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秋季小学语文教材，又有了改动。

其中，共有三篇课文的作者“换人”了。

其中，有两篇作者的换名，涉及到外国人。

一篇是：一年级上册课文《小蜗牛》作者的国籍由俄罗斯改为苏联，作者署名由“巴乌姆美莉”，改为“巴乌姆芙莉”；

另一篇是：二年级上册课文《一封信》的作者由原来的“鲍圭埃特”改为“吉娜·卢克-帕奎特”。

《小蜗牛》的作者，中国译名在通行的出版物中一直是“巴乌姆芙莉”，但移入课本之后，把“芙”错抄成了“美”,导致了“常凯申”尴尬的出现。按照课文里的译名，根本查不到原作者的任何一点信息，就像用“常凯申”去查人物的经历，必然是查无此人。

“吉娜·卢克-帕奎特”的译名，可以在国内查到有几本童书，但教材里译成“鲍圭埃特”，再一次重演了“常凯申”尴尬，使得“鲍圭埃特”多年来一直处于一个身份不明的状态，任何一本教辅读物，都对这个作者一无所知，这种荒唐的状况，从新的统编教材推行以来，一直维持到2023年，时间长度达到了五年。

五年的时间里，一本中国的小学语文教材就把一个外国人的作者真实身份，因为“常凯申”式尴尬的影响，而搞得不知是谁。五年时间，教材就在稀里糊涂中，津津乐道于一篇不知作者的身份与经历的课文的微言大义，这必然导致课文的误读，错会本意，就像我们研究历史时候，如果按照“常凯申”的名字去研究的话，必然会陷入“葫芦僧乱判糊涂案”的虚无寂境。

所以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外国作者的译名的抄错与错译，造成的后果，却是视线的剪断，背景的迷失，学习的昏愦。

这样的昏愦，竟然在教材上存在了五年之久，一直到2023年秋学校新教材中才作了改正，也算作是一个与“常凯申”尴尬异曲同工的荒唐蠢事了。

在今年的秋季教材里，还有一个作者名字换人，这个作者是中国人，改名不是一个字写错了，而是整个人都换了，实在叫人大跌眼镜。

这个全部换名的文章就是二年级上册第14课《我要的是葫芦》。

目前透露出的改名信息是：

“作者‘刘仲元’改为‘高来沸’”。

这个“换人”，可谓是毫无征兆，面目全非啊。

我们能够查到的刘仲元的著作就有一本是《我要的是葫芦》，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于2020年7月出版，此书列入“语文课本作家作品系列”丛书，也就是说，是凡收入语文教材的作者，都有这样的一本书，比如《日月潭》的作者吴壮达，也有一本这样的书。

这本书的内容提要如下：本册图书《我要的是葫芦》是根据部编语文教材选择书目，配合教材同步阅读，有效促进课内学习和课外阅读相互融合。本书内容注重儿童的心理素养提升、综合素质培养和孩子健康的个性化发展。针对学生阅读特点与难点，通过阅读建议、阅读规划等内容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引导完成整本书的阅读。封面采用高端铜板纸印刷，美丽雅致；内文采用环保本白胶版纸，保护孩子的视力，并用环保大豆油墨印刷，无污染气味，给读者带来美好的阅读享受。

这意味着，之前一直把《我要的是葫芦》看成是刘仲元的作品，而且专门为他出了一本书，怎么眨眼之间，就换成了“高来沸”了？

那么，是否这一套丛书里，将要把刘仲元冠名的这一本，换成“高来沸”的专著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课文作者的姓名瞬息间发生了“惊天大裂变”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要的是葫芦》是何时进入小学语文课本的。

据能够找到的资料，《我要的是葫芦》一文首次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是在1979年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第3册（试用本）》中，出版日期是 1979年3月份。

这也是文革后首次编写的正规语文课本，是第四套人教社的语文教科书，目前使用的是第九套语文教材。

之后，《我要的是葫芦》一直出现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科书中，显然这篇课文颇受青睐，它没有什么时代主题，没有受到教材编写原则变更导致的撤离浪潮的冲击。

2001年，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开始使用，也从这一版本开始，打破了之前课文不署名作者的惯例，开始在课文注释中标注作者。

在这一套教材的二年级上册语文书中，首次在《我要的是葫芦》课文注释中标明：“本文根据刘仲元作品改写”。

之后，《我要的是葫芦》一直存在于小学课本，一直到2023年，在22年的时间内，《我要的是葫芦》的作者，都标明的是刘仲元。

刘仲元是何许人也？

荒唐至极的是，语文的教辅材料里，却对作者身份张冠李戴。

比如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年8月版、由王剑萍、张莉主编的《小学语文课本大讲解：语文， 二年级上册，人教版》一书中，这样标注刘仲明的身份：

——刘仲元，1954年生。现任东银期货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北京工大学经管学院兼职教授。——

这显然把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混淆成了教材作者刘仲元的身份。

我们看看比较可信的刘仲元的履历：

我们在2017年11月7日《通化日报》上刊载的《不忘英雄生前事，擎旗自有后来人——民间文学家刘仲元先生仙逝10周年祭》一文中，能够找到对刘仲元先生的介绍：

——刘仲元先生是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是吉林省著名的民间文学艺术家。从195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尤其擅长韵文类文学形式创作。他先后搜集整理童谣、谚语、绕口令、民歌、民间故事，创作散文、诗歌、各种曲艺及纪实故事等多种门类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其中，寓言故事《我要的是葫芦》被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延用至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部编辑的《中国民歌》收录他多首民歌；《中国歌谣集成•吉林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吉林卷》和《中国谚语集成•吉林卷》均收录他搜集整理的数十首歌谣、故事和大量的谚语。

