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狂人王闿运的一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他与湘军大佬和其他朝廷大员们颇有交情，但交情又不深。是故，谁见了都会给他三分面子，可也仅限于三分。
王闿运每遇大事，都会躬身入局，给当权者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倡导其“帝王之学”。然客观地说他在政治方面是失败的，人们对于他的认可，主要还是文学方面。
王闿运与湘军集团素有渊源，曾致书曾国藩自立反清王闿运，原名开运，字壬秋，一字壬父，湖南湘潭人。生于道光十二年。他的一生大致与我国历史上的近代期相始终，是当时负有盛名的文学家和学者，因其尝题所居为湘绮楼，人们称为湘绮先生。
王闿运出生于地主兼商人家庭，父亲在省会长沙经商，故他出生于长沙，青少年时期也在此度过。他六岁时就死了父亲，幼年从母蔡氏、叔王麟及塾师学习，九岁读完五经，十四、五岁就已“文翰颇翩翩”了。现存《湘绮楼诗集》中的《妾薄命为杨知县妾周氏作》，就是他在十四岁时作的。十九岁那年，他参加县试，以第一名入学。
湖南自南宋朱、张讲学以来，长期是理学之乡，至清乾、嘉间尚如此，故向少文学之士，也较少受到乾、嘉时盛行的考据学的影响。然而道光间形成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在湖南有较突出的表现，魏源即是播扬这种风气的巨子。
但受到固有传统的束缚，人们仍多宗奉程、朱，只是在闲暇之时才会偶尔讲求当世的实务。从贺熙龄到曾国藩、罗泽南乃至郭嵩焘等走的都是这条道路。
王闿运青少年时期即受到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惟素不喜理学，与曾、罗等人情趣不同。所以他当时虽以文名，并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常与邓辅纶兄弟、龙汝霖、李寿蓉等以诗歌相唱和，有“湘中五子”之称，但其抱负却在通经致用，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他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曾的重视。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关系密切。
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闿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请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意思是说王闿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
王、杨师徒关系亲密，且杨度作此诗时王尚健在，可信度还是较高的。曾国藩一直是把王闿运看作是断弛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但对于他的意见，很少采纳。
咸丰六年初王闿运作书与曾国藩，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而仍循惯例，求通过科举谋出身。
咸丰七年秋，王闿运在长沙参加乡试，中第五名举人。次年秋，他从湘潭出发，至江西建昌看望曾国藩。然后绕道杭州、苏州，经扬州北上到达北京，参加会试，但未被录取。
留京期间，被权臣肃顺所看重，并结为异姓兄弟。肃顺还准备出资为他捐官，王闿运耻于以捐纳进身，兼有友人劝阻，遂托词游济南，居山东巡抚文煜署中。
咸丰十年初王闿运再次入京，常出入肃顺家。当时左宗棠在湖南为人所构陷，几获重罪。后得解脱，除得力于胡林翼等的保救外，王闿运在肃顺处为之疏通也起了重要作用。
会试落第捐官又不耻，当年八月王闿运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对军事有所建议，曾国藩不听，王闿运悻悻返回长沙。
次年，咸丰帝在热河驾崩，满族亲贵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慈安为首的一派与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一派发生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时王闿运正在家守母丧，曾致书曾国藩，劝其自请入朝，与满大臣共同辅佐幼主，阻止慈禧掌权。
向来标榜理学并以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载垣、端华、肃顺等被杀，慈禧垂帘听政。如果前引杨度所述一事可信的话，也可以说，这是王闿运“纵横术”的第二次失败。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军起义，在同治三年因湘军的攻破南京而失败了。垂危的清朝苟延残喘，封建士大夫奔走相告，欢庆“中兴”。当时王闿运正在广东游历，闻讯后也返回长沙。
不久，王闿运出游至江宁访曾国藩。但这次胜利并没有给王阅运带来什么红利，而一些他认为不如己的人却做了大官。因此，他原准备北上至京城参加次年的会试，却中途变计，仅至保定、恒山一游，就返回长沙了。
