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走！”

当已近而立之年的贺子珍，默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贺子珍能够明显感受到，在延安简陋狭小的窑洞里，被安静放置在床边的一盏煤油灯，那燃烧的火焰忽然往下一挫，接着就几近熄灭一般艰难发散出微弱的光芒来。

贺子珍的心也跟着往下一沉，仿佛要一下子跌入到无尽的黑暗里。

那黑暗，犹如一对巨大的黑蝴蝶的翅膀，将她苍白瘦弱的身体，紧紧包裹覆盖，窒息一般让她喘息不得。她只觉喉头哽咽，几乎要落下泪来。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当一定要说出分别的话语的时候，贺子珍的内心仍然是坚定无比的。她下定了决心要去做的事，即使心痛至极，也会毫无悔改之意，义无反顾地决绝做下去。

这是1937年的8月，溽热的天气，也捂不热贺子珍一颗冰冷的心。

捂不热贺子珍这一颗冰冷的心的还有，毛主席在才只有几个月大的女儿娇娇的小小的床前，说出的那一番长长的至情至性之语。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这一段长长的深情告白，表面上是毛主席在回顾自己人生落泪之事，实际是毛主席借此向执意要离开延安，离开自己，离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的妻子贺子珍，说出的最深挚的挽留之语。

彼时，毛主席多想，用自己的深挚话语，用自己的婉转告白，用自己的眼泪，留住贺子珍。

然而，28岁的贺子珍，正是年轻气盛的年岁，毛主席的长长情话，她完全听不进去。她下定决心，非走不可。

面对毛主席的深情回顾，决绝的贺子珍，只是微微抬起头，淡淡扫一眼正愁眉不展吸着纸烟的毛主席，而后冷冷坚决地抛出五个字：“我一定要走！”

很多年以后，当年那个襁褓中的娇娇，已经长大了，还有了被唤作“李敏”的大名的时候，从苏联归来，来到北京，和毛主席朝夕共处的时候，不禁问道：“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女儿的这一问，一下子又将毛主席拉回到1937年的那个夏日的夜晚，煤油灯下，毛主席的深情低诉，贺子珍的决然出走，毛主席感慨万千，不觉又是一声长叹。

“和你妈妈离婚，爸爸承认，自己也要承担六成的责任。”

这世间，大凡夫妻相处之道，总要以彼此理解和沟通最为重要。日日相对，就是再恩爱的夫妻，也免不了要在油盐酱醋茶的琐碎生活里，磕磕绊绊，无数的小小烦扰，犹如秋日漫天飞舞的游丝，没来由就兜头兜脸糊你一身，让你使出浑身解数，也脱身不得。

此种情况，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毛主席和贺子珍，也不例外。

很多年以后，在女儿的疑问里，毛主席没有将自身过错责任摘得一干二净，而是将这一段长达十年，却最终以夫妻离散收场的失败婚姻的责任，更多归咎于自身所致。

爱情最初的样子，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毛主席和贺子珍从最初的井冈山相见，后来相识相恋，亦是盛开在井冈山上的一段最美丽的爱情之花。

每当回忆起1927年10月的那个初秋时节，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上的初次相遇，在贺子珍的心湖上，都会很快荡漾起一阵温柔的涟漪。

即使很多年以后，即使从苏联归来，在其后长达近四十年的漫长时光里，与毛主席只有在庐山短短一小时的见面，贺子珍仍然能够清晰记得，1927年的那个秋天，在江西井冈山大仓村一户农家，自己与毛主席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同样，在毛主席的心里，第一次见到眉清目秀、年轻漂亮的贺子珍，一样让她眼前一亮，还以为眼前这位美丽的女子，是袁文才的女儿或妹妹，哪知道，她竟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位女英雄，还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那一年，十八岁的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那一年，遭遇困境的毛主席毅然走上井冈山。此时，他还不知道，在这里，他遇见了年轻美丽的贺子珍，亦在不久之后，开拓出革命的光明路途。

从相见相识相恋，到最后的喜结连理，他们的爱情与婚姻，得到了袁文才、贺敏学等一众井冈山亲友的热烈祝福。

此时，沉浸在爱情与婚姻双重幸福里的贺子珍，怎么也不会想到，嫁给毛主席，从此她失去了女英雄的光环。从此，她还会走上漫长痛苦的生育长路。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与毛主席结婚的十年时间里，贺子珍共怀孕生育孩子六次，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身体瘦弱的贺子珍，这十年间，几乎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是在不断的怀孕生产之中。

很显然，这样的生活，是曾经的革命女英雄贺子珍无法忍受的。贺子珍曾经不止一次对自己身边的亲友们一再重复这样一句话：“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过密的生育，影响了贺子珍的健康，尤其是在长征途中，遭遇敌人空袭，为了掩护躺在担架上的战友钟赤兵，贺子珍身中十七处弹片。

这之后的怀孕生子，对她健康的威胁更大。除了健康，这样过密的生育，也让贺子珍完全没有时间参与学习读书和战斗，无从进步，这更让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的贺子珍内心沮丧失望极了。

