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南陵文史资料》第二辑(1983年11月)，县文史室整理。原标题《汉奸张昌德及其“独立方面军”》
正文
抗日战争后期，在皖南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内，曾发生一起激烈武装内讧的事件。其结果，是派生出一个汪伪军事武装“独立方面军”及其伪行政组织“皖南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汉奸“军长”兼“长官主任”，为原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第五十军第一四四师少将代理师长张昌德。这个汪伪军政权以南陵城关为总巢，兼辖凡昌，魔爪曾一度远伸宣城、泾县、贵池部分地区，罪恶活动达一年半之久。他们既投靠日寇，甘当儿皇帝，又暗中往来于国民党反共顽军，勾搭成日蒋汪反共同盟，对我南凡地区人民军事上残酷镇压，经济上疯狂掠夺，犯下了滔天罪行。本会征集数十名亲历亲闻诸人士之资料，整理成文，披露其肮脏内幕及其可耻结局，供有关单位人士研究参考。
一、倾轧内讧 默契投日
张昌德（1901-1947），四川省荣昌县烧酒坊人，家道殷实，除经商店铺，并私有盐井一口。出川前，张原在刘湘所部教二旅任中校副官长。该旅旅长是张的姑父潘佐。在部队改制时，张凭借潘的势力升任一四四师四三〇旅八六O团团长之职（一九三七年出川后二十三集团军成立，集团军司令唐式遵、副司令郭勋祺，张部改为四三〇团）。
当时其建制隶属关系如下：
张所在的一四四师是刘湘部队的骨干队伍。张昌德有其姑父为靠山，又有钱财笼络上下，再利用四川封建旧习结拜“袍哥”的关系，不仅在师、军一级颇具影响，就连长官部某些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地位牢靠，根底深厚。
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乘机扩展嫡系，排除异己，将刘湘所部诱骗出川，让其以劣势装备在一线抵御日寇和在内线“剿共”战火中消耗削弱，以图兼并，致使川军元气大损，怨声载道，内讧加剧。
一九三七年冬一四四师出川后，由郑州调新乡，继而转华南赴太湖，首战上兴阜，一触即败，奉命撤经郎溪、广德，退守南陵三里店。次年春又受命反攻芜湖日之精锐，于白马山一场激战，伤亡近半。许多士兵冬着夏衣，穿着短裤在冰雪中御敌。溃退沿途，大批伤员啼饥号寒，惨不忍睹。而顾祝同之辈若隔岸观火，迟迟不予补充抚慰。
一九四一年初，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其时一四四师驻防太平县境，接电星夜移师泾县茂林，至时才知参加合围聚歼我新四军，卷入了万世被人唾骂的反革命血腥镇压活动。
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彻底暴露，政治上陷入孤立困境，部队内部各派相互倾轧加速分裂，部队士气也自此一蹶不振。就一四四师而言，其师长唐明昭，被顾祝同猜疑放走项英，逼得唐精神错乱挂印而去；集团军唐郭二首领邀功争宠，矛盾加剧；广大下层官兵，不少人来自青年学生，原本参军抗日报国，如今察觉受骗，幡然醒悟，不愿再为国民党反共卖命者，纷纷悄然解甲离队。留伍的士兵也锐气大减，精神空虚，薪饷经层层长官克扣，无有保障；风纪日弛，道德败坏，旧军队固有的搜刮抢掠之匪性大发，致使广大人民群众横遭兵灾匪祸。
