾同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愿开辟第二战场，帮助苏联。
在莫斯科战役最紧张的时刻，丘吉尔给英国驻苏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的信件中写道：
“当他们（苏联领导人）同立宾特洛夫签订条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为自己下了判决书，他们使希特勒有了侵略波兰、点燃战火的机会。他们允许法国军队遭受失败，使自己失去了有效的第二战场。”
丘吉尔宣称，“关于第二战场，谈都不用谈。”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丘吉尔虽然宣称支持苏联，但他真正的政治目的却是：在苏联同德国的战争中最大限度地削弱苏联，并使西方国家在战后同苏联的交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总之，苏德战争爆发之后，美英虽然与苏联联合起来，但是，这种联合都是在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在两国的舆论界和政治界仍然存在强烈的反苏反共主义。
随着盟国对德战争的胜利，从1942年底到1943年初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盟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开始日益突显出来，美英对苏联的担忧增加了：二战后的世界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战后的欧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欧洲还是社会主义的欧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对立的制度今后能否和平共处？
实际上，早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美国政界的一些人士就表现出了对俄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担忧，并反对向苏联提供援助。
比如，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惠勒指出：
“俄国的胜利会产生一个共产主义的欧洲”，“美国人是否希望，用我们的金钱来援助苏联，或者让美国士兵同苏联一起作战，而结果则是为了确保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全世界取得胜利？”
随着苏联在对德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这种担忧在不断增加。
正如苏联内务部驻外机构在1943年3月7日和3月10日发往莫斯科的报告所指出的，“现在，国务院领导人毫不怀疑，德国将会失败。美国人开始担心，他们担心苏联事实上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并且，由于这些胜利，一些国家可能会建立起苏联体制。
他们都对共产主义充满担忧，现在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美国是不是在为将来推广共产主义提供帮助。因此，国务院一些领导人的反苏倾向在增长。虽然现在还没有听到有关反对苏联 的具体计划，但是，从国务院一些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可以得出的一个共同的印象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反苏情绪。他们对苏联今后在欧洲的作用充满担心。他们认为，一旦德国失败，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波兰、巴尔干、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将会确立起苏联体制。
英美对苏联的这种担忧影响了他们的对苏政策，并使他们与苏联的关系在1942-1943年出现了危机。
3、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背后这些危机首先表现在第二战场问题上。第二战场的开辟对盟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1942年5月29日，在莫洛托夫对华盛顿进行访间的时候，经过同罗斯福和其他美国最高军事领导人进行的谈判，苏美两国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出，“双方就在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这一刻不容缓的任务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
但在苏德战线正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的1942年，盟国迟迟不顺开辟第二战场。
在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美国也放缓了对苏租借物资的供应，苏联与美英的租借援助的供应问题上的矛盾开始突出起来。
苏联与美英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和租借物资援助问题上的矛盾反映的是美英对苏另外的一种战略意图：让苏联与德国相互厮杀，尽可能地削弱苏联，以便在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上取得优势的地位。
对于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意图，美国学者约翰孙认为：
“丘吉尔和英国人企图越过地中海，在意大利登陆…以便获取一个基地，为他们战后在政治上控制欧洲而斗争。”
英国历史学家凯芹也指出，“随着德国军队继续对斯大林格勒展开进攻，英国的社会舆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盟国将会推迟开辟第二战场，舆论怀疑，英国是要让俄国人和德国人相互战斗，因为英国政府不希望俄国在战后过于强大。”
1943年4月，来自苏联驻外安全机关的情报也进一步证明了美英的这种战略目的。这些情报表明，由于苏联红军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美英的一些势力对苏联的担忧增加了，他们企图使苏联和德国相互厮杀，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得利。
1943年4月10，苏联内务部驻外机构发的情报显示，英国人要做的就是“让德国和苏联相互厮杀到精疲力竭”，以便提出条件，迫使他们接受。英国人相信，“在取得胜利的时候，苏联将是非常虚弱了，不能再进行军事扩张了。相反，苏联将会不得不向英国求助，以便拯救自己的国民，并处理好自己的债务。”“如果苏联准备扩张的话”，英国将准备对苏作战。
英国对苏联提供的有限的帮助，只是为了让苏联能够把战争进行下去。当英国人确信，德国和苏联都已经极其虚弱的时候，他们才会开辟第二战场，结束战争。这样对英国有利。
苏联安全机关得到的情报还显示：随着苏联红军在军事上取得一些重大的胜利，罗斯福和丘吉尔开始担心，在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之前，俄国人可能会战胜德国。为此，他们仓促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讨论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英美“企图苏联和德国相互厮杀，相互削弱”，希望“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保存实力，以便把自己的条件强加给苏联”。
4、英美与希特勒的秘密接触更令斯大林感到警惕的是，来自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情报还显示，1942-1943年上半年，英美代表曾多次尝试着同希特勒的反对者进行秘密接触，企图签署单独的和平条约，结束战争。
