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政权灭亡的原因：从南渡三案看其内部矛盾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随后清军入关。为稳住南方的半壁江山，留守于南京应天府的一些明朝大臣议立新君。在江北三镇和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支持下，福王朱由崧登基为帝，年号弘光，史称弘光帝。

但朱由崧的南明政权，不但没有重振雄风，如唐肃宗般平定叛乱，也没能成为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相反，在南明建立后的一年里，士气愈来愈低落，万历年间开始的党争却愈演愈烈。党争带来的清洗和迫害，使弘光政权人心尽失，迅速败亡。

回顾历史，宋高宗即位时也曾在各大势力中求生存，甚至爆发了苗刘兵变；而南明坐拥着看似更好的条件，有着留守南京的一整套备用领导班子。可惜的是，南明弘光政权仅仅存续一年。

南明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与其内斗不无关系，从“南渡三案”的乱象中，弘光政权短命的原因得以清晰地展现。

从1645年1月起，到多铎率清军攻占南京，南明的三大疑案始终搅得朝野上下乌烟瘴气。这些案件原本并不复杂，在正常状况下大可轻松解决，但在各方势力的小题大做中，三案成为了党争的战场，并产生出种种谣言，使弘光政权分崩离析。

第一件是大悲案。

大悲是个僧人，俗姓朱，在南京城外当众自称是出自于齐藩的宗室，获封齐王，从兵乱中逃出做了和尚。除此之外，大悲还说崇祯帝并未殉国身死，因此弘光帝不是正统，讨伐弘光政权的大军已经逼近，他在城外江畔的船里设下伏兵，不日就会剿灭弘光伪朝廷。

弘光帝朱由崧像

被捕后，大悲却故作疯癫，先供称崇祯时封他为齐王，后来又改封吴王，这稍微查证便知都是信口胡言。之后，大悲又一改之前“崇祯并未殉国”之说，反而声称潞王朱常淓（万历皇帝之侄）贤明，应为天子，劝弘光帝让位。

弘光帝原本就猜忌潞王，怀疑大悲是潞王派来的，便将他投入监狱。在三堂会审之下，他招供自己是冒充宗室招摇撞骗，目的无非是想利用众人对朱由崧弘光朝廷的不满，骗来追随者，博取荣华富贵。

不论大悲和尚是真疯还是装疯，此案都充分表现了弘光朝廷的尴尬一面，本应尽早结案才是。然而兵部尚书阮大铖想借此机会报复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他拟了一份黑名单，欲诱使大悲诬陷他们参与谋逆，谋立潞王。幸而，马士英害怕越搞越乱，遂在1645年3月以公开处决大悲结束此事。

第二件是太子案。

就在大悲案发的同时，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在浙江发现了一个自称是崇祯皇帝太子朱慈烺的年轻人。于是弘光帝派太监李继周把他请到南京，又让两位太监辨认，他们一见到这位年轻人，即怮哭不止，并说这是太子无疑。弘光帝大怒，如果此事为真，他即位的合法性荡然无存，于是他杀了李继周与这两位太监。

但对于所谓的太子本人，弘光帝起初还是采取审慎的尊敬态度，并派官员们前来问候。结果，见过太子的官员都认定他是假冒的，此人当即被锦衣卫拿下。

在严密审讯下，此人供认了假冒太子朱慈烺的罪行。他本名王之明，只是由于与太子相貌类似，有人唆使他假冒太子。据当时的礼部尚书黄道周记载，王之明是已故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由于家道中落，遂听从高梦箕仆人穆虎之言假冒太子。

由现存史料判断，弘光朝廷中见过太子的官员都认定太子是假冒的，此案应是可以正常了结。可是，对朱由崧继位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致使南京士民中始终有人声称这个鉴定是伪造的，坚持此人是真太子。

联想一下直到康熙年间还闹得沸沸扬扬的“朱三太子案”（朱三太子指朱慈烺之弟，崇祯帝三子朱慈炯），可知此案对朱由崧的地位造成了多大的冲击。而朱由崧对于此事过度敏感，又在案发之初急于掩盖，反而使之后的辟谣达到越描越黑的效果。

第三件是童妃案。

几乎就在审问假太子的同时，河南有一个童姓妇人，自称是朱由崧的继妃，在崇祯末年的动乱中与朱由崧失散。她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将朱由崧的所谓旧事说得头头是道。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报，一面派人将此人护送来南京。

一到南京，童氏就被押入诏狱，由锦衣卫审讯。同时，朱由崧宣布童氏是假冒者，毕竟此事瞒得了别人，瞒不了弘光帝本人。关于此案原委，有一些记载说她在动乱时确实曾与朱由崧同居，另一些记述则说童氏是另一位藩王的宫人，她只是误将弘光帝当成那位藩王而已。但就童氏所言朱由崧为藩王时的情况来看，其并不了解明朝典制，也不了解朱由崧的家庭状况。

