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多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到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听完熊向辉的汇报，周总理严肃地说道：“你转告齐格勒，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通信卫星，租用期间，卫星所有权必须属于中国政府。”

为了做好尼克松首次访华的接待工作，电信总局从1971年10月开始，就在为电信通讯做准备。美方当时建议采用美方自带大型卫星通信地面站的方式，作为尼克松访华时的首要通讯方式。

周总理得知美方的建议后，指示电信总局的同志可以租用和购买地面站，但必须维护我国国家主权，不得出现任何政治原则的问题。

次年年初，美方先遣组抵达中国，就尼克松访华期间通信技术方面的问题展开会谈。在租用地面终端站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发生产生争议，中方提出的是“租用”，而美方提出的则是“提供”。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方代表坚持原则立场，美方最终同意将地面站租给中方。

在尼克松访华前20天，地面站设备相继运到了北京和上海。在安装过程中，美方提出卫星通信仅供尼克松访华一行使用，中方再次向美方说明，租用期间地面站的管理使用权属于中国，启用时间和使用方法都应经过中方批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的专机缓缓降落在首都机场，尼克松和周总理历史性的握手，通过卫星向全世界顺利播出。尼克松离华回国后，北京和上海的地面站相继关闭。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周总理例行接受大小便检查。当医生透过显微镜，在周总理的尿液中发现4个红血球时，心中顿时一惊，尿液中存在红血球虽然原因有很多，但最严重的可能就是癌症。

经过复检，仅仅三天的时间，周总理尿液中的红血球数量就增加了一倍。经过病理学检查，确诊周总理患上了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为了精确掌握周总理的病情发展，保健医生说服了周总理要反复化验小便。从医生和专家们的言谈中，周总理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不再像以往一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而是更加投入到工作之中。

同年9月，电信总局开始为田中角荣访华通信做准备，周总理再次指示电信总局的同志：“这次你们有经验了，原则也是明确的，你们将需解决的问题集中起来研究解决，不要零碎地处理，也不要事事请示。”

接连两次顺利完成通信保障任务，让周总理意识到建立自己的卫星地面站的重要性。1973年初，周总理特意将时任四机部部长的王诤找来，将尼克松送给自己的一张通信卫星地面站的照片递给他：

“我们的人造卫星过几年就能上天了，但如果没有这种地面站，我们的卫星只能吊在半空中，三年内我们能不能造出自己的地面站？”

“完全可以。”王诤思忖片刻，坚定地回答道。听了王诤的话，周总理欣喜地追问：“包不包括1973年？”

“包括，1975年底，拿出我们自制的卫星通信地面站。”王诤当着周总理的面，立下了“军令状”。

离开中南海之后，王诤就开始思考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批示。与有关工作人员商量之后，王诤带领技术人员开始走访电子工厂和研究所，重点考察有关地面站的加工设备。

那一段时间，王诤白天带领技术人员看厂，晚上让技术人员给自己讲课。回到北京之后，王诤又多次召集相关单位进行座谈，然后以四机部的名义，给周总理和叶剑英写了报告，决定以江苏省为基地，自行设计、试制我国的卫星通讯地面站。

1975年，自从进入12月以来，周总理经常处于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专家们预感周总理的病情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对于周总理的护理更加精心，各科的著名专家都亲自参加值班，不少治疗都由他们亲自操作。

就在周总理进入弥留之际，我国自主建造的卫星通信站也已经完成。当王诤带着国产卫星通信站的照片赶到305医院时，周总理拿着照片激动地说：“为期三年，言而有信，谢谢你们！”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在毛主席生日当天，南京举行了祝捷大会，宣布我国第一座卫星通信站试制成功。随后，王诤专门组建了“331”办公室，负责部门和厂、所之间的协调工作，并且两次组织上百名有关单位领导，前往南京、石家庄参观卫星地面站的接收实况。

1976年政治风暴结束后，王诤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电子工业的发展上。遗憾的是，此时的王诤已经积劳成疾，被查出患有肾癌，在接受手术治疗后，王诤仍在拼命抓紧时间工作，直到叶剑英下令，王诤才住进了301医院。

但王诤并没有因此停下工作的脚步，住院之后，王诤仍惦记着地面站的工程及早开工。几天之后，卫星地面站的工程建设被列入了通信兵部的建设计划之中。

除了操心卫星地面站的建设外，王诤还在在思考电子工业的未来发展。根据自己工作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王诤写成了专题报告呈送中央。中央领导批示之后，王诤将报告分送给四机部党组成员，党组成员收到报告后做了认真研究，并进行了讨论。

1978年初，总参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带着氧气袋到现场指挥，结果由于过度操劳，王诤累得大口喘着粗气，脸都憋红了。尽管如此，王诤第二天还是坚持 到现场作总结报告。

同年7月，王诤将四机部党组成员召集到家中，一边吸着氧一边主持党组会。这是王诤生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党组会，研究了领导班子的分工问题，并对每位副部长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和希望：

“不把电子工业搞上去我死不瞑目。”

二十多天后，王诤病危，200多位王诤的老首长、老战友闻讯赶到医院，守候在病房外谁也不肯离去。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去看望王诤时，王诤在病床上作了最后一次工作汇报：

“请领导放心，四机部的班子已经配好了，通信兵的工作也已经安排好了。”

1978年8月13日，王诤走完了70年的人生之路。王诤病逝后，叶剑英在治丧报告上亲笔写下批示：“叶剑英主持”。

“活着就要为党工作，不工作是最大的痛苦。”这是王诤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也是周总理最为欣赏的一句话。靠着半部电台起家，王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通信事业，为我国的通信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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