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第二十回“王熙凤正言弹妒意，林黛玉俏语谑娇音”中，林黛玉得知贾宝玉到薛宝钗那玩，心中不快，赌气回了房在窗前流泪，贾宝玉温言哄了许久，黛玉仍抽噎不止。便悄声道：
“你这么个明白人，难道连‘亲不间疏，先不僭后’也不知道？我虽糊涂，却明白这两句话。头一件咱们是姑舅姊妹，宝姐姐是两姨姊妹，论亲戚他比你疏；”
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黛玉的母亲是贾母的女儿，与宝玉的父亲贾政是兄妹。宝钗的母亲薛姨妈是宝玉母亲王夫人的妹妹，旧时的亲戚关系中，黛玉和宝玉属于宗亲，而宝钗与宝玉则属于外亲，因此宝玉才说“亲不间疏”。
自古以来，在以家族为联结的中国人情社会中，咱们的亲属关系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较为严格地遵循了尊卑长幼之序，传统的家庭观念以宗法制约束，男性父权制为本位来区定亲戚关系中的亲疏有别。
有一个成语叫做“登堂入室”，“堂”者，内也。现在不少农村地区，仍将正门进屋的居住空间，称之为“堂屋”，与父亲直系的亲属为“堂亲”，意思相当于不是外人，从宝玉的角度来说，姑表亲自然比姨表亲更近。
民间的堂屋
在我们对于亲戚的称呼中，可以窥见中国伦理文化的历史影响和传承。比如“姑父”和“姨夫”这两个称呼，虽然尾字近音，但所用的汉字截然不同，一个是父亲的“父”，一个则是丈夫的“夫”，其背后因由，可追溯到历史谱系中的亲缘文化。
老话常说“亲戚里外的”，其实这就是个陈述句，亲戚在早先确实是分内外亲疏的。“亲”字在《说文解字》里的注释是：“至也，如父子、兄弟、夫妇故谓之‘六亲’”。“亲”是父亲、丈夫这头的，“戚”字，依傍于男性角度，由姻亲缔结而来，是指母亲和妻子的亲属，看宫斗剧的，总说“外戚干政”，外戚就是帝王母族和妻族的直系亲属和势力。一言以蔽之，亲指族内（ 宗亲），戚指族外（外亲）。
亲族系统分为血亲关系和姻亲关系，血亲就是上述的宗亲和外亲，而姻亲是不具备血缘关系，因婚姻而结亲，如亲家、妯娌、连襟等，像姑父、姨夫，都属于姻亲。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研究乡村结构时提出的理论，是说人际格局的亲疏远近，像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为中心一圈圈延伸出去，按中心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
咱们中华民族最为注重血缘。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乡土社会中，血缘的亲疏不仅仅决定了身份属性，还和人情、地位、财富、权益分配有关。在血亲和姻亲中又不断细化，姑父和姨夫，以父系原则参考，姑父是和父亲这头有关系，姨夫与母亲这头有关系，从差序格局来说，姑父的家族地位更亲近一些。
其实姑父和姨夫来比较有些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称谓差着辈分。“父”除了父亲的本意，还是对有才德的年长男子的敬称，“夫”者，女子配偶，姑父，是尊长，而姨夫，是平辈的角度来称呼，如果是小辈，也该同姑父一样，尊称为“姨父”。相对，平辈对姊妹的丈夫，称为“姑夫”。
那么，亲族中内外亲疏、上下尊卑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一、历史的影响
亲属关系的系统演变与社会的演化进程息息相关，复杂的亲属称谓通常对应了阶层更为分明的社会结构。亲属的差别是特殊社会构成和身份认同决定的。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战乱频发，以家庭为单位的血缘结构，很难在动乱的时代背景之下自保生存，团结就是力量，以父系血缘为核心的家庭联结成为家族，聚树成林，大家一起守望相助，才能更好地把自己的基因传承下去。
像魏晋到唐朝著名的世家大族“五姓七望”：崔、卢、郑、王、李，就是趁此乱世崛起的。
家族的形成奠定了父权社会的基础，由家族、氏族关系延伸出来的家支，既是血统制度，也是政治统治的制度。国家管法制，家族管德治，这样的威望体系，构成了旧时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继嗣、互惠与分配才逐渐沉淀为文化概念，形成稳固的教化后的秩序。
二、儒家文化的影响
蒙学读物《弟子规》，由清人李毓秀整编自《论语》和《礼记》、以及倡理学的朱熹编纂的《蒙童须知》。开篇便是“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儒家把复杂的社会关系化繁成简为三类：上下辈关系，同辈关系、男女关系，并确立三个主要的道德标准：孝、悌与男女有别。
“孝”，对尊长要孝顺，所谓“悌”，《说文解字》释义是“善兄弟也”，我们现在宽泛解释为对兄弟姊妹要亲密和睦。这种在家庭关系中的尊卑有序从幼儿启蒙时就开始灌输，儒家的人伦概念自然深入人心。
《礼记》有云：“父子远近，长幼亲疏，序而不乱……不失其伦。”同三纲五常一样，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体框限在亲疏、贵贱、上下、远近的道德伦理体系中。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就是一个微缩的乡土社会，白鹿村以白、鹿两大姓氏，从亲属关系上互相联结，形成一个自治的稳定族群。白嘉轩承袭父亲白秉德的族长位置，就是血缘上的继嗣。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与族内辈分高的老人，通过宗祠以宗法管理白鹿村的日常事务。
对于村里人做法不成体统的，白嘉轩行使族长权利予以制裁，田小娥个人的“放浪”行为，决定了她不能入宗祠，与黑娃就不算合法婚姻。包括对田小娥“失德”的鞭笞，都是家族合理自治的范围。白鹿村反映的就是整个乡村世界的人情社会，男尊女卑、辈分有序、亲疏有别、伦理纲常。在亲缘和地缘诠释上非常具有代表性。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文化渗透有着稳定的力量，以男性为主导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传统社会的角色认同、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
看似平常的亲戚称谓里，以微见著，容纳了咱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相对外国人简单的亲缘称呼，我们的文化影响与社会结构决定了庞杂的称谓系统。去芜存菁地看，精确的血缘归类被赋予了额外的亲情价值，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嬗变，便利且平稳的物质基础，精细的社会分工，慢慢边缘化了共御生存的协作模式，加上几代独生子女，让很多称谓失去了存在意义，从前大家还讲“五服以内”的血缘概念，现在基本缩小到以家庭为最大单元的亲情关系。
“亲戚”的概念正越来越淡化，就我个人来说，我有十来个堂（表）兄弟姊妹，但已经完全断了联系，更别提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什么往来了。老人常会感叹过去的热闹与人情味，并非是人越来越冷漠，而是我们生活圈子在改变，与人结识的成本越来越低，自我与平等意识越来越重要，相互合作不受地域、空间的限制，“走亲戚”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的关系。
当现实慢慢成为“回忆”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在“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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