事变结束后，一四四师驻守云岭。蓄有政治野心的张昌德垂涎师长一职已久，见唐离去，遂用金钱行贿于长官部高级幕僚以期升拔，致获得少将代理师长之职。不料长官部另用心腹，正式任命了少将高参柏良赴任师长。张昌德野心受挫，便笼络四三一、四三二两个团长并川军军官，换力拒从命令，抵制柏良上任。长官部派高参吴公侠前来调停，数次劝说未果。张昌德为给长官部施加压力，进一步策划于太平铜山岭设伏，狙击柏良，迫使柏良退回总部。
事态僵持至一九四四年元月，顾祝同见张昌德如此桀敖不驯，又派副官杨义华来一四四师究当说客，晓以利害，要张昌德“给长官部一点面子”。在杨的调停下，安排了张和柏良在云岭见面。柏良表白自己非是他要当师长，而是迫于黄伯韬和卢菊华所命。张昌德即提出只要柏不到职指挥军队，可到屯溪去享清福，并许诺每月奉送其饷银二百四十元，另加按一个营的饷银三千元法币给柏良私人。柏良同意不染指军权，拿着优厚酬金径往上饶长官部寓所，“每天打几圈麻将”去了。
顾祝同闻知张昌德拒绝命令之事，大为恼火，决心将这支刘湘旧属彻底瓦解兼并，遂令五十军调一四四师至石埭整编。张昌德接到命令后，通过长官部密友探清底细：原来顾祝同拟在石埭撤销一四四师番号，改编为预备师，收缴其全部武器，然后再将官兵化整为零补充到各个部队中去。此时张昌德已行师长职权，且又牢牢控制了川籍官兵，料想此时五十军战线拉得过长，新七师和一四五师皆是川籍部队，不会对他大动干戈。纵有个把师来，他满可对付。于是将顾祝同的整编计划公布于众，官兵哗然，一致拒听调遣，旋集中兵力于章家渡沿河构筑工事，摆出决斗姿态。顾祝同见事泄难逞，命二十三集团军调兵武力处置。集团军司令唐式遵虽系川籍，但他与同是川籍的郭勋祺交恶对立，又风闻张昌德系郭的心腹，正好乘机消除后患，遂急令新七师从石埭经郎桥西进，驻徽州的一四七师北上，驻宣城的五十二师南下，驻南陵的“挺二”东压，又调一四五师、六十七师、一百零八师、一四八师连同驻防较远的-九二师陶光部计九个师的兵力，大举围歼张昌德部，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内订战火
张昌德面临重兵压来，自知不敌，边战边仓皇向青阳出走，在挂岭与五十二师发生激烈冲突，双方死伤多人。张不支，遂败走进入我沿江支队铜陵三条冲-带根据地。张部到达时，人疲马乏，粮草已绝，一大批随军妻妾哭哭啼啼，人人如惊弓之鸟。在这走投无路之际，张四下派人寻找我游击队联系。当时我活动在三条冲一带的铜大陈恒昌、刘英等同志早已发觉了张部；在凡昌活动的王安葆同志也在孙村会见了张部的联络员。情况汇报到铜青南总队部后，总队部负责人杨明同志为摸清虚实，不顾个人安危，应张昌德函请，轻装简从径往该师部与张昌德会面，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政策，劝其从善自新，而后又供以大米肉食。张昌德面对从善从恶的重大抉择举棋不定。他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出身的反动军人，目光短浅，贪婪残暴，双手沾有我新四军和群众的鲜血；他抽大烟，好女色，唯利是图，早几年就和日本人暗中通商谋利，是个道道地地有奶就是娘的流氓政客。他和顾祝同闹翻，根本原因在于未能满足他的权欲。何况当时我主力部队尚在江北，长江江面及江南岸被日寇严密封锁，大部队难以跨越。张部中又有几个早年留学日本亲日的军官，整天替他出投降日寇的主意。他对身边人说：“共产党的力量太小，他们那纪律我根本受不了。”在这紧要时刻，第三战区派出的副官杨义华，此时从南陵城打来电话联络。张昌德气愤愤的吼叫要挟：“唐式遵欺人太甚，逼上梁山。现在新四军派人来联系，日本人也在找我，我走哪条路也绝不走接受柏良的路！”杨义华将情况向颠祝同报告，顾要杨立即转告张昌德：“你若投奔了日本人，将来还有立功赎罪之机；若投共匪，就是民族罪人，死也不得翻身！”张昌德听了亲日反共的顽固派顾祝同这句话，心领神会，终于丧尽天良，由军需主任邓上奇（张日德姻兄）起草降表，委派精通日文的政治处主任陈海如，由卫士孙某骑马护送，往大通找汉奸“和平队”大队长吴志和，商谈投日事宜，滑向了卖国求荣的罪恶深渊。而当时其姑父潘佐，不了解内幕，竟害怕顾祝同坐罪于他，在受命赴上饶开会时，于旅馆开枪自杀，白送了一条性命。
