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攻入南京后，没收了城内所有官僚地主以及商人的住宅以及财产，同时将沿街商铺中的一切物资统统收缴充公。所有的财物被集中起来， 然后分类储存起来，成为太平天国的公产。

东王杨秀清还将原南京居民按男女性别分馆，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准军事组织。有手艺的人被强行编入“诸匠营” 和“百工衙”中，实行军事化管理，手工业者们的日常劳作、作息时间和军队训练、打仗一样严格。

因一切物资均是天国财产，所以天京（南京）居民的生活开支均由圣库（太平天国国库）承担，原本繁盛的商业就很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应该说，太平天国高层的这种做法是符合《天朝田亩制度》精神的，是符合天王、东王等天国领袖们的良苦用心的。

太平天国领导者之所以产生废除商业的幻想，原因之一是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教竭力鼓吹，普天下所有男女都是上帝（天父）子女，人世间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慷慨赐予的，私人不得占有。既然上帝（天父）委托天王（自诩上帝耶和华次子，耶稣之弟）统管人间一切生活物资，再把生活用品公平地分配给大家，那么民间也就没有经营商业的必要了。

据说洪、杨取消商业还有军事上的考虑。彼时的天京虽是太平天国国都，可却被清军四面包围，其余重要城市九江、安庆、扬州、镇江、 苏州等也差不多都是这么个情况。为严防清军细作混入，必须禁止商贩出入，亦属不得已的防务、安全措施。

但商业被取消后对城市的影响是致命的。有一位被特许进入天京的洋人在日记中写道：天京大街上没有商铺，没有商品交易，没有人流如潮、繁华而富有生机的商业街，整个城市一片死寂，毫无烟火气，像一座被废弃的死城。

对于广大百姓而言，废除商业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生活异常不便。曾对新生的天国政权抱有希望的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民开始起来抵制，以前经商的人对此项政策更是不满，他们口出怨言，不愿配合，拒绝遵守。

天京以外的其他太平天国占领区鉴于这种局面，政策开始松动，即有条件地予以适当放开。翼王石达开在安庆主持军政事务期间，从实际出发， 顺应民意，允许私人经商，条件是必须从天国地方政府那里取得经营凭照——“店凭”，规定经营范围，再按营业额缴纳一定税款。

在石达开的努力下，安庆战后的社会秩序很快得以恢复。庐州（合肥）、镇江等太平军占领区，见翼王如此行事且甚有成效，纷纷效仿，允许并鼓励居民经商，要求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严禁囤积居奇，严惩哄抬物价。

事实证明，太平天国领导层是无法废除商品经济的。虽然《天朝田亩制度》认为商品经济不合法，但终究无法否定商品经济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价值。

虽然太平天国用严厉的强制办法暂时禁绝了城市中的商业，却无法消灭农村的集镇贸易，只要军事局势稍微安定，集镇交易又自行恢复并焕发生机。特别是天京等大城市商业被消灭或衰落后，附近的郊县、集镇商业反而更加兴盛繁荣了。

现实无情地打了天王、东王的脸，也否定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废止商业的空想，太平天国高层只能向现实低头，不久便准许在其占领区照旧经商。被压抑已久的商品经济与自由贸易立刻得到恢复，随后出现了国有与私营两种性质的商业业态。

天朝国营商业由圣库提供资本，指派专人负责经营管理，经营食盐、粮油、棉花、布匹、丝绸、珠宝等重要生活物资，免交捐税。其货物来源主要是太平军征战各地搜掠、没收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财物，另外还有部分是从原产地长途贩运而来。

出于安全考虑，私人商号或摊贩一般只准设在城外，沿护城河、城墙走势营设，逐渐形成规模，被天朝军民称为“买卖街”。天京、安庆、镇江等都是如此。

据《天国史纲》记载，天京城东太平门、聚宝门、栅栏门外形成了六条买卖街，主要经营生活必需品，譬如肉食蔬菜、米面粮油及日用百货，每天货如山积，人流如潮，生意颇为兴隆。在天国后期的江苏、浙江等地，忠王李秀成建立了苏福省，苏州、杭州等大城市，由于李秀成的扶植、保护，买卖街交易活跃，非常繁盛。

据记载，李秀成经营苏福省期间，苏州阊门外到虎丘一带，商铺鳞次栉比，一家挨一家，货物齐全，价格公道，人流如织，买卖兴隆。杭州武林门外有一条买卖街，百货云集，天天人潮如雨，货如轮转，热闹非常。

国营商业因背景、资金雄厚，开始时占有压倒性优势，到后期则日趋衰落。私营商业则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加上信息灵通，货源充足，交易手段多样，很快取代了天朝国营商业的优势地位。私营商业的经营范围逐步突破了餐饮、荤素食物、小百货的限制， 发展到棉麻布匹、绸缎、珠宝等行业。不少个体户从小本生意起家，逐步发展到大宗交易，并成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自有其客观规律，万不可逆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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