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使国富，自己却倒下了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阿合马、卢世荣一度风生水起，但早已患上了癌症。而且癌症不仅仅属于他们。这里分明是帝国之癌。
“酒政”，一个特殊的名词。
按字面上去理解，你可以把“酒政”视为关于酒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使用等各项制度政策的总和。
也可以把它看作两个名词的联合：一个是酒，一个是政治。
因为酒既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财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特殊，深入历史，你会发现，酒中可能真的有政治……
一
雄才大略遇上了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身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孙子，建立元朝的忽必烈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物。
但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再有雄才大略，也不能没钱。
建立元朝伊始，忽必烈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其执政头二十年所推行的政策使得开支大增。他启动的建设项目，包括上都和大都的营建，每一项都耗资巨大。忽必烈对艺术的支持，他越来越奢华的宴乐和狩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宫廷和国库收入。设立驿站、修筑道路、促进农业经济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维护等，都大大增加了朝廷的开支。
而忽必烈的军事活动的花费更令元廷财政吃紧。他对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叛将李璮的镇压，对维护他中国之主的地位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他对于高丽国王的军事支援，他派遣自己的儿子那木罕去对付威胁中亚的海都等等，对巩固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共建设、建筑计划以及军事远征加在一起，使得元廷财政难以承受，因此，增加额外的收入势在必行。
为了帝国财政，忽必烈亟需一个善于理财的人。很幸运，他找到了。这个人叫阿合马。
阿合马是怎么为帝国理财的呢？简而言之，阿合马的主要财政目标是把所有合格的纳税人登记在册，对某些产品强制实行国家垄断，并且加税。总理帝国财政期间，阿合马为国库赚取了大量金钱，他成了忽必烈的红人。
但是皇帝的这种宠幸并没有维持太久。结果，阿合马被人刺杀，而在其死后，铁必烈更下令开棺戮尸，听任狗去吃他的肉。朝廷百官和士人百姓，聚在一起观看,，纷纷拍手称快……【1】
阿合马因何而死？
由于阿哈马不是汉人，汉文史料对他的态度几乎是一边倒。根据这些史料，他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故能利用自己的权位谋利。他严格限制贵金属私人交易，自己却囤积居奇。他的一系列政策，其中包括过量发行纸币，大大损害了人们对纸币价值的信心，而对纸币信心的丧失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货膨胀……
即使这些指控属实，但把板子全部打在阿合马个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阿合马之所以应运而生，就是为了给帝国找钱。他若要巩固皇帝的信任，想进一步往上爬升，并获得奖励，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弄更多的钱。
说到底，阿合马只不过是急需大量财政收入的蒙古朝廷的一个代理人而已。杀掉一个阿合马，对帝国来说，这种需求其实并没有改变。
二
“把酒管起来，还愁没钱？”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的资金需求越发紧迫。在此期间，忽必烈接连对日本和东南亚发动了几次军事远征，结果都以惨败而告终。他需要庞大的经费来支持这些军事活动，同时，他也需要资金支持其他公共建设项目。
但是现在要去寻找善于理财的人却充满了困难，因为有阿合马的前车之鉴，谁还敢拍着胸脯对皇帝保证能为帝国成功聚敛大批财富？
大中华的各式人才总是源源不断。官场之上，倒掉一个，紧接着就会有人踏着前人的肩膀甚至尸体，横空出世。很快，帝国又冒出了一个理财能臣，他的名字叫卢世荣。
卢世荣与阿合马有着不浅的渊源。阿合马专政期间，他靠给阿合马行贿而当官。阿合马死后，大臣们讳言理财，均不能满足元世祖的财政需求，有人推荐卢世荣很有手腕，“上可裕国，下不损民”。【2】
“上可裕国，下不损民”，意思是既能让国库充裕，又不让百姓利益受损。世上真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妙法？
卢世荣的回答是：这个真的有！说的很漂亮，具体怎么做？