二、引狼入室 卖国求荣
张昌德与汉奸吴志和接触，是由一一个叫吴洪年的人引见的。吴洪年早年在一四四师里当过连长，离伍后一直在沦陷区鬼混。吴将陈海如带至铜陵县大通见了吴志和。陈海如转达张昌德的话说：“我们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想投奔你们了。望能够往上面引见引见。”吴志和当即答应，并给张部荐举了翻译官山东人陈梦涛。第二天，吴志和亲自带领陈海如并卫士孙某以及陈梦涛，去店门口（今铜陵铜港）见日本军官小关。小关欣然接见，嘱其所部原地待命，由日军负责其安全，并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日寇侵华总部报告。
当天，日寇小关部发兵，将尾追张昌德的五十二师和“挺二”击溃，给张解围。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深夜，日寇小关部来接降。日方出动一营兵力并吴志和伪军一团人，先嘱一四四师将长、重武器放下，由其“代管”；再命张昌德等师部几个头头连同他们的家属、财产，由日寇先派兵带至大通吴志和家。名为护送，实为防张假降，扣为人质。第三天（三十一日），日寇南京占领军总部批准文书到达，一四四师全部开拨至大通接受日寇改编。一直蒙在鼓里的士兵和下属军官，见了日本红膏药旗，方才知道已经作了汉奸，许多人掩面失声痛哭。张昌德此番策划，系由几个头头秘密进行的。四三二团团长黄克立开始不愿前来投日，被张派出警卫连武力绑架，并打死黄的一个卫士。黄在武力威胁下，低头就范当了汉奸；而其部下部分士兵得知消息，发生哗变，逃离达一营人之多。原长官部派来张部联络的高参吴公侠，此时也同流合污，甘受伪任了。
张昌德于此变一四四师为“独立方面军”，充任中将司令。原团变师，大小军官水涨船高，各晋一级。日寇发还其全部武器，还另赠给枪支弹药，摆了酒席，厚加犒赏。
在张昌德滞留大通顺安沦陷区期间，日寇由小关率领攻打南陵凡昌两县城，撵走五十二师，廓清地方，再武装护送张昌德回来粉墨登场，挂起了“皖南独立方面军”和“皖南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两块招牌，演出了割剧称王的丑剧。
张和日寇之间曾签有投降协定书，其内容为：一、张部驻地如遇敌威胁，日军负责支援，给予安全保障；二、张的南陵、凡昌行政事务自理，日方不派人介入；三、军需供应由张自筹自给。当时日寇已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线过长，兵员不足，经济匮乏，首尾不能相顾。张提的这三条协定实质不外乎是要日本人让他有个安逸环境为非作歹。而日寇正缺乏走狗为它多占领地盘，当然乐意接受。于是派日酋小关率一连队督师南陵，在城南（今县委党校）拉夫架设铁丝网，修建了碉堡工事，又设下刑房牢狱，成为南、凡一线国中之国的太上皇。小关驻陵一年半期间，随意捕人关人，残酷利讯和杀害我无辜百姓，欠下了一笔笔血债。这都是张昌德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恶果。
