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让斯大林声名鹊起，更重要的是挽救了他在苏联推行的“斯大林模式”；但同时，二战也毁了斯大林，让他产生一种错觉、陷入一个误区，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他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正确性。但历史发展证明，“斯大林模式”不可取！
斯大林
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共二十大，在国际、国内和党内三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与斯大林主持的苏共十九大完全不同的方针、路线或纲领性意见。在国际方面，苏共二十大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样一套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和总路线。苏共提出对外政策新理论的前提，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
苏共认为，当前时代的特点是帝国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制度”已经瓦解，社会主义已经超越一国范围成为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无须争辩的事实。尤其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掌握了核武器，使得社会主义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军事上有能力阻止新的侵略战争。
在新的形势下，苏共认为，虽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继续有效，但并不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美苏两国都掌握了核武器，意味着核武器时代已经来临，未来世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就是爆发最具毁灭性的核战争，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所以，这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已经成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
而且，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广泛认识到，两个制度的和平共处不仅是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也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所谓“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就是要消除战争的威胁和保卫全世界的和平。国际形势的根本变化，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的前景。
根据列宁主义理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有不同形式。苏共提出，除了依照社会主义方针改造社会的苏维埃形式之外，还有人民民主的形式。苏共尤其提到中国，实行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并逐步使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政策，这是中国正在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许多独特的重大贡献。
所以，不应该把暴力和内战看做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革命，虽然激烈程度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各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如果右翼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越来越多地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可以团结其他爱国力量通过议会斗争改变政权的性质。
如果在反动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则只能伴随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但不论哪种过渡形式，在其中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条，就是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首的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不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则是长期存在的。
社会主义要想获得胜利，不是通过武装干涉的办法，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这样的优势。也就是通过“和平竞赛”的方式，在和平竞赛中，社会主义获得胜利，而不是通过革命输出，不是用武力，而是用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形式，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获得比资本主义更高得多的生活水平。
二战结束
因此，苏共二十大通过的决议全面肯定了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理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时隔69年后的今天，看苏共中央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路线，客观而言，还是具有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的，当时，苏共有这样的认识，是值得肯定的。
在国内方面，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经济发展和管理体制的方针和措施，如，在继续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前提下，迅速发展消费品的生产；把不断提高生产技术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必须坚决地、有计划地在工业和运输业中采用最新的科学成就、技术和先进经验；加强生产力的合理配置，重点是加快东部地区的开发。
还比如，消灭农业的落后现象和消除由此产生的工农业发展之间的不均衡现象，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和对外政策的系统性和深刻性相比，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国内政策显得缺乏系统性，并且过于表面化，没有触及苏联经济乃至政治制度本身，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手段。
在党内方面，除了提出要加强组织和思想工作之外，重点是提出了“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赫鲁晓夫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他提出，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和尽力加强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苏共中央严厉谴责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使得某一个领袖变成英雄和创造奇迹的人，缩小和贬低了党和群众的作用。
但在苏共二十大上，“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并没有占据突出重要的位置，这个问题也没有引起全党干部的高度重视。只是10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一次秘密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讲演，在报告中，赫鲁晓夫提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起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赫鲁晓夫的报告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在报告一开始就声明，这篇报告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作出全面的评价。他还强调，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是尽人皆知，还认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赫鲁晓夫还认为，斯大林的逻辑、力量和意志对干部、对党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过去斯大林对党、对工人阶级和对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功劳。报告对斯大林的批评仅仅集中在大清洗和军事指挥错误等少数几个问题上，对于斯大林的其他许多错误，报告或者根本没有提及，就算提及，也是以赞同的语调提及的。
而且，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把斯大林错误的根源，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比如，疑神疑鬼的病态心理，经常性的滥用权力和恣意妄为，肆无忌惮的专横作风，以及性格粗暴、缺乏耐心、好大喜功等等。并没有深刻分析个人崇拜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更没有提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
赫鲁晓夫
在当时的苏共政治体制之下，连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司法独立和民主选举都没有保障，要想从根本上消除个人专权以及个人崇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赫鲁晓夫报告中所谓“党内民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都只是个笑话。赫鲁晓夫甚至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根源在于“好心办坏事”，也就是说，斯大林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方法和手段有问题而已。
其实，这才是苏共中央当时真正的悲剧，压根没有从其高度集权的官僚和独裁体制中深刻反省。总之，苏共二十大提出的纲领和路线都是针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可以把这个称之为“非斯大林化现象”，而这也并非赫鲁晓夫个人心血来潮、突发奇想的结果，而是苏共整个领导层逐步形成的共识，这才导致苏共二十大上反对对斯大林个人崇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不自觉地从战略上改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方式和安全观念：斯大林先是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个对苏联外交已经不起作用的工具，以求得资本主义世界的谅解；接着强调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表明苏联已经感受到美国可以对世界命运发挥主体作用；促进欧洲各国及中国，通过选举成立共产党与其他各党的联合政府。
放弃世界革命的主张，不再提推翻旧世界，而是要改造旧社会。斯大林所有这些政策，目的就是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但因为意识形态对立而产生的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敌对，又因美苏各自过度反应而采取的过激措施，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动作用，最终促使冷战思维成为双方政策的出发点，美苏都相继回到了战前的老路。
斯大林不仅在国内继续搞军事共产主义，进一步巩固标榜为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加紧对社会的控制和镇压，而且重新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在东欧各国推行苏联体制，并建立起类似共产国际的情报局组织。欧洲的紧张局势随着柏林危机的爆发而加剧，朝鲜战争就把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对抗，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并把这种对抗推到了极限。
1917年的十月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俄国政权，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开始在一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设自己的理想社会。但因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所处的战争环境，不得不选择军事共产主义的发展模式，并准备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待到战争结束后，为巩固革命政权，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
但由于当时严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共产主义传统理论的束缚，从列宁手里继承了权力的斯大林很快就抛弃了“新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转而在苏联建立起了一套以集权统治为核心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模式——“斯大林模式”。在二战前，“斯大林模式”已经暴露了各种弊端：政治动荡、经济畸形、生活穷困。
但二战爆发却掩盖了苏联的社会危机，甚至可以说是挽救了“斯大林模式”，因为它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恰好适合战争的环境和需要。但当苏联战士看到就连战败的德国人的生活水平都要高于战胜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时，很多人开始反思“斯大林模式”的正确性。但斯大林却深陷这种理论误区——他认为恰恰是苏联在战争中显示的力量和取得的胜利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报告
再加上二战后冷战爆发以及国际形势日趋紧张，使得苏联刚刚开启的通向世界的窗口被迅速关闭，斯大林的铁幕再次降临俄罗斯，本计划于1948年召开的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宗旨的苏共十九大被延后，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尝试，还没启动就此夭折了。
苏联党内和社会生活也再次笼罩在政治清洗和镇压之中，一切回到战前状态。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人民饱受食物、日用品和住房严重短缺问题困扰，仅以食品为例，到1952年，苏联人均消费的主要食品才接近甚至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苏联的轻工业和农业严重落后。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斯大林模式”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