类似的冒充案件在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南明接连出现类似案件，或许只是动乱给了冒险者机会的缘故，并不能说明朱由崧的问题。

然而，“假皇妃”在受刑后供出多位大臣与她合谋推翻朝廷。而弘光帝最终使这位假皇妃瘐死狱中，非但没有结束此案，反而更加令人生疑，甚至怀疑弘光帝自身的血统问题。

动乱总是冒险家的良机，弘光朝廷遇到这些奇案，原本实属正常。但这三件手段拙劣，轻易可被识破的小案，最终发展到激化官员矛盾，引起士民疑心，动摇皇帝即位合法性的地步，就足够显示出问题了。

南明弘光朝廷的内部矛盾，源于万历年间留下的历史问题，弘光帝朱由崧与东林党复社之间存在天然的敌对关系。矛盾始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万历想立郑贵妃所生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朱由崧之父）为太子，可是大臣坚持按礼法扶持万历帝长子朱常洛（天启帝、崇祯帝之父）。

万历皇帝的庶长子朱常洛，是万历帝去向母亲李太后请安时与一个宫女临时起意，意外所生。万历帝根本不喜欢朱常洛，也并不喜欢其母亲王恭妃，只迫于李太后的压力被迫认了这个儿子并给了恭妃名分。

由于皇后王氏无所出，多数大臣认为按照礼法无嫡立长，应该立朱常洛为太子。但万历皇帝偏爱郑贵妃和朱常洵母子，为此与文官群体相持达十几年，争国本也成为万历皇帝后期怠政的原因之一。迫于大臣和母亲李太后的压力，万历皇帝最终还是屈服了，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立朱常洛为太子。

由于万历皇帝并非发自内心接受长子，朱常洛仍然随时有被废的可能，郑贵妃因此想尽办法谋求改立太子。结果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东林党和齐楚浙党（后演变为东林与阉党之争），而东林党是朱常洛的坚决拥护者。

崇祯帝殉国后，朋党依然存在。出于历史问题，朱由崧对东林党并无好感，东林党也不想拥立朱由崧，而是希望立潞王朱常淓，以免福王秋后算账。然而朱由崧派太监卢九德事先联系江北四镇，在军队的拥护下得以继承大统。

在朱由崧即位的过程中，马士英积极筹划，得以身居高位，并提拔了好友兼恩人阮大铖。然而，阮大铖曾是东林党成员，因遭内部排挤转投魏忠贤阉党，崇祯时欲复归东林却被排斥，直到马士英参与建立弘光政权，才再一次出山。怀着满腹愤恨，阮大铖此后始终排挤东林及复社成员，阉党与东林之争由此延续。

书生意气是有其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可促使文官坚守原则，匡正时弊；而另一方面，意气之争常常并不理性，从一开始的观念争辩，极可能发展成相互排挤，在不断争斗中忘了本心，最后不论对方是非，只为反对而反对。

更何况，一个团体无法保证每个成员都是善人，在持久的党争下，手段趋于卑劣是常有之事，北宋末年之新党如是，东林党亦如是。东林党中固然不乏高风亮节之人，却也混杂着不少政治投机分子。这些人不懂治国之道，却偏偏擅长高谈阔论，以正人君子自居，却又自私偏狭，沽名钓誉，挑起意气之争，最后贻误大事。

从三大案来看，东林党的意气之争主要在于对弘光帝的态度。当时清军已经入关，农民军又正盛，南明朝廷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协作，一致对外。弘光帝登基已是既成事实，如果其地位得以稳固，南明也未必速亡。

可惜，东林党出于旧怨，始终不愿真心效忠于弘光帝，南渡三案之所以闹得满城风雨，与东林及复社文人的恶意歪曲事实有关。弘光帝出逃后，南京士民竟将太子案当事人王之明从狱中救出，立为新君，谣言之影响力可见一斑。

至于阉党，手段较之东林党不相上下。阮大铖在大悲案中就想借故打击政敌，在后来的太子案和童妃案中，更是大肆罗织罪名，派系斗争被空前激化。南明自建立时起，就依靠强藩维持，尤其是江北四镇因拥立福王有功，愈发跋扈。若朝廷无事，悍将尚可控制，可南渡三案引得流言不断，党争加剧，局面逐渐失控。

此时，清军已取得对农民军的胜利，李自成残部南下，清军也虎视眈眈。由于部下许定国叛变，江北四镇统帅之一高杰身死，史可法又错失了控制高杰军的机会，南明赖以生存的屏障开了个缺口。在东林党人黄澍的怂恿下，驻守武昌的左良玉率军顺江东进，借助谣言，以清君侧为名攻击弘光政权。不久左良玉病逝，其子左梦庚降清，弘光政权的灭亡已进入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