张昌德盘踞南陵后，于四、五月间在中山公园（现体育场）举行授勋授旗典礼。典礼台上坐满日本军官以及地方士绅头面人物，打洋鼓吹洋号，燃放鞭炮，由日本人授给张中将军衔及杏黄军旗，然后举行阅兵。霎时轻重武器杀气腾腾列队而过。城中百姓侧目而视，关门避祸。嗣后，张又于北门城皇庙做斋，超度在投日途中战死的官兵。热闹一番后，张就大行封赏，安排其各套底。其伪建制如下：
张昌德将军政机构设立得如此庞大臃肿、重重叠叠，而其实际官兵总数也不过近三千人。故尔当时社会上讥之：“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太太更多。”被派遣驻外的部队，不久也仿效张昌德的独裁手段，各自圈地为王。如驻凡昌的第一师李志干，实际已割踞一方，自行其是，竞相搜刮，随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三、蒋汪勾结 合力反共
张昌德既靠日寇刺刀保护建立起伪军政权，当然要秉承其日本主子的旨意来维持一方的“治安”。而他与国民党第三战区早有默契，无须兵刃相见。他枪口所向的，正是他所害怕的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广大人民。为了防共、反共和镇压人民的反抗，张昌德一是搜罗爪牙，招降纳叛，扩充实力；二是发展谍特，疯狂镇压；三是搭成日蒋汪反共同盟，狼狈为奸，对我抗日游击队围剿，妄图消灭我革命武装。
先说第一点。他到南陵不久，就以金钱和官位招降了土匪流氓武装丁伴农一连人马；又贿买国民党政客，拉走“挺二”钱宏恩一个连，继又由吴公侠收编芜湖敌伪应大文一个团及零星土匪、地痞。
为弥补班排级士官不足，张又建立了一处军事教导队（俗称学生队），任中校官刘显扬为大队长，远从南京、芜湖等沦陷区采取欺骗手段，招募青年学生，先后计收罗二百多名青年，受训后派到各师团充任排级见习官。
为解决枪弹不足和充实武库，张又得日寇驻南陵专任联络官大武之力，往芜湖、南京、上海等地寻购军工生产设备，最后在江苏购得机器一部，在城西设立军械修理所，高薪聘请了几名技师，委少校盛在章为所长。开工不久，盛在章在修理一支手枪时，枪未修好，却被枪膛内一颗子弹击中身亡。张耗资甚巨，收效甚微，而其野心丝毫未减。
二、发展谍特，疯狂镇压。张在上述军事建制中，于参谋处设立情报课（课长丁身修，该课统领一支十来人的情报队，专司刺探我新四军游击队情报，监视群众动向和担负与国民党暗中联络之事。除此之外，张又直接指挥一支为数二十来人的特工队，由张的心腹周泽美任队长。这支特工队对外搜集各种政治军事和经济机密，对内监视张以下的各级官兵，并在占领区各乡保内通过金钱收买，广为发展谍报人员。张授予该队有直接绑架、刑讯、处决之特权。张部有一个叫徐湘麓的营长，因经常往来于黄墓、平沟铺我游击队根据地附近，被特工队告密为“暗通新四军”。张不加询问，即令特工队将其杀害。
除实施秘密特务活动外，张又公开增设保安处，下设“南陵县戒严司令部”（司令张帮孝），内分参谋、副官、军需，军法四个室。这一大批或明或暗的警备队、特工队、谍报队，整天四乡八镇横行霸道，秘密绑架、公开逮捕时时发生，城区乡下一片白色恐怖，闹得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城中居民每晚都受戒严管制，随时都有打着各种牌子的特务军警破门而入，查户口、验身份证，又借口抓共党份子翻箱倒柜，敲诈勒索；乡下农户慑于告密，平时至亲也不轻易往来走动；一旦要出门，提心吊胆地通过重重关卡，被搜身检查，腰中财物往往被抢。妇女们经常惨遭凌辱。镇上一些无后台的中小商号，生命财产无有保障，许多人关店逃离。被捆绑关押者日众，监狱人满为患。设立在西门的军法大堂，日夜提审人犯，大堂内摆设土洋刑具，拷打惨叫之声不绝。隔不了多日，即有集体枪杀之惨事发生。据卫士孙某回忆，一次枪杀十来人之案件屡见不鲜。持有异意之士兵，辄以“逃兵”罪名处决。故兵民皆知，张昌德对谁一笑，性命难保。