1942-1943年，关于美英代表同希特勒反对派进行接触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通过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驻外机构发往莫斯科。这些情报显示莫斯科战役之后，德国就已经开始经受严重的困难，开始感到人力和物力的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国内开始出现一些悲观情绪，一些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冯·勃劳希奇（巴巴罗萨计划的制定者之一）和德国前总理冯·帕本都开始认为，德国将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了，他们企图寻求途径，同英美单独谈判，使德国摆脱战争。这种认识促使他们希望通过同盟国单独进行秘密的谈判，力求达成妥协。
根据冯·帕本的提议，反对派的代表在1942年同英国在土耳其、瑞典、梵蒂冈进行了单独的谈判，企图签署单独的停战和约。这种试探首先在土耳其进行。
1942年5月，在德国的授意下，土耳其试图作为中间人使英国和法西斯德国签署单独和约，并对英国和苏联的关系进行挑拨。1942年5月，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秘密乘坐瑞典民航飞机到了英国进行和平谈判，并受冯·帕本的委托提出了和平条件。
1942年5月23日，苏联内务部驻外机构发回的报告表明：
德国企图同英国开始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为此，德国工业家奥本海默（获得了雅利安人权利的犹太人，是戈林的密友)企图在瑞典展开活动，为英德进行单独的和平谈判创造条件，而英美代表也对德国的希特勒反对派们发出的这些单独媾和的倡议作出回应。
1942年7月，英美一些大银行把自己的一些代表派到了瑞士，同德国银行界代表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讨论了关于战后向德国提供贷款的问题以及关于欧洲的经济秩序问题。从1942年9月开始，这些希特勒的反对者们开始伙同一些工业界的代表，背着希特勒同英国驻中立国家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谈判，商讨关于同英国和美国缔结单独和约的可能性。
而一些中立国家的代表也在利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对英美与苏联的关系进行挑拨。1943年初，在同英国代表进行的秘密谈判中，土耳其代表企图说服英国在巴尔干推行反苏政策，以便不使“布尔什维克主义”蔓延到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
而这种挑拨显然是会产生一定的效果的，1943年2月，莫斯科得到消息说，美国情报局资深情报员杜勒斯在瑞士同亲近法西斯德国的一名公爵一起讨论了关于组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防线”的计划。
斯大林无疑会对英美方面同德国代表举行的这些秘密谈判更加警觉。毕竟，战前英美曾对希特勒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并采取“祸水东引”的战略，推动德国进攻苏联。正如克劳丁所指出的，在反对社会主义、不使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上，美英的意见是一致的。
英美和德国代表进行的这些秘密和谈的尝试，虽然都没有获得什么结果，也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和谈得到了英美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但英美的对苏政策已经在发生一些变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英美对开辟第二战场的拖延和延缓对苏租借援助物资的供应。显然，在某种情况下，英美同德国单独媾和、缔结和约的可能性还是不能被完全排除的。
而且，一旦他们达成了协议，苏联的处境将会更加艰难，甚至不堪设想：
根据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在3月份得到的情报，虽然日本帝国会议已经决定暂时不介入苏德冲突，但是仍将秘密地加强针对苏联的军事准备，一旦“苏德战争向有利于帝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将会“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除了保持与美英的联盟关系、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下去之外，苏联外交已经别无选择。否则苏联不仅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还将再次面临西方国家在反苏和反共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局面。在苏德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了保持与美英的联盟关系，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下去，就必须消除英美在意识形态上对苏联的担忧。为此，苏联就需要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作出让步，需要尽力克制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在此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到了1943年5月，解散共产国际的国际条件也已成熟。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虽然同美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但是，对于斯大林来说，未来世界的局势仍是不明朗的，战后与美英是什么样的关系尚不得而知，共产国际对于苏联来说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它便被积极利用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竭尽了一切可能去动员共产党及其拥护者同法西斯国家进行斗争。英国、美国、加拿大的共产党被号召起来采取一切措施努力配合本国的军事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辟“第二战场”，帮助苏联。同时，为了苏联与盟国关系发展的需要，在国际共运问题上，共产国际采取温和的立场，建议各国共产党不要再提出致力于实现民主改革和革命的要求。
当一些共产党把德国反对苏联的战争视为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立刻指出，这一立场是错误的。而到了1943年，随着苏联与英美关系中的危机，处理好与英美两国的关系已成为斯大林唯一的战略选择。而与此同时，鉴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及其拥有的实力地位，在处理战后世界安排的一系列问题上，美英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与苏联合作、满足苏联利益的意愿。
1942年5月，在莫洛托夫对英国进行访问期间，苏英两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其中除了规定有关俩国在战时进行合作的一些问题之外，还规定两国要承担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的义务。1943年5月5日，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希望与斯大林在夏季举行会晤，解决战时问题和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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