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蚌埠古今》第二辑(1984年7月)，作者唐元海，原标题《国民党导淮委员会简介》
正文
在黄河夺淮的近七百年中，黄水夹带的大量泥沙，使淮河干支流及其湖泊逐渐淤高，中游原来深广的河槽被淤浅，下游入海水道严重堵塞。清朝末年，黄河虽然北徙，淮河流域却形成了水系混乱，出海无路，入江不畅，洪涝旱碱，交相侵袭，真是“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成了一条闻名于世的害河。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淮河的连年灾害，加重了统治阶级的负担，严重的影响了各级反动政府对土地赋税的征收。从清末到北洋军阀，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过不少“复淮”、“导淮”的计划、方案，帝国主义也想插手“导淮”，结果都是纸上谈兵。到了1929年，国民党政府考虑到淮河地处中原腹地和南北交通要冲，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加上当时国内各阶层人民的呼声，于是决定成立导淮机构，开始治理淮河。
机构沿革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经济建设委员会内，设置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内设总务、工务、财务三处，它的任务是收集整理清朝末年及民国以后各种治淮机构制定的导淮计划，测量资料、图表等，汇编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提供技术资料。
既定任务完成后，该机构于1929年1月撤销。同年7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了导淮委员会。按其组织法规定，导淮委员会直接隶属国民政府经济部，其任务是“掌管淮河流域测量，改良水道，发展水利及一切筹款、征地、施工事务。”淮河流域所辖的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的治淮事业，按工区设立工程局、处，由导淮委员会直接领导。会内机构有总务、工务、财务三处。1932年，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并提交立法院审议了《导淮委员会修正组织法》，这项法案规定：会内办事机构改为总务、工程、土地三处。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为了统筹全国水利行政工作，将导淮委员会改属全国经济委员会领导。1937年，导淮机构内部又发生了变化，把原有三处，改为工程、秘书两处。这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使大片国土沦陷，导淮委员会全班人马，跟随国民党政府逃到重庆，方案、图表、计划、仪器等，也随着带走。从此，导淮委员会远离淮河几千里，哪里还能谈得上导淮！ 1938年，国民政府又把导淮委员会划归经济部管辖。到1941年9月，国民政府组织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从此，全国的各种水利机关，均隶属之，导淮委员会也不例外。
抗日战争结束后，导淮委员会把在川、黔整理的綦江、乌江、赤水各水道未完工程，移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后，大部分人员又回到南京，用善后救济款作经费，规划淮河干支流河堤修复工程。1946年4月1日于蚌埠筹备淮河复堤工程局。1947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增加各水利机关的事业性，统统将各河流域委员会改为水利工程局。所以，导淮委员会于同年7月1日撤销，改名为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局址设于蚌埠。按其组织法规定，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属中央水利部领导。总局机关设两处（总务处、工务处）三室（人事室、会计室、统计室），总务处设四个科，工务处设四个业务组。为了进行施工管理，在总局下又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淮干上成立了淮堤工程局和三河坝工程局；在苏北运河上设立了运河复堤工程局和邵伯、高邮、淮阴、刘老涧四个船闸管理所，在鲁中南设立了淮域滨海区水利工程总队和沂、沭区水利工程总队，另外，还有四个局属水利测量队。为了掌握淮河流域水文情况，恢复了抗战前的水文站二十处，水位站二十九处。
