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是艰苦的长行军。4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油山，与原来坚持在油山战斗的同志们会合了。虽然大家满身是战火的烟尘，但是眉宇间依然闪现着坚定的、胜利的光辉。油山的同志们抢上前来替我们背东西，一边走，一边问长问短。许多同志的眼角里挂着晶莹的泪花。附近的群众，也放下手中的活计，纷纷拥上前来，热烈地欢迎我们。
在苍茫的暮色中，部队来到一片密密的丛林里。赣粤边特委机关就设在松竹的几间房子里。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共青团特委书记刘新潮等同志，都在特委机关附近热烈地欢迎我们。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特委机关还见到了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我们紧紧地握手，互相拍着对方肩膀，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离开于南地区的这些天来，我们一直为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的安全担心，谁知他们却比我们先到达油山，悬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顿时落了地。我有千言万语要对他们诉说，可是由于过分激动，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哽着，一时又说不出话来。项英、陈毅同志对我们表示亲切的慰问，陈毅同志还豪迈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于南地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大家都为他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房子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
二
这时我们才知道项英、陈毅等同志的突围情况。他们和贺昌等同志，以及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中央军区带领的红二十四师七十团，是在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之后，不久就离开于南地区的。
他们突围前，四面是敌人，到处是枪声，情况非常危急。但是，项英、陈毅同志仍决定先发个电报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情况和部队分路突围的部署。
3月9日下午一点钟，最后突围的部队集合起来了。但直到三点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移动，报务员急得汗水淋漓。贺昌同志很着急，带着两个营先走了。出发不久，就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被打散了。后来，贺昌同志转移到会昌天门嶂，把打散的部队收拢起来，他对大家说："现在是考验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干部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心的时候，是考验对党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每个同志都要不避艰险，冲出重围去！"
刚收拢来的部队，奋勇地渡过了会昌河。可是，他们一上岸，就被埋伏在岸边的敌人包围了。部队打了很久，还是打不出去，最后又被打散了，贺昌同志身负重伤。这时敌人逐渐逼近，叫嚷着要捉活的。贺昌同志高呼"红军万岁"的口号，用他枪膛里剩下的最后的一颗子弹，举枪射向自己，显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贺昌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党的五届和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分局委员和中央苏区军区政治部主任。牺牲时，年二十九岁。
电键哒哒地响着，紧扣着每个人的心弦。天渐渐地黑下来了，项英、陈毅同志一直守在电台旁边，守到下午四点多钟，电台的呼号还没有叫通。山下响着敌人的枪声，部队焦急地等待着。
下午五点钟，电台突然发出强劲的呼号，电台终于叫通了！电键紧张地跳动，把突围的部署报告了党中央，同时收到了中央的回电。可惜，由于密码换了，电码翻译不出来，还是不知道中央回电的内容。于是，项英、陈毅同志命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便同中央断了联系。
晚上，项英和陈毅同志带着一个营出发。刚起步便遇上倾盆大雨。天黑路滑，走几步跌一跤，走了两个钟头，一问，才知仅走了五里路。
好不容易下了山，走到一个庄子前面，便和敌人遭遇了。三百多人的队伍被打散，项英、陈毅同志也被分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会合在一起，部队也集合到二百多人。他们就东奔西走，和敌人绕圈子。到了晚上，又和敌人碰上了，部队再次被打散。这时，有个家伙叛变了，敌人把他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散发。传单上说，项英眼睛近视，夜里不能走路；陈毅腿受重伤，不能行走，要是抓到他们，赏洋五万元。
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部队压力，缩小行动目标，部队决定由另外几位同志指挥；项英和陈毅同志则带着少数警卫战士，另行突围。
项英、陈毅等同志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准备在山下暂作隐蔽。这时无意中碰见一个人。他面黄肌瘦，光着脚，拄着棍子，头戴一顶破钢盔。他沿途拿着这个钢盔煮饭，所以钢盔外面有烟灰。他见到陈毅同志，一把抓住，叫声："首长啊，首长！"便放声大哭起来。
他就是曾纪才同志。1930年陈毅同志在赣南组建红二十二军时，他是信丰县犀牛区区委书记。当时，他响应党号召，带头参军，带动许多青壮年也来参军。红二十二军开到中央苏区以后，他又被调回地方，担任当时新建的代英县的县委书记等职务。
陈毅同志紧紧地握着曾纪才同志的手，亲切地安慰他，劝他不要哭，问他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真是一言难尽。我在代英县当县委书记，人家来检查工作，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斗了我很久。这也错误，那也错误，把我的职务也撤了，罚我到红军里去抬担架。抬了两三个月，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为担架队长。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往地方上送。走到半路，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这一来可糟了，更加证明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了。红军主力走后，地方上不要我，给我一张写明是个严重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看了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陈毅同志问：为什么不回家乡去？
曾纪才激动地说：我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怎么办？家乡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害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我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还有什么去处？他接着又说：听说红军主力走了，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县城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于南地区了。我拿着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了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平时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现在好容易到了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
