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在讨论西方伪史，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中国商代的甲骨文是真的么？那个时候的古人靠什么能把字刻到甲骨上？

这大约是少见多怪了——在甲骨上刻字，对殷商先民来说很“easy”！

上世纪30年代的殷墟考古，就发掘出土了青铜刀、青铜锥。

甲骨大家董作宾先生考证后说：“这大概就是殷人契刻文字的工具”。

上世纪末以来，殷墟继续出土了若干青铜小刻刀和小铜锥。

还不仅如此。

上世纪50年代，发掘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出土了碧玉刻刀。

学者们研究后确认，此为“仿当日实用刻刀而模制者至今锋利可刻划龟甲”。

（1.殷墟出土的刻字刀；2.妇好墓出土玉刻刀；3.多处遗址出土铜刻刀）

这些碧玉刻刀是“礼器”，未必真用来契刻龟甲，然而可以在龟甲上契刻甲骨文是确实的。

别忘了，不论是龟的“腹甲”还是“背甲”亦或牛胛骨，如果说“硬度”，大约也就在3度左右，而玉石一般都在6以上。

1976年，殷墟妇好墓又出土玉质刻刀20多件，多制成动物形象，当为有很高价值的工艺品“礼器”。

甲骨文，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是占验后的结果。

董作宾先生说，在发现的甲骨上的“卜辞有仅用毛笔书写而未刻的，又有全体仅刻直划的，可见是先写后可”。

他还说：“如果不写而刻，那么在每一个字的结构上，稍繁的便不易刻，何况每一笔画，又须刻两面刀锋。一个字尤难先直后横，何况全行？何况全版？”

以上均见董作宾先生1933年的《甲骨文缎带研究例》。

（木版刻字示意图）

此意见，曾被学界广泛接受。

不过，50年后，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有了新见解。

他认为：“书写的字既然较刻辞为粗大，且常与刻辞相倒，所以书辞并非为刻辞而作的，更不是写了忘记刻的。刻辞有小如蝇头的，不容易先书后刻，况且卜辞所常用的字并不多，刻惯了自然先直后横，本无需乎先写了做底子。”

另有一些学者，在做了模拟刻写甲骨文后亦提出：“估计一般不必书写起稿，而是依靠熟练的技艺，以刀为笔信手刻来而成的。”（见赵铨、钟少林、白荣金等《甲骨文字契刻初探》）

董作宾先生的推论，是基于后世木版刻版工人的“刀法”，先直后横，所以认为：“卜辞既经写，就一手执版，一手提刀，为的版是向着自己，所以就先刻纵笔及斜笔，刻完了横转过来，再一一补足横划。”（见前注一书）

然而，学者们进行的最新模拟刻字实验的成果表明——“刻时无论横竖，凡直线均为推刻而成。但推刻的顺逆则根据骨料的形状而定，以便于把握及运刀为准，不受任何限制”。

（甲骨文契刻笔画顺序和运刀方向）

对照已发现的甲骨锁客卜辞，学者们发现——

在骨料左下方边部刻字，竖划大多由上而下，横划大多由右而左。在骨料中部刻字，笔顺便可灵活掌握。

由此可知，殷商及周，甲骨上的“卜辞刻字基本上应是一字刻完再刻一字，而不是许多字先竖后横地刻。为了减少转动骨版的次数而采用通篇或通行先竖刻后横刻的了；流水作业法，不见得是普遍规律。”（见赵铨等前书）

这是说，殷商时契刻甲骨，同后世的木版刻版是有很大不同的。

非常重要的是，通过仔细研究甲骨文契刻的刀法发现，殷商时期的刻字“笔顺”，竟然与现代人的书写“笔顺”基本一致——只能说，这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