导淮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委员二十三人。委员长由蒋介石担任，后由陈果夫代理；副委员长由黄郭挂职，二十多个委员，大都由国民党的要人充当，其中有陈立夫、庄松甫、陈仪、陈其采、沈百先、陈辉德、何玉书、杨永泰、许世英、沈怡等。蒋介石为什么要安排这样多国民党要人，不难看出这是为了笼络人心，搜刮民财，借治水名义向国外借款，以扩大“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导淮委员会的委员，由国民政府特派。为了处理本会常务，在委员长、副委员长之下，指定七个委员主持会务，并负责召集常务会议。1937年1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并由立法院审议通过的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改常务会议为常务委员会议。这一改变，不仅使导淮委员会全体委员可以直接参加常务会议，就是财务委员也可以出席常务会议。
导淮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是个掌管钱财的机构，国民党官僚可以在这里大捞一把，所以全由国民党要人把持，其中有陈果夫、陈其采、杨永泰、陈辉德、王震、许世英等人任委员。总务、工程、土地三个处处长分别由何玉书、李仪祉、肖铮担任。各处人员编制：总务处有科长三人，科员二十二人，办事员九人，书记（即文书）四人；工程处有副总工程师一人，主任工程师二人，工程师六人，副工程师七人，助理工程师十六人，工务员二人，制图员八人，测量员十一人，测绘助理员七人，办事员四人，书记一人；土地处有科长二人，科员十一人，办事员一人，书记一人。另外,还聘请美国史笃培，荷兰蒲得利为导淮委员会顾问工程师。除本会人员机构编制外，其下属机构还有：工程管理局，运河船闸管理局，公地整理处，测量队，水文站和镇江水利职业学校等。导淮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总人数大约有一千一百多人。
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黄河花园口决口的影响，淮河流域水利工程毁坏严重，水系一片混乱，洪涝灾害连年发生。日本投降后，受苦受难的淮河流域人民强烈要求治理淮河，以减轻水灾的威胁。淮北苏皖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挖河修堤，兴建各种水利工程，蒋管区一些进步人士，也积极倡导治理淮河。在这种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1日在蚌埠成立了淮河流域复堤工程局，局长雷鸿基，主任工程师殷诚之，该局与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合作办理复堤工程。救济分署负责领发工粮，安徽省政府负责招募民工，淮堤局负责制定工程计划和施工管理。为了检查和监督施工，在淮河中游设工务所六个，在豫、皖黄泛区设工务所三个，办理黄泛区各河道疏浚工程。
1947年7月1日，国民党行政院决定撤销导淮委员会，改称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局址设在蚌埠，局长林平一，负责局务，并监督所属职员及机关工作，副局长雷鸿基，辅助局长处理周务。总局及其所属机构人员编制总额为八百六十五人（其中雇员二百一十七人）。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政权开始动摇，因此，对其下属机构录用人员的审查，也更加严格。淮河水利工程总局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新进职员，必须先填履历表，连同学历证件送交本局人事室审核，合格后才能录用。职员到职后三个月之内必须觅保证人，保证人名单交局后，局再用书面向保证人核对，保证人应复函证明，并与受保人所讲情况相符，否则不予录用。以后每隔半年仍以书面对保一次，以防有变。对在职人员的考核也很严格，职员每天工作状况，必须按日记入工作记录表，周末呈人事室，下属各单位负责考核，并摘要记入成绩记录表，每半年造册汇报一次，成绩最优或最劣者，随时予以奖惩。为了训练基层水利技术干部，利用原导淮委员会的水利职业学校，每期招收五个班，毕业后先分配到淮河水利工地实习一年，即予正式录用。
