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四名臣各有特点，曾文正坚忍勤谨，胡文忠包容随和，李文忠长袖善舞，左文襄“一身毛病”。然以事功论，左文襄却又稍强于三人，至死都是硬骨头。
文襄“毛病”有三，一曰倔强，一曰高傲，一曰狂态。自古以来，凡有大才者皆有大弊，文襄公若无此三点缺陷，恐怕也难以成就不朽之伟业。
三次会试不第，决意放弃科考潜心经世致用之学，此为左公之倔中兴四名臣中，左宗棠的家庭条件最差，虽说是耕读之家，但其家世颇为“清寒”，只有祖遗田数十亩，岁收租谷48石，而一家多至十口，日常生活十分拮据。
书香耕读之家出生，左宗棠注定是要走科举入仕之路的。左宗棠禀性聪颖，四岁时就能全文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祖父和父亲对他严格进行儒学训练。
五岁时，左宗棠就正式诵读《论语》和《孟子》这两部基本儒书。后来逐步学习儒家的基本课程，继续读《大学》和《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即朱熹的《四书集注》，读完《四书》又接着读《五经》。
道光六年，15岁（虚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应童子试位列湘阴第一名，次年应府试，主考官知府张锡谦对他的文章很认可，欲拟第一名。但由于被录取者中有一位年老童生，为照顾老者，左宗棠屈居第二。
府试之后是院试，左宗棠因母亲病重未能参加，未几母逝，左宗棠按制服丧三年（实为27个月）没有参加院试。道光十年正月十八日，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病逝又守制三年，再一次错过院试。
道光十二年正好是三年乡试之期，左宗棠由于丁父母忧之故未曾参加院试没有取得生员功名，所以也就没有资格参加乡试。这一年左宗棠已经21岁，急需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
为了争取时间，左宗棠千方百计四川拼凑，花了108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有了监生的头衔，总算得以参加长沙乡试。所以，左宗棠不是秀才。
左宗棠乡试阶段有一个小插曲颇具传奇色彩，本已落榜却因道光恩诏失而复得。
这一年湖南乡试主考官是礼科给事中徐法绩，左宗棠房下的同考官是胡鉴。依照惯例乡试首先有同考官阅卷，决定是否录取，被同考官剔除的试卷称为“遗卷”，主考官一般对遗卷不再批阅。很不幸，左宗棠没有被录取。
可是这年恰好是道光帝五十岁万寿，朝廷下旨为纪念万寿恩科，令各省主考官必须再次审阅遗卷以防遗漏人才。正是有了这道诏令，主考官徐法绩亲自搜阅遗卷，从五千多份考卷中又录取了六名，左宗棠位列第一。
道光十三年，22岁的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一起赴京参加会试。左宗棠的知识结构和一般的士子不同，他曾花费大量的时间钻研经世致用之学，而这种学问与“皓首穷经”的儒学体系背道而驰。第一次会试，左宗棠确实是因为学问不扎实而落第的。
三年后，左宗棠再一次赴京参加会试，同考官温葆深推荐了他的试卷，主考官也比较欣赏，评语为“立言有体，不蔓不支”、“二场尤为出色”，取中第十五名。
可在发榜之前，发现湖南省多取了一人，而湖北少取一人，于是将左宗棠的名次取消，改取湖北一人。左宗棠仅仅被取为“誊录”（抄写人员）。按定制，誊录积劳也可以保举为知县，但左宗棠心有不甘，毅然返乡等待时机。
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的左宗棠再次榜上无名。而与他同时代只比他大一岁的曾国藩，这次却考中了三甲第三十八名进士，这对左宗棠有不小的刺激。
后来左宗棠位高权重时，就对一些具有高学位官吏的态度较为轻蔑傲慢，而选人的时候，更为看重才能而轻视学位。
在以出身为上的封建时代，功名常常被视为荣耀和资本，以左宗棠的个性和才能，三次会试落第，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决意科场进取”，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经世致用之学上。
科举时代学到老考到老，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榜时不过才27岁，这个年龄不算大，落榜的次数也不算多，如果再参加一次会试，或许就能进士及第。
左宗棠天生一副倔脾气，认为除了科举肯定还有另外的道路。事实也是如此，假如左宗棠真的高中进士，那么他就会像普通的官僚一样，或委以知县按部就班升迁，或位至京卿退休老死，大概率不会有后来的成绩。
左宗棠对功名相对来说没有同时代的人那么迫切，对子孙后代也没有过多的苛求，这在他的家书中都有体现，《左文襄家书》卷下页53就有记载：
“……诸孙读书，只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使。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故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
左氏一门家风推崇“孝义清寒”，他在家书中多次叮嘱诸子“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晚年曾训二子孝宽、三子孝勋曰：
“……我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时值危乱，乃以戎幕起家，厥后以不求闻达之人，上动天鉴，建节赐封，忝窃非分。嗣后以乙科入阁，在家世为未有之殊荣，在国家为特见之旷典，此岂天下拟议所能到，此生梦想所能期？”
所谓“乙科”即举人出身，在《左文襄家书》中，就明确记载了左宗棠非进士出身。这也说明，左宗棠自己对功名不是那么迫切，也希望子孙后代不要过于在乎科名，始终要以耕读为家风。
号今亮、老亮，自诩为诸葛孔明，此为左宗棠之高傲古人取号，是对个人志向和境界的一种诠释。左宗棠一生所用自号有二，前曰“湘上农人”，当时他移家柳庄，没有功名意念，似乎是想以耕读度过余生。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幕参赞军机，这个时期他自比于孔明，所以自号今亮。
