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Astoria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巴斯马奇运动（Басмачество），正式称呼为“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4年之间，是一个以突厥人穆斯林为主的抵抗组织，反对沙俄和苏联在中亚的统治。苏联方面将其描述成一次伊斯兰激进分子和乌合之众组成的叛乱运动，称为“巴斯马奇（Басмачество）”，源于突厥语“进攻、突袭（басмак）”，引申为“土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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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帝国，凭借西方的先进技术征服东方，侥幸征服了大量领土，而“巴斯马奇”叛乱是它“消化不良”的反应之一。

18世纪，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征服中亚的草原区，即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一带。为拉拢新征服领土上的穆斯林，她在1767年取消了沙俄以往对信奉伊斯兰教的限制。当时的沙俄，兵役时间可高达二十年，连年对奥斯曼土耳其作战，兵连祸结。土尔扈特人（即卡尔梅克蒙古人）在沙俄麾下作战，在俄土战争中沦为炮灰，多次执行攻坚战，损失惨重，战利品也被克扣。1771年，由于不堪忍受奴役，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20余万名部众东归。此事一出，沙俄朝野震动，由于在中亚统治基础更加薄弱，叶卡捷琳娜二世1773年颁布了《信仰宽容法案》，特许中亚穆斯林不必服兵役。

19世纪70年代，沙俄统帅考夫曼攻灭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将布哈拉汗国变成保护国。90年代，沙俄军队迫使土库曼部落称臣，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上述地区属于沙俄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统治基础远远不如草原总督区，因此也适用《信仰宽容法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俄于1916年实施总动员，不仅打破了《信仰宽容法案》，还打破了俄罗斯殖民官员不干涉地方事务的政策。最初，沙俄并不敢把中亚人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只征发他们作劳役，运送辎重或在前线挖掘战壕。但中亚人仍然十分愤慨，在他们的视角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沙俄当局作为一种异质文明介入中亚，把它当做殖民地来搜刮，不得民心，一战与我们无关，二、沙俄当局不经穆斯林的同意，废除《信仰宽容法案》，国家杜马形同虚设，我们拒绝向独裁者臣服，三、沙俄进攻德国和土耳其，土耳其人是突厥穆斯林，而德国保护突厥穆斯林，必定是忠肝义胆的大英雄，我们岂能向英雄动武？

在费尔干纳盆地，布哈拉汗国作为沙俄的保护国，原本有一定的主权，当地的中亚人认为自己不会被俄国人随意支配。但是，当地人口稠密，被沙俄当局视为劳动力重要来源。被征发的中亚民夫里，流传着这样的传言：沙俄当局把他们聚拢起来，是为了带到荒无人烟之处，集体屠杀。即便这是谣言，自己背井离乡去前线也是做炮灰，如果太过配合，以后会被编成部队，白白送死。因此，在1916~1918年，这里成为抵抗运动的主要中心。在1920-1922年，抵抗运动几乎遍及整个中亚。在1920年，参与者一度达到 15万人。

列宁在1916年1~6月写作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义之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殖民地、为了划分金融资本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根本不是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所粉饰的“保卫祖国”那样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之战。

虽然像巴斯马奇一样反对一战，但是在掌权后，苏俄也继承了沙俄的领土遗产。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除非有共同利益。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初，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成立了克里米亚人民共和国，旋即在1918年2月被苏俄吞并。而巴斯马奇谋求从沙俄独立，也成为了苏俄的敌人。在打败白军并结束内战之后，苏俄得以分兵对付中亚的巴斯马奇。苏俄国内战争在1922年结束，在1923年初，苏军就成功击败了费尔干纳山谷的巴斯马奇主力部队。1926 年秋，巴斯马奇人在整个中亚基本上被击败。因苏联强制实施集体化，该运动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获得了新的动力，但未能取得成功，并且持续时间不长。

在苏联史学中，巴斯马奇被评估为一场具有明显反工业、反文明性质的宗教迷信分子的破坏性运动，由英美间谍组织、领导和提供支持，并与外国势力对中亚苏维埃政权的干涉密切相关，其目的是破坏其在该地区的社会和工业基础，主要是在原材料（煤炭、石油和棉花）行业。虽然强调了巴斯马奇的迷信，苏联的宣传却自相矛盾，将巴斯马奇描绘成精兵强将，配备了最新的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武器。实际上，巴斯马奇连普通的现代武器都十分匮乏，叛乱的中亚农牧民通常采用骑兵战术，对苏军的火炮、装甲车和飞机等闻所未闻，往往毫无招架之力。

