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世纪的时候，中国出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史学家。其中，许衡（1209年5月8日——1281年3月22日）就是元朝刚建国时候的一个有名的大臣，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有学问的人，许衡看到元朝建国后，百姓生活得非常的贫苦，然后当时的社会也非常的不安定。所以许衡就向忽必烈建议，让忽必烈下旨要重视百姓农作物这一块，并且大力发展教育，用汉族的法律来治理汉族来让忽必烈更好地管理元朝。许衡为了说服忽必烈，这么对忽必烈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循而行之，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分更，未见其可也。昔子产相衰周之列国，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终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说而妄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然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是亦积之之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坚守之，不杂小人，不责近效，不恤流言，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矣。”
从这番话就能够看出，许衡大力支持忽必烈实行儒家的思想，用仁政来治理国家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百姓的心中所向。而能够得到百姓的支持，就要用汉族的法律来治理国家。由于忽必烈赞同了许衡向他提出的意见，并且非常重视。所以中原地区内的百姓的经济和生活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安定。
许衡在元朝里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任命当国子监祭酒，这份职位的只要职责就是主持教育这方面的工作，并且承担了宣扬宗教的事情。而且许衡在做这几件事情的时候非常卖力。许衡“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条，终身不敢忘。或未尝及门，传其绪余，而折节力行为名世者，往往有之。听其言，虽武人俗士、异端之徒，无不感悟者。”所以许衡的门下有很多的汉族学生，也有很多蒙古族的人。到了咸淳七年（1271年）的时候，许衡受到了忽必烈的命令，让他尽心培养出一批蒙古族中贵族的孩子，在许衡非常卖力的指导和教育下，这些蒙古族中的贵族子弟从一开始并不懂汉族的文化，到后来的优秀的儒家思想的学生。“帝久欲开太学，会衡请罢益力，乃从其请。八年，以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为择蒙古弟子俾教之。衡闻命，喜曰：‘此吾事也。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乃请征其弟子王梓、刘季伟、韩思永、耶律有尚、吕端善、姚燧、高凝、白栋、苏郁、姚敦、孙安、刘安中十二人为伴读。诏驿召之来京师，分处各斋，以为斋长。时所选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其为教，因觉以明善，因明以开蔽，相其动息以为张弛。课诵少暇，即习礼，或习书算。少者则令习拜跪、揖让、进退、应对，或射，或投壶，负者罚读书若干遍。久之，诸生人人自得，尊师敬业，下至童子，亦知三纲五常为生人之道。”
许衡对待自己的学生“爱之如子”，从生活到学习无不关怀备至。他对待自己则从严要求，“夜思昼诵身体力行，言必揆诸其义而后发”。因此，在许衡的熏陶教育下，“数十年间文坛彬彬有礼，号称知名公卿与士大夫的人，都出自于他的门下。”所以，许衡通过传道授业，对于汉、蒙文化的融合和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许衡对天文和历算非常的有研究，在景炎元年（1276年）的时候，忽必烈不想再用以前的历年的称号，想自己创建一个新的历年。所以就下令派许衡领着太史院的人，去负责这一项事情。并且和王恂、郭守敬一起商议这件事。“国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历》，自大定是正后六七十年，气朔加时渐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协时正日。十三年，诏王恂定新历。恂以为历家知历数而不知历理，宜得衡领之，乃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为冬至者历之本，而求历本者在验气。今所用宋旧仪，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加之岁久，规环不叶。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测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时，减《大明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损古岁余岁差法，上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以月食冲及金木二星距验冬至日躔，校旧历退七十六分。以日转迟疾中平行度验月离宿度，加旧历三十刻。以线代管窥测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气立损益限，以定日之盈缩。分二十八限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迟疾。以赤道变九道定月行。