张昌德肆意捕杀无辜，一为制造恐怖，维持其汉奸统治局面；二为承袭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干，不可放走一个”的衣钵，以对付我新四军游击队；三是借机敲诈钱财和满足私欲。张对“人犯”曾公开提出三个释放条件：1、要有当地“名望”士绅、商店担保具结；2、用钱财赎买；3、送青年女人来交换。此三条，足以说明张为什么要滥捕滥杀了。
张昌德面对我当时活跃在铜、青、南、凡广大农村的新四军游击队，是心想灭之而力量不足。他深知我游击队扎根于广大农民之中，行动规律难以提摸，是兵是民难以分清。在临江团进入江南之前，我游击队兵力较弱，一时无有强攻张部之意；而张部刚刚立足，羽毛未丰，并害怕在与我交战中消耗资本，故而开始只拉丁派夫，在接近我游击区的麻桥、工山、峨岭、黄墓一线，砍山运石修筑碉堡工事，以图限制我行动，缩小我活动区域，切断我交通联络。平时也从据点派出小股部队骚扰我游击区，搜捕我单独执行任务的战主。待我临江团渡江南来前夕，张自以为根基扎牢，又承日寇旨意，遂疯狂调兵遣将与我寻战。
我游击队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群众的配合下，以劣势装备避开敌之主力，灵活作战，数次重创敌军。如麻桥、盛桥、峨岭、桂山等处敌之碉堡工事，多次为我游击队和民兵摧毁，斩获甚多，一度迫使张部龟缩城中。
一九四五年元月，张自恃有日蒋撑腰，倾其全力反共，专门成立所谓“剿匪司令部”。当时城中除驻有日寇小关一连外，另有日人大武策划于日蒋张之间，协调联合反共。
当月，伪总部参谋长兼“剿匪司令”吴公侠，并副参谋长罗镜，率作战课长张世昌，领两个营兵力，又调凡昌李志干两个营及凡昌县国民兵团，分头向我麻桥、桂山、五华山等游击区进犯。结果是情报失灵，扑了一空。兴师动众，奔波一个星期，一无所获，烧了些民房而去。而我王安葆同志率领的游击队却尾随其后，乘其疲归之际，组织偷袭，毙敌数名，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
另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发生于同年二月，当时国民党“挺二”派遣一个团附至张昌德伪总部，再次研究日蒋张联合反共的军事计划。这次日军由铜陵出动，张部自南陵倾巢而出，国民党的“挺一”、“挺二”、五十二师，并地方上的国民兵团、各乡的自卫队，自南陵、凡昌全线作战。幸亏游击队提前得到消息，迅速摆脱夹击，撤出三条冲，跳出了包围圈，转移于铜陵迪龙冲、矶头一带。敌人烧房捕人，杀害我民兵群众多人。后以为我不敢再回，将所扩展的新地盘，如何湾、绿岭、戴汇等地均加固碉堡工事，蒋汪分兵驻扎，而我游击队在敌大部队撤退后，转回原地活动。五月，我主力皖南支队，针对敌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守备松懈之弱点，集中优势兵力组织反击。一时我正规军、游击队和广大民兵，怀着复仇怒火，在黄跃南、梁金华等首长统一指挥下，围点没伏，一场激战，将敌在乡区营造之据点纷纷拔除，歼灭大证敌军，并处决一批危害人民的叛徒、恶霸，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凶焰，民心大快，士气大振。这就是铜南凡人民抗日斗争史上著名的反顽斗争。