陈毅同志怀着战友的情谊，劝慰他说：中央苏区失败了，将来会总结经验教训的。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用计较了。现在我们在一起，打游击好了。
曾纪才同志感情深沉地说：革命中发生的错误不能怪。特委、县委哪能那么正确？现在中央苏区失去了，很惨痛，我来算这个账不应该。要挽救失败，希望将来重新做个结论。
陈毅同志爱抚地望着这个为革命任劳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亲切地说：那当然，我虽不能代表党中央，但我将来可以向中央讲，你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项英、陈毅同志把他们的突围计划告诉了他，问他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他说：路我熟哇。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当天夜里，项英、陈毅同志和几位警卫战士，携带着武器，换成老百姓的装束，由曾纪才同志带领，从于南地区向油山转移。
这时候，于南地区到处是敌人。他们便钻进大山里躲藏起来。在山上，他们可以清楚地听到敌人的喊叫声，只有落雨的时候才清静一点。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在山上躲了一天。等到敌人收缩时，才趁机下山，夹杂在一群挑担赶墟的老百姓里面，偷偷地渡过了桃江，到了王母渡。这里离曾纪才同志的家乡很近，他想回家去摸点情况。项英、陈毅同志问他，你家里的人不是被国民党杀害了吗？他说：剩下个老丈母娘还在。他们都认为他应当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并愿意和他一道去。这天夜里，他们几个人从隐蔽的地点摸黑走了十来里路，来到她的家门口。曾纪才上前敲门，说他从河东那边来。谁知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曾纪才提着自己的小名喊："我是五铃子，我从河东回来了。我是你女婿，我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里面还是不答理。没有办法，曾纪才只好留话说，希望她看在已经牺牲的女儿的面上，明天早上能到他们隐蔽的地点见见面。
第二天天麻麻亮，曾纪才的丈母娘提着个竹篮，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寻到他们隐蔽的地点来，悄悄地喊："五铃子，你在哪里？五铃子……"曾纪才见她身后没有什么人跟着，就出来和她招呼。她见到自己的女婿，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告诉他，自从红军主力走了以后，国民党常常冒充回来的红军，半夜敲老百姓的门，谁要是开了门，全家就遭殃。她说，昨晚虽听出是你的声音，但是生怕上当受骗，几次想开门，终又忍住了。曾纪才引她和项英、陈毅见了面。见面时，她劝他们白天不要出来，晚上可到她家里来休息。说罢，她把竹篮里的饭留下来，便悄悄地回去了。
当天夜里，他们摸到她的家里，吃了顿饱饭，从她那里得知长安墟有个木匠是地下党员，还靠得住。他们一口气走了八十里路，找到那木匠，通过他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5月下旬，他们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历尽艰苦，几经辗转，终于胜利到达赣粤边游击区的中心﹣﹣油山。此后，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项英、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了赣粤边的游击战争，赣粤边便成了南方八省十五个游击区中的一个重要游击区。
陈毅同志到达油山后，几次对我说：这次行动，多亏了曾纪才。他是个很好的同志。"左"倾冒险主义在肃反上搞"左"的一套，把他搞错了，但他对党从不抱怨。
四
当我们在油山同项英、陈毅等同志会合的时候，胜利的喜悦同沉痛的心情是交织在一起的。谁也不会忘记，我们赣南省这一路突围部队，出发时有一千八百多人，到达大龙时，只剩下八十多人！以后，陆续来到油山会合，总共才三百多人，而大部分同志被打散了，或者壮烈地牺牲了。大家对牺牲的同志，无不表示深切的悼念。特别是阮啸仙等领导同志的牺牲，更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陈毅同志满怀对战友的深厚情谊，写了首《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的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在我们到达油山后不久，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刘伯坚同志牺牲了。原来，突围途中，他在指挥战斗时，不幸左腿负伤被俘了。他抱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3月9日，国民党就把他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大余县，关押在大余监狱里。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竟将刘伯坚同志"游街示众"。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下，刘伯坚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镇定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当天夜里，他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3月11日，伯坚同志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3月13日，他又写下了《移狱》一诗：
大余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银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寂静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夜来五人共小被"中的"五人"，是指刘伯坚及与他同时被捕的其他四位同志，他们是：赣南省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赣南省军区第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德胜，会昌贸易分局采办处办公室主任王志楷。"风送计可到梅关"，大意是刘伯坚同志估计，项英、陈毅等战友突围后，已到油山一带打游击了。"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这两句诗寄托着伯坚同志的希望：3月的春风，会带来胜利的喜讯。既充满了他对战友们的深切思念，也反映了他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刘伯坚同志的《带镣行》和《移狱》，是从心底喷涌出来的诗，是一个共产党人在壮丽斗争中的慷慨高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钢铁誓言！今天我们展诵其诗，如见其人。他那矢志共产主义事业的情怀，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3月21日，刘伯坚同志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年四十岁。廖昔昆、陆如龙、连德胜和王志楷等四位同志也同时遇难。刘伯坚同志在就义前，写给亲友的遗书中，把自己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他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刘伯坚同志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回国。党派他任冯玉祥先生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他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红军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后人有诗赞他："西北军中驰令誉，红军帐里足良猷。百战何尝计苦乐，劳生为解万民忧。"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