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1972年12月10日）是我国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被我党亲切地称为“农民问题专家”。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邓子恢在福建东肖镇泉井（今龙泉）村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出生。他家中有兄弟姐妹8人，邓子恢排行第二。
民国二年（1913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龙岩中学。此时正值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动荡，邓子恢家中本就兄弟多，在他13岁母亲去世后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年幼的邓子恢见过社会的腐朽，见过农民的艰难生计。因此他迫切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国家和家庭的命运。
民国六年（1917年），邓子恢取得龙岩县第一名的成绩。在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思想影响下，他毅然接受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学习。然而一年后，段祺瑞政府的卖国协定《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再加上邓子恢在在日本贫病交加，他的留日学习中断。
邓子恢跟随全体留日学生放弃学业，罢课回国。回国后，因局势混乱，邓子恢决心回到家乡龙岩，为家乡的教育做贡献，在小学母校任教。纵然邓子恢有抱负，但乡村学校的薪水实在太低，一家人的正常生活都维持不了。不久后他就投奔江西堂兄，在他开设的“庆昌和”杂货店当伙计。
邓绍箕
民国十年（1921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邓子恢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便与进步青年一起在龙岩组织了奇山书社，民国十二年（1923年）创办了《岩声报》，用以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民国十五年（1926年）12月，邓子恢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又和陈赞雍发展了不少党员，中共崇义县支部就此成立。可惜的是，次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就破裂了，邓子恢等人被国民党通缉。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是邓子恢的转折点。八・七会议后，福建临时省委为响应中央，任邓子恢领导福建农民武装暴动。3月，他参与领导了龙岩后田暴动，创建闽西第一支农民游击队。这次后田暴动开创了土地革命的先声，同时也掀起福建农民武装暴动的序幕。
此后邓子恢历任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根据地红12军政委等职，包括后来中央红军主力出走后，他仍然留在闽西坚持战斗。
在那艰苦的三年里，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共同领导群众和少量部队，为闽西保留了革命火种。直到国共合作，他们才率部下山，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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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邓子恢一直非常显赫，历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华中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华东局副书记、四野第二政委等职。
他多次担任过粟裕的上级，还在大军南下时负责过四野的政治工作，谭政也是他的部下。
这些经历综合来看，邓子恢如果参与授衔，起码也是大将级别。只是当战争任务不再那么重时，邓子恢就慢慢脱离四野，转而实际主持中南行政区的全面工作。
1955年新中国首次实行军衔制，因为有毛泽东等人做表率，许多已离开军队的干部就不再参与授衔，像邓子恢就属于此列。如果按照以前的职务和贡献，邓子恢其实是可以被评为大将的，不过在授衔时他已经被安排去主管农业了，因而就错过佩戴将星的机会。
作为闽西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邓子恢了解到永定农民暴动爆发。等他赶到时，这里的领导人正带领农民武装队伍围城。基于党内提出的《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即“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邓子恢提出农民武装队伍撤往农村，进行打地主、分田地斗争。
中央认为此方法可行，命邓子恢领导永定溪南主持分田工作。在分田工作刚开始进行时，邓子恢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闽西从来没有搞过分配土地，中央此前虽然发布过关于土地斗争的纲领，但这里面没有人参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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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分田呢？邓子恢认为，最重要的两点是，争取和团结群众火热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于是邓子恢走进了田间村舍，听取民意，商量分田原则和具体办法。
民国十八年（1929年），由邓子恢领导的福建第一次土地改革办得轰轰烈烈，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广受好评。其中“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政策在后来得到广泛应用。不仅帮助农民获得了实打实的利益，也让其他阶层的利益得到保障。这次试验的成功，为全国各根据地的土改运动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南溪土改成功后，邓子恢并没有放松警惕。很快他就发现此举还有一定的弊端，此前的按人口分配导致很多地主和富农擅自保留好田，而那些贫农得到的田基本都是瘦田、坏地。于是邓子恢又在这个政策上加了一条，那就是“抽肥补瘦”。这一方法将农民分不到好田的缺陷弥补了。
民国十九年（1930年）6月，在上杭的南阳，红四军与闽西特委召开联席会议。邓子恢代表西特委着重介绍了闽西土地革命创造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一分田原则，毛泽东认为这个方法非常可行，党中央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民国二十年（1931年）邓子恢听从省委安排，负责巡视指导福州附近各县的工作。为了得到更真实的意见，邓子恢化身“郎中”游走在福州各县乡。还主动向当地老中医学习，时不时用新学来的中医知识为贫苦人家解决些小毛病。就这样，郎中的角色扮演深入人心。
邓子恢背着他的医药箱深入贫苦农民家中问好调查。此外这个身份也有助于邓子恢隐藏身份宣传革命道理，在他的秘密动员下，创建的农民协会将播撒革命火种广泛传播。
他也发现了漳州游击队的一些问题，上报给常委会后，决定采取新的游击战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对敌人”。把游击队分为三支小分队，分批进入一定群众基础的乡村，一边发动群众斗争，一边对他们进行政治军事训练，打开了福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在邓子恢完成任务后，他的医药箱被寄放在漳浦县象牙庄浦尾自然村的一户村民家中。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表示众村民的感谢，便将此箱子交给漳浦县委党史研究室，转存于当地革命纪念馆。而他“游走郎中”的称号也在当地被广泛歌颂。