一言以蔽之，强化国家权力对商业的控制。帝国酒政的改革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开门七件事，有些东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早在《管子》一书中，作者就认识到如果利用强制力量，把某些生活必需品管控起来，实行专营专卖，绝对是一种无征税之名，而有征税之实的取得财政收入的好办法。
就生活的必要性而言，酒比盐要差一点，但酒乃国人的一大嗜好，消耗的量极大，而且这种嗜好的程度可以说是逐年有增无减。
到了元代，酒已然成为人们居家饮食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元代很多家庭都能掌握简单的酿酒技术，家庭自酿的小生产模式在民间普遍存在，时不时还拿到市场出售，以补贴家用。
酒消费的扩大，对政府来说意味着一个富矿。卢世荣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向忽必烈建言：“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向之岁课，一月可办”。【3】
卢世荣的意思是说，按照过去那样让京城的富豪自由酿酒出售，一是价高质次，二是税也不能及时上交，应该一律禁止。如果改由官府专卖，过去一年的税额，一月就可以缴足。把酒管起来，还愁没钱？
卢世荣的这段话涉及到对酒业的两种管理模式。第一种，叫做“散办”，听任民间自酿自售，因为酿酒需要粮食，于是官方征税以消耗的粮食数量为标准征取一定的税金。
第二种，叫做“榷酤”。“榷酤”怎么操作？一份官方文书中说：“官设酒库，出备米面工本，造酒发卖，诸人皆不得私自酿造。”【4】
官府设立酒库，准备米面，雇人造酒，再进行销售，不准民间私自酿酒出售，即官营官卖，这就是“榷酤”。
三
帝国之癌
“散办”和“榷酤”，哪种好？这就要看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了。
“榷酤”当然对帝国财政是有好处的，因为酒是巨大消费品，而把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都管控起来，税收就没有任何喝冒滴漏的可能。
卢世荣改革酒税征收之初，在给皇帝的奏书中说：“大都酒课日用米千石，以天下之众比京师，当居三分之二，酒课亦当日用米二千石，今各路但总计日用米三百六十石而已，其奸欺盗隐如此，安可不禁！”【5】
“大都”指元朝首都北京一带，“各路”指除京城以外的各行政区域。卢世荣的意思是说，京城酒税是以每日用米千石为定额进行征收，其他地区地域广大，酿酒消耗的粮食无论如何每天都应该有两千石，但现在报上来的数字仅仅有360石，卢世荣认为其中有严重的欺骗盗饮，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
“榷酤”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保证酒业中的所有收益都进入了政府的囊中。
最初推荐卢世荣上位的人说，老卢可以“上裕于国，下不损民”。
第一条“上裕于国”真做到了。酒从此成为元朝重要的财政来源，据学者估计，“常年的酒税收入为469.159万两白银”【6】，更有人认为，“酒课所占的比重大约为中原全部岁课银额的25%左右，这个比例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估计。”【7】
卢世荣的确是能臣。
但第二条“下不损民”就纯属忽悠了。用后来司马光驳斥王安石的话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官府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扩充国库，政府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还不减少，世上哪有这样美妙的事情？
但是这样一个理财能臣，不久却被忽必烈处死！
阿马合之死，据说缘于擅权贪污，卢世荣之死，缘于被人指控勾结同党、以权谋私。其实都不是二人招祸的症结。站在皇家立场，能化解财政危机，即使贪点小钱，真算不得什么。
对阿合马、卢世荣来说，他们的一个最大困惑在于，皇帝交给他们的任务原本是想方设法弄更多的钱，但这个任务他们完成得越好，就意味着死神离自己越来越近。
不仅是阿合马、卢世荣，紧接他们之后，大元帝国另一位很会搞钱的能人桑哥，同样也死于非命！
为什么？
一是要拼命搜刮去充实国库，就必须严重冲击到各种群体的利益，乃至成为众矢之的。
二是皇帝的态度是一个常变量。财政极度危机时，在皇帝那里，搞钱可以压倒一切，一旦危机有所缓解，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可能会上升。同时也极少有皇帝愿意始终戴着一顶“与民争利”的帽子进入历史。
阿合马、卢世荣一度风生水起，但早已患上了癌症。而且癌症不仅仅属于他们。
这里分明是帝国之癌。
注释：
【1】中华书局《元史》
【2】中华书局《元史》
【3】中华书局《元史》
【4】《元典章》
【5】中华书局《元史》
【6】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
【7】杨印民《帝国尚饮》
本文为黄大拿明史拍案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如需转载，请获取授权。授权转载时还请在文初注明出处和作者，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