古代读书人向来不敢自诩圣人先贤，左宗棠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世俗之见，将自己比作是诸葛在世，这种傲气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
如果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左宗棠的德性与诸葛亮确实有相似之处：
诸葛亮未出山之前，耕种于南阳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得以建功立业。
左宗棠亦然，他也曾躬耕于柳庄故里，无心政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他还曾避难白水洞，后经湖南巡抚张亮基与骆秉章邀请入湖南巡抚幕，此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活脱脱就是诸葛再世。
史载诸葛亮之才在于政治、军事，文采方面不算突出，而对于政务诸葛亮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夙兴夜寐，凡大小事务皆事必躬亲。
左宗棠为幕时也是如此，劳神案牍无片刻之闲暇，于军事又是手披图籍，口授方略，各种公文案件他都亲自审定，这一点于诸葛亮极为相似。
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诸葛亮曾言“臣不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至大军北伐出师又上表刘禅说“成事在天，谋事在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宗棠处于乱世，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国难当头之际少有人挺身而出拯救危亡，他愿意当这个出头鸟，曾言：“利害生死之际，庸人畏避而不敢前，且或托为明哲保身，以文其懦，独慷慨仗节之士，义愤所激，其事之克济与否，举非所知……”
西征之时，左宗棠已是花甲之年，他仍不惜黄沙万里，身处绝境。即便是临终之际，仍不忘杀敌报国，此为左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
诸葛亮一生勤俭，其遗书中说：“成都桑八百株，薄田千亩，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
左宗棠自40岁出山，历官凡二十余年，出将入相。但他死后家产寥寥，仅余银二万余两，在晚清大员中属于绝对的穷官，这一点他不输诸葛亮。
郭嵩焘在他的《八贤手札跋》中评价过左宗棠之自诩孔明：“曾文正善诙谈，胡文忠公益以谐谑，恪靖左侯独喜自负，尝自署葛亮。洎意城治军事，相与谓之老亮、新亮。”
御史以为，左宗棠自比孔明的确是高傲的一种表现，但是却不能说他妄比先贤。左公之本意，是将诸葛亮作为崇拜的对象，是想成为诸葛亮那样的人。
左公之傲气，当时被很多人所不理解，被认为是自负、自大。殊不知，左公若无此傲气，岂能生出硬骨头，岂能建殊功于国家？
喜欢出风头，偶以功劳自居，此为左公之狂态左宗棠排行最小，在家中最受祖父、父亲宠爱。三兄弟中，左宗棠天赋也最高，他八岁时开始攻读史书，仰慕先贤，时常有豪言壮语，认为天下事若无不可为。九岁时学业略有长进，每得长辈表扬，就会得意洋洋。此性格使然。
左宗棠与夫人周诒端成婚后，居住在岳父家中（实为上门女婿），第三次会试下第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压力，可以说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此他曾撰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到了这个地步，左宗棠仍是豪言壮语。人的性格是天生，只能有所掩饰而无法彻底改变，这一点左宗棠本人也清醒地意识到，他在督师西征时，重书此联，挂在了左氏家塾的大门之上，并注以跋语：
三十年前作此语，以自夸，至今犹时往来胸中，试为儿辈诵之，颇不免惭赧之意，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鲜，谓子弟不可学老夫少年之狂哉。出自《左文襄公联语·家塾》。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是六十岁老人了，当我们细细品味之后，仍能发现其中之狂态。
光绪七年，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久他出省巡阅至上海。这次出巡，左宗棠出尽风头，当地官府和各国洋人也是给足他面子。在家书中左公也是溢于言表，同时这也是他最后一封家书：
“到上海时，中外官绅商民陈设香案，亲兵及在防各营列队徐州行，老稚男妇，观者如睹，而夷情恭顺，升用中国龙旗，声炮致敬，较上次尤为有礼。胡雪岩及印委各员与随行员弁窃谓从来未有也。”
此封家书多少有点得意忘形，是年左公72岁。尽管他晚年曾有意想改掉这一毛病，但在各种场合之下仍多有流露。
放在一般人身上，狂态就是一个重大的性格缺陷。然在左公身上却未必，有大才者没有一个是不狂的，左公若不狂也干不出抬舆出关收复新疆的壮举。
左宗棠率性而为，也付出过巨大代价。
例如“樊燮事件”中，由于言行不慎，几乎招来杀头之祸；
再如平定新疆入值军机处，当恭王介绍达官贵人给左宗棠认识时，第一批大臣中就有他的仇敌、前湖广总督官文，见面时就说“你肯定没忘记我，我就是那个曾同骆秉章共事的佐杂小吏”，搞得官文顿时手足无措。
在军机大臣任上，左宗棠干得不顺心，慈禧太后和恭王也是左右为难，几个月后便被调至两江任职。
左宗棠的个性和作风在他外任封疆时，由于手握重权，没有人敢反驳，所以还能行得通。可到了京师官场，满洲亲贵、元老重臣众多，他的性格便会招来许多麻烦。
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享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入祀贤良祠，并专门在湖南和他立功的各省建祠纪念。
左宗棠生前的奏稿、书牍及部分诗文于光绪十七年辑成《左文襄公全集》。后人有诗称赞说：
绝口不言议和事，千秋惟有左文襄。
以此为文章之结语，甚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