在闽西还有一个别称——山歌之乡。从小出生在这里的邓子恢对此也是极为热爱的。他的嗓子似乎天生就适合唱山歌，声音洪亮又绵长。
在革命战争中，邓子恢通过编山歌、唱山歌的方式宣传革命。据村民们描述，邓子恢总是以农民打扮，深入田间地头，跟他们一起劳作唱山歌。“山歌部长”的称号也就此传开，不得不说这个称号跟他当时宣传部长的身份还挺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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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邓子恢出生农村，再加上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农民打招呼，因此他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新中国成立后邓子恢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56年，这是身居高位后的邓子恢第二次回到故乡。
这一次回乡，他仍亲自带领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组，深入当地第一线了解高级化后的农村面貌。在他停留的短短40天时间里，他走访了白土、西山、铁石洋等地，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陆续接待群众约700人，处理访信1400封。这是陪同在邓子恢身边的符维健向记者转述的。
当时邓子恢因生病身体还没恢复好，这些走访都是他拄着拐杖也只要进行的。在他下乡出发前，其部下正在准备茶水，不料邓子恢劝阻说：“当年的游击时代群众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粮食，现在去访查却不喝人家家里的水，他们心里会难受的。”
邓子恢就是这样了解村民的心。果不其然，当他抵达各村民家中，他们都会准备好茶水迎接这位“农民知己”。而邓子恢则是来者不拒，他对农民的深情就在这一个个小细节中。
邓子恢的一生可以说都在为农民考虑，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邓子恢一直都坚守在领导土地改革的岗位。这么多年下来，他的经验已经超过了大部分人，为完善新中国的土地政策，为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农民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后来“五马进京”，邓子恢奉命离开中南，1953年1月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特别会见了他一次。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中国农民的统帅。”次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正式成立，邓子恢任部长。1954年邓子恢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农业依然是他主管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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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位就谋其政，邓子恢多次深入一线调研，认为农业发展应脚踏实地一些，“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但这种想法与主流意见不符。
1953年，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职。10月受中央委托，率领部门工作组到南方各省对农村合作化运动进行考察指导。当时正值过渡时期三大改造的开始，因此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十分重要。
在赴南方调研途中，邓子恢就率先表示：“我们在政策上要积极引导，但也要顾及农民兄弟的利益要求，不能强拉硬推他们入社，一个与民休养生息的过渡期是很重要的。”
11月中旬，邓子恢等人终于轮走到福建龙岩，这是他时隔15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在这里，邓子恢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在龙岩的村社田头，经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他多次拜访农户家，跟他们一起看庄稼，认真听取农民对入社的意见。
在家乡的座谈会中，邓子恢着重纠正了强拉耕牛、捆绑入社的粗暴式行为。并指出此行为的弊端，容易使得干群关系紧张，心也贴不到一起，这样的合作社办起来了也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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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央两个月后，邓子恢回到了北京。通过这次走访，他们摸清了合作化运动中的主要矛盾。又连夜将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整理好上交给党中央，党中央很快就作出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它进一步明确引导农民从社会主义的互助小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历程，这是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道路。
1959年至1961年，我国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邓子恢1961年抱病到家乡进行调研。
他在福建龙岩调研了20多天，了解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甚至还有饿死人的情况，心如刀绞。
同时，当他从安徽省全椒县人刘志龙了解到安徽正在搞包产到户责任制，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很高的情况后，他马不停蹄赶往安徽取经。在合肥，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介绍说：“安徽农村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邓子恢调研完安徽“包产到户”的做法后，内心十分高兴，认为是找到了解决农村困境的办法。
特殊时期，邓子恢同四人帮、林彪等人展开坚决斗争，政治上长期受迫害和歧视，郁郁寡欢！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在精神沉闷中病逝。
邓子恢与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发展上的分歧和矛盾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纯粹是为了国家发展。两人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早年在闽西的革命岁月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战斗情谊，这一段人生经历也被邓子恢视为一生中最骄傲、最光辉的岁月。1981年，中央为邓子恢平反，指出：“他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作为大功臣的邓子恢，他心系农民的朴素胸怀仍是各级领导做好“三农”工作的正面教材，也是新时代乡村振兴路上的学习榜样！只不过他性子很直，1930年就曾因为反对“立三路线”被撤职，到晚年这种坚持自我观点的作风都还没改。不去说他后面的事对不对，单就他这种不忘初心、能顶住压力的作风，也很令人敬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