除了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贺子珍生下的六个孩子，除李敏后来在自己和毛主席身边平安健康长大外，其余五个孩子，或送人或夭折。这样悲惨的命运，不断承受失子之痛，对贺子珍心灵和精神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可是，对于频繁生育，给贺子珍身体和心灵上造成的巨大伤害，身为丈夫的毛主席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毛主席甚至有一次还对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提及怕生孩子一事，直接表示不能理解：“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很难想象，如果这番话传到贺子珍的耳朵里，身为妻子和母亲，她该是如何伤心啊。

因此，后来在1937年，贺子珍执意要远走苏联，回忆起贺子珍这段异国他乡的十年悲惨生活时，毛主席在内心深处是深深自责的，他觉得自己要承担六成的责任。

这六成责任里，对贺子珍频繁生育带来的伤害与痛苦，自己关心关怀太不够，也一定是毛主席深深引咎自责的重要方面。

可是，在延安时期，那时的毛主席，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处。每当贺子珍因为家庭琐碎之事和毛主席发生争吵的时候，毛主席的惯常做法就是，一开始全然不理会贺子珍，由着她肆意吵闹，然后，就一个人默默搬到一间空房里独自居住。

在毛主席看来，贺子珍的各种琐碎争吵，都是无理取闹，他一次次置若罔闻。

毛主席的默默无语，沉默以对，让贺子珍伤透了心，她觉得毛主席在刻意疏远她，对她的感情早已变淡了。

在贺子珍看来，来到延安之后，毛主席变了，她和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然而，在毛主席看来，却是贺子珍变了。和当初井冈山初见贺子珍相比，毛主席觉得，那时候的贺子珍，美貌、才华与胆识皆备。

那时的她，威风凛凛骑一匹白马，手持双枪，发一声喊，就带领游击队员们，上阵杀敌去，这样的女英雄，恍若仙子临凡，让人惊为天人。

可是，婚后的贺子珍，却整日沉浸在家庭琐碎之中，思想上自甘落后，政治上不求进步，简直让他大失所望。

但凡夫妻双方，既存了这样的芥蒂在心底，矛盾与争吵就会无休无止，变本加厉，最终成了贺子珍坚决要离开延安的导火索。

尽管事后，毛主席表现克制、宽容，没有说一句责备贺子珍的话，然而，贺子珍要离开延安的决定，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更改了。

贺子珍先是去了西安，打算由西安到上海，再从上海到苏联治病，她想把自己身体养好，想把身体内的弹片取出来。

这是她对毛主席说出的理由。当得知上海沦陷后，心急如焚的毛主席立刻托人捎信到西安，希望贺子珍能够回来：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主席还托人给她捎来一个小木箱，箱子里都是贺子珍的日常生活用品，毛主席希望用这一个小木箱，来唤回贺子珍的情与意。

然而，此时的贺子珍决心已定，再也不会更改了。

在西安一住数月之后，贺子珍由西安至兰州，又由兰州至新疆，最后从新疆飞往苏联。

数月辗转，去去不归，此时的贺子珍，一心一意只想离开延安，哪怕千难万难，她也在所不辞。

却怎知，这一去，在异国他乡，还有更大的苦难在等着她。

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苏联，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柳克斯宾馆，是贺子珍的第一个落脚点。其后，在1938年至1940年间，贺子珍一直住在共产国际专门为中国共产党开设的党校内。

1938年4月6日，贺子珍在苏联生下自己的第六个孩子，这是个男孩，贺子珍给他取了个俄文名字“廖瓦”。

这一次在异国他乡分娩，之前残留在体内的弹片，因为年深月久，无法取出，再次在生孩子的时候引发剧烈疼痛，让贺子珍饱受折磨。

最为不幸的是，6个月后，小廖瓦就因肺炎不幸夭折了，更让贺子珍在身体的疼痛之外，又遭受精神上的巨大打击与折磨。

听说了贺子珍的不幸遭遇，毛主席毅然在不久之后就派人将娇娇送到苏联，让她和其时已经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毛岸英、毛岸青一起陪伴孤苦的贺子珍。

谁知到了1941年，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贺子珍不得不跟着孩子们一道被疏散至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

1942年的冬天特别冷，娇娇不幸患上了肺炎，忧心如焚的贺子珍违规使用了取暖用的木材，最后竟被院方强行关进了精神病院。

此时，因为战乱和距离遥远，毛主席和贺子珍以及孩子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回忆起贺子珍在苏联度过的这一段艰难痛苦的岁月，直到1959年7月9日，在庐山，毛主席和贺子珍22年后的唯一一次再相见之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起贺子珍，内心依然充满无限自责和深深叹息。

“小封（封耀松）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直到1947年初，先后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和罗荣桓，几经周折，辗转多方打听，最终才找到了贺子珍。1947年的春天，38岁的贺子珍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

然而，她和毛主席却再也回不去了。

此后，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漫长孤独的岁月里，除了孩子们的陪伴，大多数时候，贺子珍都是一个人独居上海，直到1984年4月离世。

“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谢觉哉）

“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贺子珍）

是啊，彼时才只有28岁的贺子珍，怎么会知道，延安一别，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如果当初她没有那么意气用事，这般年轻气盛；如果当时毛主席和她多沟通交流，说说知心话，而不是沉默以对，迁居空房；如果他们彼此，能给对方多一点理解，多一点空间，多一点换位思考，他们一定能白头偕老。

只可惜，所有的如果，最后只能换来后人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