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常印象中，北宋与强邻辽国间的差异相当显著。前者骑兵实力较弱，只能以大量步兵驻守坚城抵御，后者则是一个与江河湖海绝缘的半游牧帝国。因此，双方虽然多次大规模碰撞，却从未爆发过水师交锋。
然而，只要仔细翻看宋辽两国的军制规章，就容易觉得上述描绘并不准确。甚至可能与直觉完全相反，意识到辽国可能连水师战力都压过北宋。
相比于其他朝代的官方记载，辽的钦定本历史直到元末才着手修订。此时距契丹亡国已过去218个春秋，根本没剩下多少原始档案供参考。而且主笔中有近半数为汉人士大夫，对早已衰微的契丹文几乎一窍不通。只能借助其内部汉官留下的部分内容，在较短时间内匆匆完成。由于印刷量太少，很快在乱世中遗失过半，直至明初才有所恢复。故而“忘却”掉很多非必要部分，且对不太重要的环节很不“友好”。
正因如此，辽国的内陆属性被格外强化。世人往往只知放鹰走马的契丹贵族，却很难回忆起与之共享太平的奚部、渤海与幽燕汉儿。具体到军事领域，便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游牧武装，属于靠打谷草维系后勤的骑兵部队。丝毫不在意为之打下手的其他附庸步骑兵，掌握原始火药技术的工程兵分队，以及重要性更次的水师分队。
不过，后人还是可以在清朝修订的《辽史拾遗》中寻觅到如下内容：辽中京宜州，有江南水军，号通吴军垒。
这段内容言简意赅，意思是契丹人至少在中都宜州有成建制水师力量。由于能最远渡海触及江南地区，连基地名号都带有“通吴”字样。若再考虑到城市附近有大凌河可直航渤海，那么该水师的装备必定包括出洋大海船。在后来象征女真崛起的金国灭辽战争中，位于鸭绿江边的开州与来远纷纷陷落，迫使大将耶律宁率部坐140艘船泛海而遁。可见仅辽东半岛的水师就不止一支，而且普遍具有不俗的规模建制。
另一方面，辽国的西部边界毗邻黄河中游，自然免不了在军事行动中使用舰船。所以在被《辽史》收录的两次西夏远征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水师身影。首先是在庆历六年（1046年），来自奚人王室家族的萧蒲奴率巨舰数十艘，守护一座横跨两岸的浮桥。尽管陆军同僚被党项人击败，还是死保对象免遭顺流而下的大木摧毁。两年后，皇帝又命耶律铎轸督造130艘楼船，配合陆军再次征伐西夏。不仅运送宝贵给养，还在同敌军的对攻中大捷而归。
可见辽国的内陆水师同样强大，否则也无法在水势凶猛的黄河中游绵亘数百里，并击溃早有防备的党项伏兵。
或许有读者觉得奇怪，这个靠游牧部落起家的帝国，如何掌握造船技艺、寻觅驾船能手？这就必须从辽国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来看！
由于多次扩张得手，辽国境内早已不再为契丹人所独占。譬如生活在幽云十六州的汉儿，以及分布在吉林、辽宁两地的渤海移民，都有一定的造船、航运经验。前者主要在水系众多的古代冀州活跃，后者更是有渡过日本海到东瀛的贸易传统。即便是居于苦寒之地的女真部族，亦有在黑龙江流域驾船的生活经验。而且辽军在南京幽州设有专门机构，负责招募、接纳和收编北宋投诚人员，其中必定有相关专业人才。
相比之下，看似坐拥广袤海岸线与大面积内河流域的宋朝，反而在水师赛道上表现很不出色。如果只看军队花名册，很容易将其误认为水军大国。毕竟，除豢养在开封金明池的都城舰队外，另有规模不小的地方厢军驻守沿海、沿江乃至某些紧要渡口。虽然单个分队的士兵有限，往往在300到3000人之间，但总数依旧相当可观。奈何成员多招募、发配自陕西等内陆州县，大部分人连最基本的游泳都不过关。而且肩负任务各不相同，空有水军名号而无驾船出征之实。或为沿岸府衙的治安力量，亦有可能是保障运河通畅的水利施工队，甚至被借调去参与官营作坊的生产活动。
作为补充手段，北宋中后期开始强化巡检司制度。通常是以某个重要港口为基地，各自征募300到500名熟悉水性、会驾船的本地人当兵。但分布范围相当有限，主要集中于苏北的连云港、浙东的宁波、闽越的福州与泉州，也包括珠江流域的广州。因为要巡弋范围广、部队规模不够等原因，只能确保驻地附近的水域安全，无暇顾及理论上的其余防区。所以在整个北宋时期，东南沿岸的海盗活动异常频繁，多到连朝廷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些巡检司也不会联合行动，更谈不上定期进行大规模演习训练。
其次，北宋时代的水师舰船不如辽国规格。例如可被视为精干力量的巡检司，驾驶的不过是小型刀鱼船，以及稍大一些的海鳅船。虽然速度较快，足以在河流、近海间畅行，却无法搭载大量作战人员与武器装备。反观辽国方面，屡屡制造高耸、硕大的楼船战舰。其中的下层甲板可容纳划桨手与后勤物资，中层甲板可被用于运送骑兵马匹，上层甲板再部署重兵防御。双方若是在狭窄航道遭遇，体型占优的一方无疑握有胜算。当战场环境切换到沿海，则大船的稳定性优势仍旧健在。何况辽国在军事机械领域不落下风，有专业部队制造复合弓、单兵弩、抛石机和火药助燃剂。虽称不上对北宋遥遥领先，也绝不至于在需要时拖后腿。由于楼船是一种非常合格的运载平台，完全可以将上述武器集成运用，而强调适航性的小海船就无此功能。若再考虑到古代海战免不了甲板上的短兵相接，那么能多运兵的一方无疑赢面更大。
讽刺的是，北宋朝的船舶制造业，无论技术、规模和口碑方面都远超契丹。可惜，无论是以泉州为母港的阿拉伯风格海船，还是以扬州为母港的传统平底船，都不隶属于水师建制。前者多从属于归化番坊和市舶司，非极端状况下不会被征调来北方战场。后者完全服务于漕运单位，只以周而复始的运粮、带货为己任，非常不适于直接参战。只留下渔民、彩珠人和商贾的私人船只，连临时抱佛脚也较难有理想收效。
这就怪不得北宋虽乐于航运经济发展，却为防备辽国而实施局部海禁。他们在与辽东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设立禁区，拒绝任何民间船舶出航或靠岸。同时部署有禁军编制的澄海水军弩手部队，配合巡检船队拒止对岸强敌。其成员里有大量来自吴越地区的健儿，还必须每年航行到附近的驰基岛展开演训。只不过在心态上缺乏自信，始终以谨防假想敌登岸为目标，从未筹划过主动出击的可能性。这也能从反面说明，当时人眼里的契丹水师根本不弱。更有可能是侧翼位置的心腹大患，完全有必要认真对待。
综上所述，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北宋时期的水军可能真不如辽国厉害。
诚然，契丹从未重视航海和船舶发展，却能基于现实需要采取拿来主义。只不过满足于澶渊之盟签订后的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才没有将该领域的微弱优势发扬光大，最后毁于老部下与老邻居的海上之盟组合。
倒是宋朝则是空有技术和经济面资源，却根本不能将之落实为确切战力，说到底也是安于得过且过的均衡现状。直至靖康之变发生，才迫于江淮、沿海的国防压力，逐步学会花大力气强化水军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