以迟疾转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实合时刻定晦，而不用虚进法。以躔离朓朒定交食。其法视古皆密，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傅会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数，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自余正讹完阙，盖非一事。十七年，历成，奏上之，赐名曰《授时历》，颁之天下。”在这段时间内，许衡当时已经七十多了，但是还依旧亲自去研究，并且经历了很多次的尝试。终于创立了简仪和仰仪等其他的用来观测天文的仪器，并且在元朝各地一共建造了27个观测天文的高台。并且许衡还一个一个去当地进行测试。许衡经过了多次的努力，终于创出了近代截元法。并且用近代截元法代替了以前的上元积年法。并且许衡在当时还算出了365.2425天是一年，许衡计算出的这个数字，只跟现在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差了26秒。可见许衡在天文上面的水平非常的高！
许衡
许衡对于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焦虑，还有程朱理学的传播和朱陆之间的交流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许衡对于程朱理学有很大的研究，并且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并提出了“命”和“义”这两个说法。许衡虽然对朱理学非常的精通，但是并不死板。所以自己在后来提出了非常出名的“治生论”。许衡是元朝时期儒家的最主要的继承人，而且在儒家的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持敬、谨慎、审察，基本上是强调自觉。所谓自觉，是启端和扩充心体本有的知或良知。然而又如何启端和扩充?这里，许衡也说要通过格物才能显现出来。格物，也叫穷理。许衡所讲的穷理，不是穷天下之物的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物之理，而是探求命和义。他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此解说个穷字；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此说个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当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当然者是义也。”显然，他所谓穷理，原不过是叫人明白义和命。这和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意思并不吻合。朱熹格物的最终目的，固然是为了明天理、去人欲。但是，当他稽留在物的观察和对现象界分析这个阶段时，还是要对之格出所以然与所当然，要穷出一事一物的道理，强调经验的积累，然后才能“豁然贯通”，明悟天理。而许衡对穷理的解说，与朱熹的论说是似是而不尽然。这是与他把心、性、理“一以贯之”，认为心、性、理三者是一回事的看法有关。
许衡讲持敬，谨慎、审察，当然这也是朱熹讲过的理学方法。但朱熹的这些方法不是直接求之于人的自觉和本心的自发、尽管朱熹也讲自觉、明心，但这是由格物而得自觉，由穷理而后心中之理乃明。而许衡从天理赋予人心、人心即具天理这个前提出发，是通求于心心他自间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这里所谓“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也就是理学家说的天地。许衡说“心与天地一般”，是说心即是宇宙本体，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故其“心之所存者理也”。这正是陆象山说的天理在吾心中、心具天理。
所以许衡认为，要求得天理，就在于尽心；能“尽心，是知至也”。“天地至大”、“穆然深远”，但能反身“至诚”，也可知“天道”、得天理。一句话，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而他前面讲的持敬、谨慎、审察都是从这一思想出发的。这里可以看到，自称朱熹传人的许衡却与朱熹的思想不尽一致，相反，与陆九渊的思想倒是接近了。
许衡所讲“知性”，也不同于朱熹的本意。朱谓“性即理”，人察宇宙本体即天理以为性，性在心中，但心不等于就是性，故不当直求本心，要通过格物以知性、知天理。而许衡却模糊这一原则区别，如同前面提到他对心、性、理不加区别一样。他认为尽心就是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能明德，都总了尽心知性”。这无异是说，达到陆学的尽心，就概括了朱学的知性。所以他有时把格物解为心中已有的天理、明德，也并非是偶然的。
以上只是简略的谈了许衡的理学思想和他在朱陆之间的游离。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许衡在朱陆之间的游离，正可以说是反映了朱陆合流的趋向。这是理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向。之所以会有这种趋向，这就有必要从朱陆去世以后的理学情况谈起。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这一问题在理学史上的重要性。