工程实施导淮委员成立后两个月，工务处在淮阴组织查勘队，实地勘察、研究会淮、运、沂、沐等河现状，为制定导淮计划做准备。该队由总工程师李仪祉亲自率领，历时两个多月，跑遍淮河中下游以及高宝、洪泽、微山等湖区，收集不少宝贵资料。1930年5月，工程处集合国内外水利工程专家，经过讨论、研究，拟定出了导淮工程计划，并呈报国民党政府核准备案。1932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聘请国联水利工程专家潘利尔、高德斯维金，蒲得利等，组织考察团，审核导淮计划。国联考察团在淮域查勘结束后，基本肯定了工程处拟定的计划，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建议导淮委员会“首先举办三河活动坝，洪泽湖围堤，邵伯、淮阴船闸，运河西堤及改建惠济河闸，把洪泽湖的水控制起来，解决淮河下游的航运和灌溉。”国联专家的意见，正合国民党官僚、地主的意，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不愿出更多的钱导淮，只想搞点小修小补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治淮工程。于是，国民党政府立即指示工程处，重新修定计划，说什么“根据国联专家的意见，工程浩大，财力不济，只好择其急需，逐渐推进。”就这样，工程处根据当时的财力，拟定出二年施工计划。这个计划包括防洪工程和航运工程两大部分。防洪工程有入江、入海水道、中游筑堤工程，六塘河疏浚和整理归海各河港工程。航运工程主要是在苏北运河上建立船闸，调节水位，提高运河水能力。
导淮入海水道工程，上起洪泽湖，经张福河、废黄河至套子口入海，全长二百多公里。第一段工程是开挖张福河，全长三十一公里，1933年1月开工，7月告成。该段是入海水道的咽喉，又是引淮济运的孔道，理应开出一个高标准的宽深河道，能真正起到泄洪的作用，可是由于经费太少，只挖出一个底宽三十二米的窄小河沟，对排泄洪水不起多大作用，只对改善运河航运稍有好处。第二段工程，从淮阴至海口，由江苏省政府征工办理，从1934年冬开始，用三个冬春的时间，强迫苏北十多县农民挖河，上工人数最多达三十万人。冬季施工，天寒地冻，河床渗水，流沙塌方不断，加上连年灾荒，民工口粮不足，土方补贴少，民工生活十分艰苦，施工期间，大批民工逃跑。原计划河宽一百二十米，深约七米、两堤距三百五十米，由于施工困难，经费被挪用，只好缩小计划，将河宽减至三十五米，堤距减至二百三十米，泄洪量从一千至一千五百秒立方米，减到三百至五百秒立方米。
导淮入海水道上兴建的两座活动坝，一是杨庄活动坝，它位于淮阴西北的杨庄，是洪泽湖水进入海道之口门，可控制淮水入海量，并能调节运河水位，全坝长六十米，有五孔，每孔宽十米，闸门升降设备全从英国进口。1935年冬开工，建筑费花去五十万元，最大泄水量只有每秒七百五十立方米。国民党政府宣传机器大肆吹嘘的导淮入海工程，总泄洪量只占1931年洪泽湖最大泄量的三十分之一。周门活动坝，是入海水道下游的一座节制闸，位于江苏阜宁县周门,用它控制淮水入串场河及沿海新运河，供苏北官僚、地主滨海垦区灌溉之用。
三河活动坝，是排泄淮水、调节洪泽湖水位的关键工程。导淮委员会围绕方案制定，水利学会与国民党政府各部官僚们争吵多年定不下来，所以迟迟不能动工，直到1936年8月才开工，预计1938年底完工。设计坝长七百五十米，分六十孔闸门，每孔宽十米，高五点五米，坝墩之上跨建公路桥，以利交通。土方工程由上海马馥记营造厂承包，由三千工人分日夜班轮流施工。马登云工程师负责整个技术工作。到1937年12月，日寇侵犯盱眙，导淮委员施工人员闻风丧胆，全部跑走，工程从此停顿下来。至此，土方工程完成一半，基桩工程已打完百分之九十八，浇注钢筋混凝土坝墩五十九座及两翼墙的大部分。这项工程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再没有进行任何施工。
淮河中游干支流淮堤，经过1931年大水的破坏，堤身低矮，残破不堪，每到汛期，时有漫溢，造成灾害。一九三二年冬，导淮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救济水灾委员，联合办理工账，兴修淮堤，经过一年的时间，共修大小堤一千公里，建沿淮涵洞二十四座。原计划对“河弯曲者，截直之，河身太狭者，拓宽之，河槽淤浅者，浚深之。”后来又是经费不够，只好放弃。
为了打开沂、泗两河出海尾闾，1934年1至7月，由江苏省政府征集民工疏浚了六塘河、培修了堤防，可保一般大水年的防洪安全。
导淮的另一项就是航运工程。原计划从蚌埠至海口建船闸四座，以调节航道水位，保证从蚌埠乘船可以直达苏北灌河临洪口出海；在运河沿线建船闸七座，使长江与黄河间终年通航九百吨的大船。还是由于经费困难，蚌埠至海口的四座船闸放弃，运河上的船闸由七个减到三座。这就是以后建成的邵伯、杨庄、刘老涧三座船闸。这三个船闸小得可怜，闸室长只有一百米，宽十米，闸门开关以人工为主。闸室内只能容纳九百吨船一艘或四十吨小木船十艘。这三座船闸于1936年夏竣工，共用建筑费二百一十余万元。
