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在内结党营私，在外勾连外夷，意图谋反。来人呀，将胡惟庸满门抄斩，诛九族。”朱元璋咬牙切齿地说道。

胡惟庸脸色苍白地匍匐在地，大呼道：“陛下，臣冤枉呀，臣没有做出任何对不起您，对不起大明的事情。”

然而，任凭胡惟庸在那里哭天喊地，朱元璋都不为所动。

就这样，胡惟庸成了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位宰相。从此以后，皇权再无掣肘，皇帝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

很多人觉得，胡惟庸是被冤枉的。那么，他到底冤不冤呢？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惟庸并不受朱元璋的待见。

他是公元1355年投奔的朱元璋，在接下来的12年里，他先后出任宁国县主簿、宁国县知县、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佥事。

12年来，兜兜转转，一直升不上去。就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胡惟庸给同乡李善长送去二百两黄金。在李善长的帮助下，胡惟庸才得以进入中枢，先是出任太常寺少卿，后来升职太常寺卿，负责各种仪式礼仪、宗庙祭祀。

别看这太常寺卿好像没啥权势，但是人家可是正三品的朝廷大员。一旦什么位置有空缺，胡惟庸都有资格去替补。

在当时，明朝的决策中枢是中书省，而中书省中最重要的位置有5个，从上往下分别是左、右丞相，中书省左、右丞，以及参知政事。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丞相与此前朝代的宰相，虽然叫法不一样，但是职责、权力大小却差不多的。因此，明朝的丞相其实就是以前的宰相，只是叫法不一样罢了。

而在中书省中，又以左丞相为尊。当时的左丞相正是李善长，所以，胡惟庸后来能进入中书省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公元1370年，年事已高的李善长安排胡惟庸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一年后，李善长便因为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了。

表面上看，胡惟庸不仅在中书省地位最低，而且失去了李善长这个靠山。事实并非如此，前面提到过，胡惟庸和李善长是同乡。在古代，同乡之谊是很亲密的。事实上，李善长是希望胡惟庸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毕竟朝堂上有自己的人，他才能安心养老。

李善长在离开之际，已经交代自己的盟友、党羽，以后一切事情听从胡惟庸的吩咐。也就是说，胡惟庸看上去是中书省里最弱的，但实际上他的实力确是最强的。

就在李善长离开朝堂之前，还特意举荐胡惟庸，让他坐上了中书左丞的位置。此时，胡惟庸上面只有左右丞相了。

当时的左丞相是汪广洋，右丞相是杨宪，再往下，便是胡惟庸了。

有意思的是，朱元璋曾经让刘伯温点评过这三人。胡惟庸觉得他们三人都不适合做宰相。汪广洋人是个老好人，但是没啥才干。杨宪虽然有才，但是心胸狭隘。至于胡惟庸，虽然才干超越了杨宪，但是野心也很大，迟早会车裂而亡。

不得不说，刘伯温看人还是很准的。面对野心勃勃，却才华过人的胡惟庸，老好人汪广洋根本不是对手。

每次奏对，汪广洋的表现都让朱元璋不满意。反观胡惟庸，无论朱元璋问什么问题，他都能条理清晰的解释清楚，并且给出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案。当然，这也与他此前在地方上处理了12年具体事务有关。

此外，胡惟庸经常绕过汪广洋上奏。结果朱元璋问起事情，汪广洋是一问三不知。

时间久了，朱元璋对于汪广洋的不满与日俱增。于是找了个借口，将他赶出朝堂。

至于杨宪，此人任用私人，且暗害大臣。胡惟庸收集了很多他的把柄，交给朱元璋。朱元璋一怒之下，直接将杨宪满门抄斩。

至此，胡惟庸如愿坐上了左丞相的位置，成了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胡惟庸当上左丞相后，一开始还谨小慎微，老实办事。在逐渐取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后，胡惟庸的野心开始慢慢暴露出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胡惟庸的重点就放在两件事上。一件叫做党同伐异，另一件叫做欺下瞒上。

根据《明史》记载，胡惟庸“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

也就是说，胡惟庸仗着自己是左丞相，可以先一步阅览奏章，于是私下隐瞒了一些奏章。这些奏章大多是弹劾胡惟庸及其党羽的。

不仅这些奏章朱元璋看不到，而且弹劾之人也要倒霉。一些在朝堂上不太显眼的人，直接被胡惟庸贬官甚至流放。对于一些朝廷重臣，胡惟庸往往派人弹劾，朱元璋询问他意见的时候，他则趁机恶语中伤，导致这些人被朱元璋治罪。

比如翰林学士吴伯宗，就是因为得罪了胡惟庸才被治罪贬官的。类似情况的大臣足足有三十多人。

还有名臣刘伯温，他没少在朱元璋面前弹劾胡惟庸。后来刘伯温生病，胡惟庸代替朱元璋给刘伯温送药。结果吃完药刘伯温就去世了，要说这事和胡惟庸无关，可能吗？

一时间朝堂上人心惶惶，那些与胡惟庸不对付的大臣，大多被赶出了朝堂。大量朝臣选择了依附胡惟庸，至于剩下的人则选择了沉默。

一时间，胡惟庸大权独揽，只要他想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他俨然成为了“副皇帝”。