晚年退居为学者，却也始终操心政局同治四年十一月，王闿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事。至同治十年时他不甘寂寞，又一度赴京参加会试，但仍是以落第告终。因回籍途中遇到曾国藩在徐州阅兵，遂与同访徐州、镇江诸名胜，然后经江宁、安庆、南昌等地回湘。从此以后，王闿运就未再去应试，仕进之心也较淡薄了。
光绪二年十月，王闿运又迁居长沙，开始真正有了一个湘绮楼。在此，他用了两年时间，搜集撰写《湘军志》的资料并写成大部初稿，然后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于光绪四年底至成都，主持尊经书院。此后八、九年间，他往来于湘、蜀之间，从事讲学和著述。
至光绪十二年丁宝桢死，王闿运才留在湖南主讲长沙思贤讲舍和衡阳船山书院。光绪二十九年江西豫章书院改为江西大学堂，巡抚夏时邀王闿运为总教司。王闿运到江西后，上书反对改学制，为江西群众所不满，不得已辞去教职，暂时做了夏时的幕客。次年冬，夏时调陕西，他乃回湖南。
王闿运后期虽退居为学者，但仍时时关注朝局。除了与丁宝桢、夏时、彭玉麟、郭嵩焘等往来密切外，还常出游，与李鸿章、端方、张之洞等互通声气，论国事。
光绪八年，他曾代丁宝桢拟疏陈天下大计，主张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制英、俄、法的窥伺。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得知李鸿章畏敌不前，曾写信责以大义，指出：“凡我不胜，由无主帅”“公当率两洋木船，登舶誓师，慰日渡海，蹈隙而进，横波直冲，糜碎为期”，否则将来史册上就逃不掉“误国之罪”。此番言论多少也表现了爱国的正义感和骨气。
但王闿运的基本思想仍然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帝王之学”，对世界和中国的新形势也很不了解，其言行不但与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斗争相违背，有时甚至同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也有分歧。
所以，那些保守派常借这位湘绮先生当虎皮，清廷也注意拉拢他。光绪三十四年王闿运特授为翰林院检讨，至辛亥革命前数月，又特加翰林院侍讲。这时，他已是近八十岁的高龄了。
民国建立以后，旧势力仍充分注意他这位遗老的作用。袁世凯于民国二年初即邀请他进京，经过观望和考虑，王闿运第二年到北京见袁，并就任国史馆长职。
虽不久即见机辞归，袁仍让其遥领。袁活动称帝，他曾致意劝阻，但当杨度盗用他的名字作为湖南官绅“劝进表”的领衔时，他却保持缄默。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后不久，王闿运就辞世了。
王闿运在生前曾自作挽联说：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余韵满江山。
王闿运的一生，从政治上说，确实是失败了。他的业绩主要是在文学和学术方面。不过，由于思想的保守和矛盾，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人们对他这两方面的造诣也是毁誉也不一。
王闿运的文学创作，传世的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词》等。他作诗，五言长诗宗魏晋，七言长诗及近体兼宗盛唐。由于他强调从拟古入手，故柳亚子讥其“古色烂斑真意少”。
王闿运在史学方面也有贡献。同光年间，湘军将帅在外发了横财，回乡倡修地方志。由王闿运主编和定稿的地方志有《桂阳州志》、《东安县志》、《衡阳县志》、《湘潭县志》等多种。
然王闿运自认为最得意的还是《湘军志》。此书本为应曾国荃之请而作，他本人曾长期支持和关心湘军的发展，对曾国藩的人品也颇敬重，《志》中自不免诋毁太平军，表彰湘军将帅的“功烈”。
但在具体描述中，王闿运对太平军前期声势的凌厉，对清廷和八旗、绿营军在镇压起义军过程中所显示的腐败无能和残暴不仁，对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矛盾，都直言不讳。
尤其是他对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的艰难之状，对曾国藩累战累败的狼狈相，对曾国荃在太平军已分崩离析、势单力弱的情况下仍长期攻不下江宁，幸而破城又纵军掳掠财物的情状，也未曲为掩饰，这就实际上把湘军镇压太平军的胜利写成不过是一种缺乏光彩的“险胜”、“惨胜”。
这部书一出版，就遭到一些湘军头目的攻击，认为是“谤书”，曾国荃更扬言威胁和恫吓。王闿运在重压之下将原版交给郭嵩焘毁掉，才得免祸。后曾国荃又请其幕客王安定另撰《湘军记》，企图抵消此书的影响。
《湘军记》记事甚详，亦有可补《湘军志》的缺略和纠正其偏颇之处，但对曾氏一意贡谀，对各方面的矛盾亦多曲意弥缝或回避，与《湘军志》实际上是一部发愤之作有重大的区别，其文笔的雅健也远不如王闿运。
王阅运平生好游，国内许多省分都有他的足迹，与并世文人多有往还，相从问学的亦不少。在四川、湖南讲学久，收了不少弟子，最著名的有杨锐、刘光第、廖平、杨度、宋育仁、夏寿田、陈锐、易顺鼎等。据说齐白石也是他的徒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