日本投降后，导淮委员会回到南京，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很想为淮河流域人民做点好事，修复抗战期间被破坏的水利工程。为此，工程处积极进行工作，制定了修复淮河中游干支流堤防、涵洞及黄泛区水道整理计划。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拨经费，只好借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救灾钱，作为工程费用。计划淮河干支流复堤工程，上自洪河口，下到洪泽湖，全长一千零八十四华里，修复涵洞一百三十座，需款一百零一亿七千三百二十万元，需补助民工粮食三万一千七百三十五吨。1947年3月，全面开工后，由于国民党政局开始动摇，联合国救济总署对华贷款、粮食减少，修堤工粮减到一万五千八百九十吨。因此，不得不改变计划，以五分之一的堤防交地方政府办理，这实际上是不办；三分之一的重要堤防仍按原计划进行，并降低工程标准。在施工中每方土规定给面粉二市斤，不仅数量少，而且是统粉，品质低劣，市价低贱，工夫一天所得，不足以维持个人生计。因此，上工不积极，甚至上工后找机会逃跑，经过半年多的时间，低标准的中游淮河大堤总算告成了，堤顶宽度只有三米，堤高普遍低于1931年水位，防洪能力极差。三年后，国民党政府大肆吹虚宣传导淮复堤的“功绩”，在1950年大水的袭击下，淮河中游堤防全线崩溃，两淮大地一片汪洋，人民又一次遭受了洪水的灾害。
历史功罪导淮委员会从成立到撤销，历时二十年，大体上可以分三个时期。
从1929年到1937年为第一阶段，在这段时间内，前三年用于查勘测量，并在收集前人“复淮”、“导淮”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制定出《导淮工程计划报告》书。后五年是导淮工程施工时期。
参加导淮工作的人，有许多是热爱祖国水利事业的著名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在收集整理淮河历史资料，研究淮河治理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我国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先躯者李仪祉先生，任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为了制定导淮计划，跋山涉水，亲自察勘淮河，主持制定出导淮工程计划。由于国民党政府只是想借李先生的名望，有助于对英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并没有为淮河流域人民根治水患的诚意，所以他仅在职一年多，终因失望而离去。新中国成立后，任过治淮委员会总工程师的汪胡祯同志，当年是导淮委员会主任工程师，他参加设计测量队，跑遍淮河流域，撰写了不少研究淮河治理的论文，许多导淮工程都是他设计的。尤其是入江水道的规划设计，为建国后开辟入江水道，提供了一定的科学根据。还有建国后任过中央水利部顾问的须恺先生，也是当年导淮的积极参加者，他对淮河洪水发生频率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论文。
利用西方先进的水文技术、开辟淮河水文事业，这是导淮委员会为淮河流域人民做的一件好事。水文站在淮河上出现是1913年，最初只有蚌埠、中渡、淮阴、码头镇、六闸等几个站，以后又在淮河中上游设立了几个站，但大多数站只能观察水位，只有蚌埠、中渡有流量记载。到1924年，各水文站观察记载中断。导淮委员会成立后，在一些热心淮河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倡导下，不仅恢复了原来水文站的工作，又增设了一批水文观察站，不仅记载水位、流量，还增添了雨量、含沙量、蒸发量的测量记载。1937年，是淮河流域水文站最多的年份，全流域有水位站一百个，水文站二十四个，雨量站六十五个。抗战爆发后，淮河水文站对流量、含沙量的测定全部停止，水位、雨量的观测也基本不搞了，测量雨量的水文站只有八处，测量水位的水文站也只剩下十处，只能勉强维持。1938年后，由于战争环境和花园口决口对准河的危害，淮河流域的水文站、雨量站几乎全部中断了工作，极少数站作点记载，也都很不完整，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淮河流域第一个气象站，是导淮委员会1932年在淮阴建立的，当时只记载温度、湿度、气压三项资料。到1935年，导淮委员会又增设了蚌埠、邵伯、码头镇、蒋坝、浮山、正阳关六处气象观测所，抗战爆发后，这些气象所全部停止了工作，仪器以及记录的资料也都散失了。