进入新世纪，他主编出版了22万字的《长白山抗日童谣》、24万多字的民间故事集《沸流谷传说》和10多万字的散文集《散落的山里红》。刘仲元先生在民间文学创作方面可谓是硕果累累，成就骄人（2007年去世）。——

这篇介绍里，把刘仲元认定成是《我要的是葫芦》的作者。

在刘仲元、刘大伟编著的《白山黑水多英雄：东北抗日童谣》（长春出版社，2015年6月版）一书中，也有刘仲元的资料介绍:

——刘仲元是通化地区很早就从事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一位老乡土作家，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许多带有韵文形式的秋歌帽、快板书、单出头、数来宝等曲艺作品等，晚年致力于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对“东北抗日童谣”的采录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但是，为什么2023年，突然之间把刘仲元的《我要的是葫芦》作者身份去掉了，而改换成一个名叫“高来沸”的陌生名字呢？

我们用高来沸这个名字，查找一个他的身份与简历。

我们在《当代中国寓言大(1949-1988)》（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12月版）中查到了这位作者的简历：

——高来沸，1938年生，河南省滑县人。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新乡市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现任《新乡晚报》文艺编辑。二十多年来，坚持业余写作，发表了300余篇儿童文学作品，科学童话《小牛和小鸡》于1980年获河南省建国三十年来少儿文艺创作奖。由于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1983年被授予河南省先进儿童少年工作者称号。——

这样看来，刘仲元是吉林人，高来沸是河南人。他们的作品，是怎样混淆的？这只有问2001版教材首次把《我要的是葫芦》标明是刘仲元的编写者了。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民间故事精品库》（卢正佳，缪力主编， 1999年10月版）也收有《我要的是葫芦》，但作者署名却很怪异：王金娣讲述，钦丽琴采录。

但从文本上来看，这篇民间故事的语言与修辞风格与标明为刘仲元的课文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本书是怎样确定王金娣讲述、钦丽琴采录这一作品来源的？没有任何的背景资料告诉我们答案。

那么我们换一个途径去查找《我要的是葫芦》的作者真相，就是去关注一下署名高来沸的作品情况，果然有所收获。

我们在《少年文艺》1959 年第4期找到一篇名为《种葫芦的人》的寓言，作者署名高来沸，可以看出，这正是《我要的是葫芦》的原始版本，全文如下：

有一个人种了棵葫芦。

葫芦开过粉露露的小花，结了米粒大的一个小葫芦。谁知叶儿上都趴满了黑压压的蚜虫。种葫芦的人并不理会这些，他两眼直瞅着小葫芦笑嘻嘻地说：“我的小葫芦，你快快长呀，长的要象大西瓜一样才好呢。……”

别人问他：“叶上的蚜虫怎么不治一治呢？”他毫不介意地说：“什么，给叶儿治虫？嘿，我要的是葫芦，并不是那些叶子。”

没几天，蚜虫把葫芦叶子吃光了，秧儿也死了，米粒大的小葫芦也黄了、落了。

可以看出，原文比较粗疏，没有什么描写，人物的心理也比较简单，教材版的此文显然是经过了润色与加工。

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于2020年7月出版、署名为刘仲元的《我要的是葫芦》一书中所列文章，与现行的课本里的课文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目前《我要的是葫芦》这篇课文，共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存在了22年之久的刘仲元说，此说在今年教材中直接被摒弃了，造成的后果，就是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要的是葫芦》一书成了一个废弃的图书。

一个是高来沸说，这由发表在1959年的《少年文艺》上的作品来证明。刘仲元的履历里， 说他1957年开始业余文学创作，那么，他在1957年开始创作之年到高来沸创作出《我要的是葫芦》原型作品之间，很难有从容的余地，首创《我要的是葫芦》。两相比较，高来沸是《我要的是葫芦》的原文作者，还是可信的。

三是上海的民间传说。这个版本，出现 在1999年出版的图书中，也没有标明最早的资讯来源，因此，这个版本的说法并不可信。

综合上述的比对情况来看，高来沸是《我要的是葫芦》的作者说，有原文的准确出处能够证明，还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不可理喻的是，现行的教科书，是怎么突然之间发现了高来沸才是《我要的是葫芦》真正的作者的呢？并且在今年的教科书里作了更改呢？这其间的神奇转折，仿佛这背后有股洪荒之力，突然发力了，帮助了教材突然在今年神智清醒，告别糊涂，复原真相。

这样看来，今年秋学期的小学语文教材将三个中外作者的姓名作了更接近真相的改正，功莫大矣。但是，也由此可以看到，之前的教科书里隐藏着多少查无头绪的迷津与迷障啊。

而这种迷障，至今依然笼罩在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像影响了几代学生的著名课文《富饶的西沙群岛》、《美丽的小兴安岭》至今还在作者姓名处虚置着，仅仅标明最早的出现课文的教材出处，成为当今教科书如骨梗喉的硌眼处。

其实这两篇课文均有所本，只是教科书的编写者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懒惰本色，而不愿意费一点力气去找到这两篇课文的看似扑朔迷离但绝对具有厘清课文本意的真正作者。

我们等待着语文教科书能够消灭更多的课文作者空白与盲点，给学生们一片明晰的教材天空与背景纵深，告别纠缠不休的“常凯申”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