张昌德遭此打击，龟缩城中，再不敢向我游击区轻举妄动，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日蒋汪妄图组成反共同盟，围歼我抗日革命武装的阴谋彻底破产。
四、横征暴敛 穷奢极欲
张昌德出身富室，贪财好色。早在川军出川前，他就凭借枪杆实力大搞投机买卖。一九三七年出川时，他夹带大批烟士沿途经营牟利。他在移师院南防区时，先后曾七次驻防南陵，对地方情况较熟。张部投日前，南陵为紧邻芜湖沦陷区的蒋管区，自古为富饶的鱼米之乡，且出产大批桐油、皮油、土漆、猪鬃、苎麻等土特产。当时一般绅商不敢胃险往来芜湖，而农户亦无资本和力量远销他处，因此吸引了南北一些冒险的投机商，低价购进南陵的土特产和稻米，运往芜湖高价售出；再低价购进芜湖、南京的轻工业品、棉织品、化妆品、煤油和日用百货，运往南陵高价出售。南陵一度成为南来北往富商大贾糜集之地，盛极一时。烟馆、旅社、妓院、饭馆开业兴旺；各种封建帮会、三教九流应时而兴，乌烟瘴气。
贪婪成性的张昌德，目睹此情怎肯放过生财之机。他在商人群里，看中了走南闯北会做生意的徐月明，与他集资出股开了家昌明百货商店（商店地址在今迎春园巷口）。收购土特产、倾销日用品。商品往来，专派便衣武装护送。
开店之外，张又与大鸦片贩子王宝珊及王声隆开办“大黄山烟草公司”。因为当时市面纸烟奇缺，售价昂贵。张低价购进烟叶，雇员加工，大量生产“黄山”牌纸烟，倾销皖南蒋管区，几乎垄断了皖南一带香烟市场，谋利甚巨。
除了公开的店业，张昌德甘冒资敌之罪，收买大量稻谷，委托砻坊加工成糙米，运往沦陷区高价出售。所以，张在投降日寇前，已经是腰缠万贯了。
如果说投日前，张昌德还碍于行动不自主、经商要竞争，不可能完全放开手脚的干。那末投日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张昌德，此时有恃无恐，完全肆无忌惮公开搜刮暴敛了。
张逆以“粮饷自筹自主”为借口，巧立各种经济机构。大的有财务处、税务局。财务处下设立田赋课和用粮征收所。田粮征收所内设总务、稽征、收储三科，拥有职员数十人。下辖黄墓、城北、城东三个分所。所长由张的心腹川籍军官张国斌担任。在外驻防军队，粮食在其占领区内“自筹”，由田赋课付食供应委员会表面每月开给字系一张，按其报的名额（从无实际人数，多为虚数，军官吃空额已成惯例），开列士兵每人每月猪肉三斤，蔬菜十五斤，烧草三十斤的累计数，由各乡无价供应。各外驻军持此条到驻在地乡保，加码索取。乡保长再加高一成摊派到群众头上，层层加码升级。每月乡丁持枪挨户强索，稍有缓怠，绑人押产。田粮所只负责城区军粮供应。每亩田无价征收军粮四十斤。张总兵员连同驻外地部队不足三千人，而仅城关六家大户征交的粮食即达两万担，再加上其他中小地主的征交，数字惊人，故粮食囤积极多。张逆即将此粮转手贩运饱入私囊。
此外，张还通过合村乩坛坛主、大恶霸士绅方伯藩，私置田产六、七百亩。
至于税务稽征，沿用旧制，名目繁多，且街口要道均设立关卡，过往货物随意勒索，所得钱财大部直接上交财务处。税务局长李翰屏，原系国民党在南陵查办烟酒税之人，于此道，故得重用。张每月饷银数额不限，随意支取，常由卫上孙某提款，一提就是满满一皮箱的崭新票子。
在城关北门河口，张又成立船舶管理所（委川籍军官陈秉璋为所长），统管吨位不等之大小民船百余艘，办理登记、运载手续，籍此征收费用。张私人另购置小火轮一艘，专门往来芜湖、南京贩运经商。
张的最大企业还是“皖南企业公司”。该公司最先由张昌德在芜湖与日商代理人唐晓东联系筹划。在南京、芜湖登报帮募职员三四十人，由唐晓东（又名唐雨辰）出任总经理，川籍军官张某为付经理。公司总部设于南陵东门桥头，于芜湖二街设立分公司（现耿福兴店址）。后又设弋汇、黄墓、贵池三个分公司。