巴斯马奇分队在费尔干纳山谷和邻近的高地，阿莱山谷（Алайская Долина）、锡尔河和撒马尔罕地区、东布哈拉、花拉子模等地区特别活跃。叛军的战斗策略是以人迹罕至的山区和沙漠地区为基地，骑着马对人口稠密的地区进行袭击，杀害布尔什维克政委、苏联工人和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叛军采取游击战术：为了避免与大部队发生冲突，他们宁愿突然袭击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小支队、防御工事或定居点，然后迅速撤退。巴斯马奇还袭击中亚铁路设施，破坏铁轨，造成火车相撞，烧毁建筑物，杀害铁路工人。为了击退攻击并修复受损的铁道，苏联使用了装甲列车和装甲车。

早在二战之前，前巴斯马奇成员、土耳其教授托干（Z. V. Togan）和德国教授格哈德·冯·门德（Gerhard von Mende）就对巴斯马奇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他们往往以反殖民的角度看待巴斯马奇，认为其破坏现代文明成果是出于被俄国奴役的恐惧。托干的成果众多，以后笔者会另行撰文讨论，而冯·门德的重要成果只有《苏联殖民化研究》（布雷斯劳，1933年）（Studien zur Kolonisation in der Sovetunion）（Breslau 1933），《俄罗斯突厥人的民族斗争》（Der nationale Kampf der Russlandtürken）（布雷斯劳，1933年），在1936年柏林的东方语言研讨会（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上发布。他是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为报一战期间族人被流放和父亲被杀之仇，他在纳粹德国东方部担任顾问，致力于肢解苏联。而他的主要拉拢对象，是中亚突厥穆斯林。关于他的政治活动，在《慕尼黑的清真寺》里有详细论述，该书已经翻译成中文。

哈德·冯·门德卫国战争期间，部分受苏联战时困难的影响，部分受德国特工的影响，苏联南部边境的巴斯马奇运动死灰复燃。中亚依旧有许多人不愿意为苏联而战。1941年，仅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国，就有4个巴斯马奇支队和团体，1942年11个，1943年51个，总人数约900人。在1942年，阿富汗与苏联边境地区集中了5000至10000名武装的土库曼斯坦武装分子，他们与德国国防军有联系。吉尔吉斯斯坦巴斯马奇领导人卡姆奇·别克（Камчи-бек）从1941年9月起多次袭击苏联领土。然而，1943年，经苏联和英国政府采取行动，阿富汗政府逮捕了多名巴斯马奇，将多名巴斯马奇的领导人驱逐出境，并没收了大量武器。到1944年底，反苏联的武装暴动被镇压下去。

二战以后，苏联在中亚大肆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以博物馆、纪念碑和长明火等形式宣传。仅乌兹别克斯坦一国，在二战时就有40余万人阵亡。而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在《永别了，古利萨雷!》里这样描述二战时吉尔吉斯人被征兵的场景：“大伙儿拥上了卡车，把车挤得满满当当!……那时的骑手活下来的很少了，差不多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中亚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在战后仍然是苏联最贫穷的几个加盟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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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马奇的“野蛮”形象，自沙俄殖民时期就已确立，苏联历史学家的文献中进一步强调他们是强盗和拦路劫匪。在大众传媒里，他们的形象变得更加光怪陆离。在无数的书籍、报纸和电影里，巴斯马奇被描绘成暴力罪犯、宗教狂热分子、厌女症患者或者色情狂等。

在苏联时期，苏军在中亚对抗反苏叛乱分子的斗争，成为中亚各共和国苏联电影的主题之一（包括乌兹别克电影制片厂、土库曼电影制片厂、塔吉克电影制片厂），这类电影统可以称为“巴斯马奇剿匪片”，通常借鉴了好莱坞西部片、公路片的风格，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主角往往是出生于俄罗斯中部地区、明显白人长相的苏军指挥员，将文明带往中亚，而中亚的亲苏合作者，与美国早期电影里的黑人忠仆十分相似，唯主人马首是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至于反派角色，除了凶神恶煞的巴斯马奇指挥官之外，还有形象奸诈狡猾的西方和土耳其顾问。