与此同时，胡惟庸的野心也开始膨胀起来。他已经不满足只当个“副皇帝”，而是想将朱元璋取而代之。

对于朱元璋，胡惟庸有着天然的恐惧。或者说，满朝文武，没有人不害怕朱元璋的。因此，想要对付朱元璋，胡惟庸必须慎之又慎。

胡惟庸开始笼络朝中的一些武将。尤其是一些犯了错，或者得罪了朱元璋的武将，纷纷投效胡惟庸门下。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和平凉侯费聚。

陆仲亨和唐胜宗因为擅自动用驿车、驿卒为自己处理私事。此事被朱元璋知晓，大为震怒，将二人削爵降职处置。

后来二人凭借战功回复爵位，但是又多次惹恼朱元璋被治罪。

至于费聚，此人喜好饮酒。常常因为贪杯误事，受到朱元璋的责罚。

这些人原本围在胡惟庸身边只是为求自保，但是随着朱元璋开始对着功臣们露出“獠牙”。他们担心哪天就轮到自己，于是开始怂恿胡惟庸篡位，这也使得原本犹豫不决的胡惟庸，最终迈出了那一步。

一方面，他安排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人离开京师，让他们在外面招兵买马，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他还积极结交城中统兵的将领。确保这些人即使到时候不站在自己这边，至少也能保持中立，不要与自己为敌。

此外，他还积极联络外夷。他派出指挥使林贤联络倭寇，派出元朝旧臣封绩去联系草原上的蒙古人。胡惟庸许以好处，与他们约定：一旦自己起兵，对方也起兵响应，来牵制明朝在各地的军队。

按理说，胡惟庸准备如此充分，胜算应该很高的。然而天佑大明，胡惟庸还在做准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直接打乱了胡惟庸的计划。

胡惟庸这人，虽然在外面飞扬跋扈，但是在朱元璋面前一向谨小慎微，从不出一点错。以至于他为谋逆准备许久，朱元璋竟然毫无察觉。

然而在公元1379年，胡惟庸的儿子在京师飙马车，因为车速太快，马车太颠簸，结果从车上掉了下来，坠车而亡。胡惟庸迁怒于车夫，要将其治罪。

这事不知怎么的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朱元璋是个爱民如子的皇帝，他得知此事后，特意将胡惟庸叫到了宫里，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胡惟庸想要花些银两了事，奈何朱元璋不准。

伴君如伴虎，胡惟庸深知朱元璋喜怒无常。鉴于当时已经有不少功臣被朱元璋借机治罪，甚至有人被满门抄斩，胡惟庸担心步了这些人的后尘，于是打算提前起兵。

在联系各地党羽后，胡惟庸觉得大局已定，于是言行不像之前那么谨慎了。当时占城国遣使朝贡，胆大包天的胡惟庸竟然没有将此事告知朱元璋，将占城国的贡品收入囊中。

好巧不巧的，此事被朱元璋身边的心腹太监看到了。朱元璋闻讯，叫来胡惟庸，要他给个解释。胡惟庸能有什么解释？只得将锅甩给礼部，毕竟接待使节是礼部的事情。

礼部尚书也不笨，自然不愿意替胡惟庸背锅，于是他又将锅摔了回来。见他们踢皮球，互相推诿。朱元璋更加生气，于是让锦衣卫查清楚这事情。

在锦衣卫面前，任何秘密都是藏不住的。很快，锦衣卫的诏狱里面就关了不少大臣。其中有个叫涂节的大臣，平日里仗着有胡惟庸撑腰，做了很多错事，随便拿出一个都是要掉脑袋的。

为求自保，他将胡惟庸企图谋逆的事情给说了出来。锦衣卫这边一听，乐了。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呀，相比之下，占城国朝贡的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锦衣卫的重心放在了谋逆案上。

随着越来越多的大臣受到牵连，整个事情的脉络也越来越清晰。当锦衣卫的奏章摆在朱元璋面前的时候，整件事情所有相关人员已经全部都在锦衣卫的掌握中。就等朱元璋一声令下，就可以将胡惟庸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对于这些人，朱元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一时间京师血流成河，法场每天都是爆满。最终受到牵连的人多达3万。这便是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

要说胡惟庸冤不冤，那是一点也不冤。他所做的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全都有据可查。最关键的是，即使他没有谋逆，朱元璋也不会放过他的。或者说，朱元璋是不会放过坐在左、右丞相位置上的人。

宰相的存在，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限制皇权，以免皇帝刚愎自用，酿成大错。

但是朱元璋这位皇帝，控制欲是很强的。他是不愿意和人分享权力的，他要的就是绝对的皇权。

其实看看朱元璋任用的左、右丞相，你就会发现，朱元璋重用他们就是为了有借口废掉宰相一职。

汪广洋、杨宪、胡惟庸，这都是胡惟庸点评过不适合做丞相的人。足以看出，朱元璋让他们做丞相，其实是早有预谋的。

胡惟庸自以为大权在握，殊不知，自己只不过是朱元璋棋盘上的一枚棋子罢了。他的死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只是可惜了那些受到他牵连之人，其中不乏无辜之人。而朱元璋为了达成目的，并不在意这些人的死活，也足以看出其冷血的一面。

参考资料：

《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