皖南企业公司垄断了本地所有土特产的收购，从外地运进的食盐、煤油等物资也由其独家经销。资本十分雄厚，牟利外人难测。张对该公司控制极严，内部设立营业、会计、出纳和运输四个股。运输股调一名排长专任，以数十名武装便衣专司沿途押送货物之差。公司每天收入款项悉数上交军部，无人敢于查问。
张昌德如此，其下属莫不各自寻找生财之道。开烟馆有之，贩私货有之，夜晚绑票有之，拦路抢劫有之。更有驻乡区部队借口修建碉堡工事，滥砍滥伐森林，将大批竹木柴炭派夫运往芜湖出售。李志千在凡昌实施“见青砍绝”，将狼牙山等稠密林区和陈南冲竹山砍伐殆尽。南陵城区，川军还公然在三立堂和徐家大屋开设赌局，日夜聚赌。赌徒火护、凶杀、偷盗之事时有发生，殃及居民。
张昌德等巧取豪夺，攫取大量财富后，过着花天酒地糜烂不堪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张本人即有十房妻妾。他每到一处，都少不了要玩弄妇女。民家女、商家女或是他下属军官妻女，只要被他看中，都逃不了他的魔掌。有一次兽性发作，竟将一户母女轮番奸淫，其兽行令人发指。
张娶的众房妻妾，分别安置各个公馆，派卫士雇丫头供其使唤。又将金银细软分别交妻房藏匿。其中财物藏匿最多的，一是住南京莫愁路公馆的四川籍二妾张瑞林，一为原配妻子温素秋。张别无子女，只有温生过一女叫冰玉，抗战胜利前曾来南陵，临走张派兵挑运大量金器银元护送回川。
其他军官如邓士奇等也都纳妾成风，一时南陵城中官太太成群，一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成天骑马乘轿，在众多武装卫士拱卫下招摇过市，你来我往，打牌宴请，寻欢作乐，哪管国家危难，民族兴亡！下属士兵也纷起效尤，夜晚奸淫妇女事件不断发生，广大人民惨遭蹂躏之苦。此时张部已无风纪可谈，杀人魔王张昌德所犯罪行，馨竹难书。
五、贿买钻营 难逃覆灭
一九四五年农历五月十八日的晚上，督师南陵的日寇军官小关忽然到西门去见张昌德。张见主子来，殷勤盛宴款待。酒饮至半夜，小关要去弋汇镇。张昌德即备轿亲自护送（张一人备有十二名卫士、十二名轿夫）。小关骑着高头大洋马，由驻弋江伪军一连长出迎。次日小关与张昌德话别之际，告之日本天皇已决定停战投降。两个暴君深感好梦难续，末日将临，不禁双双痛哭流涕，颓丧不己。
张昌德得此消息后惶恐万状，于七月亲率贴心卫土径往南京伪汉奸中央政府，在五台山会见大汉奸陈公博，询问后事。陈公博此时见大势已去，心绪败坏，长叹~声说：“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哪管得了你。你的部队由你自己处理吧。”
张回到南陵不久，日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的一年半可耻汉奸生涯就此结束。但张昌德深知国民党的本性，为求生保官，不断派出心腹秘密向第三战区老关系重金贿买疏通。果然，九月间，第三战区派“挺二”队司令员顾兴凡（顾祝同之族弟）前来联系，由顾呈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获准将伪“独立方面军”改编为先遣军第四路指挥部，并命令即刻开往芜湖、南京等地接收日寇投降事宜。这样，一支一恶不赦的汉奸队，摇身一变为堂堂“国军”。
这个新牌“先遣军”尚未抵近芜湖，蒋介石早已空降嫡系先行到达。当时蒋介石视抢劫抗战胜利果实为头等大事，岂容别人染指。“先遣军”遭到拒绝前往后，又奉令调往泾县，由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将其士兵编入新七师。军官全部送入国民党在无锡所办的第十七军官总队收容。不久又分派到各个部队，充当蒋介石反共打内战的炮灰去了。
