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物和文化交融的产物，身体的发展一直受制于时间、空间和各种力量交加、互制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持续建构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国同“世界”的联结，不仅体现在贯穿都会生活、大众消费与流行文化的新潮时尚，也包括历史与价值（民的分裂。

军国民体育直接促发女性身体运动的变化梗概，尤其1930年代突破传统的娱乐或表演，转向多元的体能运动，特别是更具有张力的运动姿势和大幅改进的运动技术。

除了有进行游戏（边跳边唱）、舞蹈之外，还有充满阳刚气息的徒手操、器械操、兵操、大行进。

专门训练女运动员和体育师资的女子体育学校和体育科系也应运而生。女学生在校园或各种运动会中跑、跳、投掷、翻滚的动作，都被画家和摄影师捕捉下来，成为珍贵的历史镜头。

339跃动的女体之“健康美”展现了现代都市化的身体意识，包括身体的性别、身体的速度、身体的线条。

“体育救国”和“健康美”不仅推动了女体吸引力成为电影业国际竞争的重要叙事内核，而且将过渡时期的差异女体作为理解时代文化转变的切入点，使伦理的身体成为现代性视阈中凸显出的一种新的身体类型。

在动荡激扬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夹缝中建立新的国家和民族认同体系？如何消解对现代性的恐慌并回应诸多独特的道德困境？

一味追求明道救世、坚守以儒学为核心理念的文化传统、试图恢复传统的理性权威已无可能。

强调情感的身体，从伦理的身份认同切入身体存在的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对女体美德和善行的宣扬，使女性主体厕身历史时间流变的间隙同时。

在自我的经验、生活的面向层面历经“美学-政治—伦理”的路径抉择；由感时忧国的国族叙事转到庶民日常生活的“文化易界”，成为面对时代变易的身体感触（affect）强度可能给出的应对策略。

此外，主体的道德困境增加，使身体出现在价值重估中，身体的感受则成了价值的重要来源。

故而，形塑自我形象的情感强度，将作为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女性，带入现代性/国族、实践现代性/旧习陋俗残余、移风易俗/性别焦虑的双重叠合，产生较多的联想与滑移可能。

情境感知中的自我主体意识的形构，不仅体现在女体自我意识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问题，尤其自我的迷失、人生受挫后的反思自新。

文化的断裂与寻求主体身份的认同，也将现代性的幽微繁复的时间观通过文化杂糅与性别易装的女体展示、西化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身体展演、不断重复强化的理想女体传达出来。

身处历史的皱摺运动中，现代性及其所产生的认知框架主导着女性身体的发展和价值评量。

在国家和民族存亡攸关的空前危机情势下，以“救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诉求崛起。

将身体置诸于国族的需求下，以“意义化身体”的时代价值，维持民族精神和文化，成为折叠“女体解放”诉求的现代化国族论述的核心，并在外在新服饰身体的朴素简便与去装饰、个性改造与文化政治、以资本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商战等领域推展开来。

要求女性共体国艰和身体力行的国货运动、新生活运动，更是将女体现代性内含的皱折之力所产出的视觉符码和国族符码以拓扑连结的方式共同建构国民身体。

这些力量的汇集、冲突、易变，在女性身体曲线之外，铺展流变为历史皱折曲线运动下的中/西、旧/新、传统/现代的相互影响、相互改写和相互创造。

在女性身体的持续变革中，如果说外来的威胁最初唤起维护传统社会准则的排外反应，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则在接下来的革命过程中，被渐次纳入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推动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女体解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现代性中的精英与通俗翻转折叠。

挑战自我被种种限制所束缚，却梦寐以求地追寻自由，维护道德和精神理想的“他性女体”，因为中西方在文化相遇过程中“凝视”的相互性，不仅意味着异性想象中的新旧主体的折叠，也代表着异族想象中“被言说主体”的中西合襞。

20世纪早期中国的动乱历史和现实困境在“跨文化场域”（thetransculturalsite）中被创造转化为真实与虚构相互掺杂以及“奇观化”的审美表述。

以婀娜的东方体态、充满异国情调的华服美饰、个性上的中西分裂，构筑神秘的她我（alterego）。

或以穿着俭朴的传统汉服（上衣下裤、上衣下裙）、集新旧中国一切美德于一身的理想化身、忠诚于传统文化赋予的使命，塑造西式浪漫情节下的中国乡村女性。

前者如黄柳霜、《大地》中的歌女荷花；后者如《大地》和《龙种》的女主人公阿兰、小玉。

由此观之，近现代中国“女体现代性”在历史的皱折运动中，以动态的“时间展延”受到城市性中的现代民族观、伦理道德意识、传统性别转向等因素影响，其建立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复杂性。

在中美早期电影的镜像互视中，作为“辩证影像”提示我们需要双重阅读或拓扑思考流变的文化主体及其主体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