从上面的事实不难看出，旧中国淮河水利工程技术，还是很落后的，水工建筑上应用的各种器材，全部靠进口；在水文气象上，只是做点简单的观测记录，根本谈不上科学研究，在水文气象工作上没有一支固定的队伍和组织机构；在测量技术上人员少，水平也不高，长期只能做点平面水准测量，测量绘制的各种河流图，比例尺小，又不精确；水工试验在淮河水利工程上的应用，还处在萌芽阶段；水利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许多方面，无人研究、更谈不上应用了。
第二阶段是抗战时期。不仅导淮委员会跑到四川去了，国民党政府还对淮河流域人民犯下滔天的罪行。1938年，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花园口决口。破堤后的惨景目不忍睹。据河南淮阳一位老人回忆：“俺村黄水是夜间到的，水头丈把高，哗哗的水声把人从梦中惊醒，霎时房倒屋塌，呼娘唤儿的叫喊声乱成一团，不一会声音都没有了。天亮后，汪洋一片，只见露出水面的树梢，瓦屋脊和顺水漂流的人畜尸体。”
据统计，这次惨绝人寰的水灾，使豫东、皖北、苏北四十四个县、市的一千二百六十万亩耕地被淹没，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万，死亡人数达八十九万之多。在黄河泛滥的九年中，黄水把大约一百亿吨泥沙带到淮河流域，造成了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黄泛区。在黄泛区内，沟壑纵横、沙岗起伏，河道淤塞，排泄不畅，水旱灾害，交替发生。在沙丘严重的地区，还给人们带来恶劣的气候，狂风陡起，飞沙蔽日；十日不雨，黄尘滚滚。夏天常有龙卷风和冰雹，摧残庄稼。多少年来，黄泛区人民深受其害。官僚、地主、奸商乘机加紧对穷苦人们的盘剥压榨，他们囤积居奇，抬高物价，放高利贷，无止境地吸吮穷人的血汗。1941年，一斗小麦卖价五百多元伪法币，但在“人市”上的穷孩子，只能卖到三、四十元，甚至只换几斤烧饼。西华县前周村周魁贤一家八口人，虽然从水中逃出性命，除大孙女被卖出下落不明外，余下七口人都在饥饿和疾病中先后丧失了生命。当周魁贤还活着的时候，为了让大孙女讨个活路，忍痛地把她卖了三十元伪法币和两斤馍馍。回到家里，一家人心如刀割。看到用孩子换来的馍，谁也不肯咬一口，孩子娘悲痛地说：“这哪是馍，明明是孩子的肉啊！”说着全家放声大哭了。可这钱和馍，还被蒋匪兵抢走了。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这种血泪斑斑的事例，又何止千千万万。
日本投降以后，是导淮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更加腐败，面临灭亡的前夜，不可能在沿淮上做出什么工程。淮河水利工程总局，借洋人的面粉、靠拉夫派工，敛款征粮的办法，修补一些残破不堪的淮堤，作为反动派导淮的历史见证，留给了淮河流域人民。
纵观国民党导淮的全部历史，说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处在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依靠贪污腐败的国民党统治阶级，淮河是根本治不好的。1934年举办导淮入海水道工程时，发行水利公债二千万元，实际只用于入海水道工程六百万元，而大部分钱被挪用或被各级官僚贪污了。就这样还凑不齐施工经费，只好缩小计划。当时的民工称为“小夫子”，“小夫子”上面有大小工头和保甲长，在工地上，拿马棒的工头站在旁边监视，没有一个“小夫子”一天不吃几马棒的。民工挖河，明明规定是给饭吃的，因为层层剥削的缘故，只好自己带口粮。导淮八年，淮河两岸人民受尽了辛酸。解放前，苏北流行这样一首歌谣：
导淮“好”心肠，区长盖楼房，乡长盖瓦房，保长砌砖墙，百姓泪汪汪。
从这首歌谣里，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大小“河官”借导淮，大捞横财的真相。
国民党导淮只在下游做工程，不管上中游山区和面上洪涝旱碱的治理，这不仅不能把淮河水患治好，反而加剧了淮河的创伤。人民多么盼望能有一天，淮河不再闹水灾，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啊！
淮河流域人民的这种美好愿望，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
资料来源：
《蚌埠古今》第二辑(198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