朱熹在认识天理的方法步骤上，是强调由外知以体验内知，即由外界的格物以达到致知的过程。这一格物致知过程，也叫“下学”的笃实工夫。而朱熹格物三事中的重要一项是读书博览。但朱熹之后，不少的后学徒裔把读书博览“流为训话之学”，使朱学更加“支离”“泛滥”。而陆学又如何呢？在陆九渊之后，其徒裔把陆九渊的“发明本心”推向极端，发展为“明悟为主”、“不起意为宗”，以至“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而“流于狂禅”。所以在南宋以后，理学上无论是朱学还是陆学，都不景气。因而在宋末元初，不少理学之士不能不认真考虑朱陆两家的利弊。在这当中郑玉是一个代表。他在《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序》中，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密”。但是，陆学的流弊是“谈空说妙”，缺乏致知笃实的工夫；朱学的流弊是“寻行数墨”，泛滥无归，没有“力行之效”，也就是效果太慢。他们认为，必须打破门户，取长补短，以“补两家之未备”。这明显的是主张朱陆合流。并且在他看来，朱陆是“同尊周孔”，“同扶纲常”，“大本达道，无有不同”，“只是所入之途有不同耳”。所以，朱陆合流不但必要，而且在思想上有合流的基础。
从郑玉对朱陆的利弊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肯定了陆学反求本心的简易原则和朱学致知笃实的工夫。在他看来，朱陆合流不是随便的拼合，而是将朱学的笃实工夫，与陆学“高明简易”的本心论结合起来。这样，对朱学来说，可以避免泛滥无归，能收“力行之效”，做到“下学而上达”；对陆学来说，可以避免“谈空说妙”，不致流入空悟的禅门。
不难看出，这种合流实际上是把朱学笃实的“下学”工夫，去填实陆学空悟的本心论；也可说是以陆学为主而辅以朱学。显然，郑玉这种态度是偏于陆的，不同于南宋吕祖谦在调和朱陆时的偏于朱的态度。
在元代，除了如朱学的陈淳和陆学的赵偕、陈苑这些少数人，仍在墨守师说，誓守门户外，其他大部分比较有影响的朱陆徒裔，都不同程度上持有郑玉这种看法和态度。如在朱学中，除许衡以外，还有与许衡并称为“南吴北许”的理学大师吴澄，他是历来被人称为“和会朱陆”的突出人物。
许谦
另一个朱学人物许谦，他“不株守一家”，而在朱陆之间和光同尘。在陆学方面，除了郑玉以外，还有像史蒙卿、程端礼这些人所谓“由陆入朱”，实际上是陆学的本心论，兼取朱学读书穷理的笃实工夫，以使陆学所谓有“根脚”，不致落入禅学空门。至于所谓“由陆入朱”的徐霖、胡长孺，虽与史、程师承不同，但对朱陆的取舍又几乎一样。
这些理学之士都是在朱陆之间“兼取”、“兼综”、“和会”、“和合”，蔚成一时的“风尚”。更有甚者，当时的龚霆松，竟编排朱陆之间往来的书犊为《朱陆会同》一书，虞集就此题跋，谓朱熹晚年自悔支离泛滥，而悟及“切己反求”是为学之要，以此来张扬元代朱陆合流的论调。
当然，在元代朱陆两派的徒裔，对朱陆的取舍也不尽相同。例如朱学的许衡、吴澄，在兼取陆学本心思想的时候，不仅保持他们这个学派的笃学工夫，而且也保持他们的理气、理欲之类。但两派在陆学本心论的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也还要指出，如果从朱陆当年争论是“发明本心”与“格物穷理”这个原则分歧来看，元代朱陆合流的这种情况，作为陆学主要思想的本心论，并未动摇，而作为朱学原则的格物论，却是或明或暗的被解释为格心，成了“发明本心”的一个部分。所以，元代的陆学在人数上虽然不及朱学，但就其思想来说，陆学的思想在朱陆之间，却是广泛的延伸开来了。
这是南宋以后，理学发展到元代的重要变化，而这一变化又正是后来明代王学的肇端。在过去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论著中，一般是认为王学是远接南宋的陆学。中间越过了一百多年，而这一百多年的理学动向似乎与王学的形成无关！因此，就难以说明王学何以出现，也难以说清楚王学的特点。陆王都讲本心，但是，王学也讲理气、理欲，也讲与本体相对的工夫，即所谓“事上磨炼做工夫”。这本是朱学的东西，与陆学并不一样。何况，就陆王都讲本心这一点来说，陆是讲“发明本心”，王是讲“致良知”，两者也并不一样。
王阳明同陆九渊这些不同的地方，正是王阳明沿承元代许衡等人所兴起的朱陆合流的趋势。不过，元代的朱陆合流，只是粗发其端，对朱陆的弥合，在理论上还不能圆融周备。而到了王明阳，他对朱陆能精细的加以取舍和熔铸，脱颖而为“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例如，他以“感应”、“灵明”去统一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以“致良知”去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以合一，等等。这就是刘宗周说的王学是“范围朱陆而进退之”的意思。当然，王是以陆的本心论来浑融朱学的。所以他不像陆九渊那样公开反对朱熹。相反，他声明“吾之心与晦庵未尝异也”。他并且像元代人那样，也将朱熹与人的书信摘编为《朱子晚年定论》，以附己说。这说明陆象山到王阳明，南宋到明中期，在这一百多年期间，元代的朱陆合流对王学起了先行的作用，或者说是起了孕育的作用。
许衡
因此，元代的许衡（当然也还包括与他同时代的吴澄、郑玉等人）“和会朱陆”，既说明了宋代的理学到了元代的嬗变，也说明了明代王学的出现并非偶然。故元代的理学是从宋到明之间理学发展的过渡环节。这是探讨在元代有影响的理学家许衡的思想时，联系到元代理学动向的一个重要问题。
许衡在哲学和天文这方面的造诣对当时的元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许衡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的元朝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建议，而许衡对于儒家的思想也大力宣传。这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许衡在年迈的时候，还创建了新历，对元朝和以后的历史记载起了帮助，而创造了观测天文的工具，对当时的元朝在天文这一方面的成就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上面的天文这方面也起到了非常的作用。总体来说，许衡为了元朝的发展和进步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为忽必烈培养了那么多的蒙古族的人才，为元朝和以后朝代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