张昌德当时并没有随队接受改编。这个狡猾的流氓政客自有他的一番打算。他在部属走后，留下心腹赖锡麟并身边卫士，将在陵搜刮的财产换成金条银元，由八个挑夫挑运，乘小轮至芜湖处理大黄山烟草公司（从南陵搬迁来的）和皖南企业公司的财产。一个星期后，带着钱财和卫士前往南京他在莫愁路买的房子。当时南京有个女青帮流氓头子，人称穆老太。她在日汪蒋官场上很红，许多达官贵人的妻女都认她为干娘，张瑞琳以往闲居在南京时，曾早已巴结上了她，做了穆的干女儿。此番张事败，怎能不重金托她走动。穆受了重金，当然帮忙。张又向第三战区长官部的卢菊华和在川时相识、现高居国民党总参次长的川人萧毅肃，分别贿以二百两黄金。因张投日前，顾祝同曾经有话示意他宁可投日不可投共，所以在肖毅肃、穆老太等人上下活动下，国民党不仅未予治罪，反而委任张昌德为国防部少将参军。
张得此荣任，自以为安度难关，重抖起昔日威风，不知自身已有把柄于人，在明争暗斗、派系倾轧的官场，随时都有被踢开的危险。而他身着军服，带着卫士并一名女人，跃武扬威飞回四川。
到达重庆时，张假惺惺拜访住在重庆的刘湘夫人。见面时，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足以显出张昌德早为川人所不齿。
刘妻见张，佯作不识，问：“你是谁？”
张：“夫人，我是张昌德”。
“啪、啪、”刘妻一连给张几个耳光，怒斥道：“你还有脸见我？你把刘湘的兵带到哪里去了？你怎么甘心投降日本人，当汉奸！可耻，可耻！”
张被斥骂后回到成都，这里有他买的一幢寓所，此时被一些四川籍军校学生住了。这些学生对张恨之入骨，而张却摆出少将参军的臭架子要驱赶他们出屋。争执一番后，张回到荣昌县家中，而学生们恨犹未消，查找出当年张投降日本时，国民党国防部曾有张通缉叛逆张昌德的官样文告，于是联名电呈国民党中央，要求以汉奸治罪。而此时皖南一些深受其害的地方土绅亦有控告在案。特别是前驻凡昌的李志干，此时已被处决。其小老婆在南京大闹，到处喊叫李为师长，张为军长；为何杀李而赏张，社会舆论一时哗然。国民党受到一定的压力，权衡利弊结果，认为张昌德已无多少利用价值，蒋介石遂命国防部军法局予以逮捕。
张昌德回荣昌的第三天，接电赶赴重庆。等待他的是由南京乘飞机而来的十五名宪兵，当即被铐押往南京，关进军法局在羊皮巷内的“中央军人监狱”。
张被囚禁后，其妾张瑞琳四处奔走，大行贿赂，先求免死，再图后路。故此案长期被束之高阁，无人查办，大有缓解宽释之态。当时在军法局任职的南陵籍军法官程邻芳等，恐张复出，暗递消息于南陵地方，引起南陵各界忧虑，遂飞呈追诉张之罪恶。国民党怕因此而败露其官场丑闻，便开庭提审。
审讯中，张昌德一一供认不讳，但在供白中却无意泄露出他受顾暗示投日的事情，并说他“始终效忠党国，日寇投降后，所有部属连同武器全部交给了‘中央军”，一枪一弹未曾给共产党。不仅无罪，理属有功。”
张如此供认，无异加速其死亡。临刑前，问他有何遗言。张回说狱中枕下尚有金物。至死不忘钱财。一九四七年五月间，这个一生死心塌地追随“党国”，疯狂反共反人民的卖国贼，到头来被其主子所弃，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原注：本文据张可入、孙玉林、钟一呜、鲁觉之、罗荣卿、丁身修、骆周能、杨义华、程景珊、李俊才、章廷南、唐家驹、徐月明等有关人士提供资料综合整理）
资料来源：
《南陵文史资料》第二辑(198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