苏联宣传画中的中亚富农形象（右下）

早期的巴斯马奇电影，较有影响力的是以下几部：导演施奈德罗夫1935年拍摄的苏联电影《朱尔巴尔斯》（Джульбарс），一支由前白军领导的巴斯马奇小队袭击了一支徘徊在山村里的和平商队。弗拉基米尔·米尔恰科夫的故事片《追击》（Погоня），其中的主角帮助苏军士兵抵抗入侵苏联治下的乌兹别克斯坦领土的巴斯马奇。还有米哈伊尔·罗姆于1936年拍摄的电影《十三人》（Тринадцать）（中译名：沙漠苦战记）。

《十三人》剧情如下：在中亚，十名复员的苏军战士穿越沙漠，前往铁路。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三人：边防哨所指挥官朱拉夫列夫、他的妻子以及一位老地质学家。在沙漠中，他们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据点——巴斯马赫希尔马特·汗的基地，苏军整整一年都无法拔除它。在派出一名战士外出寻求帮助后，其余的人留下来抵挡巴斯马奇。然而，据点的井里几乎没有水，但苏军士兵十分小心谨慎，向逼近的巴斯马奇隐瞒了这一点。土匪们口渴难耐，猛烈袭击，企图到达井边。在一场不平等的战斗中，守井者几乎全部阵亡，而敌人则被及时赶到的苏军骑兵俘获。

苏联电影《沙漠苦战记》剧照

巴斯马奇剿匪片还有以下：《决定性的一步》（Решающий шаг）（1965年）、《智者的遗嘱》（Завещание старого мастера）（1969年）、《沙漠白日》（Белое солнце пустыни）（1970年）、《第七颗子弹》（Седьмая пуля）（1972年）、《伊塞克湖的猩红罂粟》（Алые маки Иссык-Куля）（1972年）、《那是在浩罕》（Это было в Коканде）（1977年）、《无敌》（Непобедимый）（1983年）、《草原上的追击》（Погоня в степи）、《军官》（Офицеры）（1971年）、《责任》（Долг）（1977年）、“国家边境”（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граница）（1980-1988年）的第四部电影、《红沙》（Красный песок）（1984年）；系列电视电影《朱拉，来自明阿卡哈尔的猎人》（Джура, охотник из Мин-Архара）（1987 年）。

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突厥语术语“巴斯马奇（Basmachi）”与阿拉伯语术语“Mujahideen”一起重新流行，指的是中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抵抗战士。1977~1984年的乌兹别克电影里传达了巴斯马奇运动的动机和意义，这似乎是一个预兆。与罗姆的电影《第十三人》互为镜像，一群人守着一个枯井，假装里面有水，吓唬外面的土匪，就像苏联守着中亚——沙俄侥幸征服的领土，虽然虚张声势，却外强中干，注定要失去中亚。1989年，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战败，有关巴斯马奇的历史也被翻案。

苏联解体后，大批档案解密，中亚独立的五个共和国对巴斯马奇的态度开始改变，剿匪进程被视为苏联政治镇压的一部分。

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1923年由“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与怠工委员会）改编而来，该机构进行审判的原则是“三人法庭”，把法庭现场的文书工作简化，甚至忽略不计。在它所审判的案件中，有很多没有庭审笔录和判刑笔录。苏联解体后，中亚人审查案件材料后发现，“巴斯马奇”被告往往在被捕后否认对他们提出的指控，但后来在胁迫下认罪。其中一个案件是1922年11月18日最高革命法庭在花拉子模共和国紧急会议上判处死刑的奥斯曼·捷雷古洛夫 (Осман Терегулов)、亚历山大·永格罗夫 （Александр Юнгеров）、伊斯坎达尔·穆拉托夫（Искандар Муратов）和扎吉杜拉·盖努林（Загидулла Гайнулин）。乌兹别克斯坦司法系统网站公布了平反人员的完整名单，有一百多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著名的战地指挥官易卜拉欣别克·恰卡巴耶夫（Ибрагим-бек Чакабаев）。

在如今的中亚，巴斯马奇被视为基于宗教理由而发动的民族解放运动，巴斯马奇分子被视为民族英雄、信仰烈士；此外，在中亚地区，人们放弃了“巴斯马奇”这个词本身，因为这是苏联宣传强加的贬义绰号，而是使用“抵抗运动”、“独立运动”等术语，与此同时，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对巴斯马奇持贬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