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阿毛编辑丨历史国编辑部

1935年完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楼，乃一观光胜地。那是一栋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排除了过度浮华的设计，却是盖得宏大，好似座古罗马的神殿。

多数游客流连之处，都是正门所在的大楼西面，较少人知东面亦有个气派的后门。东门与西门一样效仿希腊罗马的美感，以圆柱顶起一个斜扁的等腰三角形，谓之三角楣（pediment）。三角楣必须雕以装饰，又因东门面东，雕刻家麦克尼尔（Hermon A. MacNeil 1866~1947）便想在该处刻上三名东方的法学家。

于是东门三角楣中央雕刻的，便是双手把持石板的摩西（Moses 约前1330~前1210）。摩西为犹太人，对欧洲人来说也算是东方了。根据旧约圣经，他又是上帝托付法律的人，给了他两枚石板，可写所有犹太人必须遵守的十条戒律。犹太教后来衍生出基督教，当今美国人几乎都信基督教，便都熟悉摩西这个脸谱，看到手拿石板的秃头老人便知是他，很适合雕于公众建筑。然而摩西虽象征法律，但宗教含义过强，美国又以政教分离为国策，这位犹太先知便不宜独居最高法院东门。首先，摩西手上的石板必须空白，不能书写作为宗教戒律的十诫。然后在摩西的左侧，麦克尼尔就雕了一个与宗教无关的法学家：古希腊的梭伦（Solon 约前638~前559）。梭伦是雅典的政治家与立法者，曾大幅改革该城邦法治，于欧洲历史之名乃不下于柏拉图（前429~前347）、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等贤人，固有资格高居法院之顶。然而古希腊文明可说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发祥地，何以刻在东门？麦克尼尔或可如此解释，说美国当初建国之范为罗马共和，而希腊在罗马之东，故梭伦宜居东墙。此说竟也合理，但稍有狡辩之感，毕竟要将古希腊学者视为东方异文化的成员，多数白种人是会有点奇怪的。便如今日京师在北京，有人即因此谓唐朝长安的李白杜甫为“西方人”，亦必为人所怪。麦克尼尔或许是已经想不出人选，才选梭伦。但是摩西必须左右两边都对称有人，视觉上方才美观。麦克尼尔难再想出值得尊敬的东方人，便在摩西右边雕了一个孔夫子（Confucius 前551~前479）。

孔子在中国并非以法学闻名，但不少美国人起码知道Confucius是个古时候很聪明的中国老头，翻译其名时亦且抬举，以拉丁文译之，加以字尾 -us，语感便稍微像个罗马人的名字，听来比较文明。而美国人实际对孔子学说一无所知，麦克尼尔说孔子为法学家，美国人即信。雕像中孔子的帽冠也怪怪的，但30年代的老美觉得中国人的帽子大概就是这样。再看孔子面容，亦明显比摩西、梭伦消瘦，略呈尖嘴猴腮之貌，显然是个从好莱坞电影里租借来的脸谱。

2023年，美国汉学家、武汉大学客座教授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 1962~今日），就对最高法院东墙上的孔子做出评论。他说多数美国人知孔子为智者，却完全不知“儒家”与“法家”的区别，更不知前者讲究礼仪道德，后者才重法律刑罚。万百安直言，他知道在中国人看来，孔子被列为法学大师是十分奇怪的，但问题是美国人除了孔子，便对中国的古文明完全不了解。美国人想要赞美东方文化，拿得出的人物便只有孔子一人。万百安又说有些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或许会在演说、书作之中夹入些许孔子、老子等哲学家的格言，但断章取义之事甚多，只是把这些听来颇有智慧的东方格言作为修辞工具，用来支持自身观点，并无意深究其中道理。又根据万百安，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 Antonin Scalia 1936~2016），就贬视中国哲学为一堆“算命饼干里神秘难解的签纸” （mysterious fortune cookie messages）。

算命饼干（fortune cookie）是美式中餐厅特有的餐后点心。过去移民美国的华侨多为穷苦之人，劳工有所积蓄之后，除了开餐厅便甚无机会经营其他事业。这时他们的中国菜一来得卖得便宜，二来得迎合白人口味，便有人发明了算命饼干这个噱头。算命饼干永远是用最贱价的材料做成，饼中夹一签纸，纸上讲些摸棱两可的预言，有时还附上一组彩票用的投注号码，让客人试试能否中奖。大部分洋人看待中国的文化，也就承认中国人古时聪明，发明火药、制纸之法。进入工业时代后，他们便是一群迂腐、落后、贫穷、又充满迷信的东方人，理当沉迷算命。算命饼干便在美国流行起来，美国国内的中餐厅大皆可见。奉君勿与洋人多谈诸子百家，多谈只怕多受气，因为他们可不如尊敬希腊、罗马一般尊敬你的先祖，鲜少有耐性听完这些古代的孔夫子在吵些什么。就连教养高至大法官之人，也将中国的哲学比作便宜餐厅里的算命纸，遇个寻常美国人来聊，可不知会出何等贬低之言。事实上，中国历朝发展下来的哲学系统并不下于希腊、罗马、印度等古代文明，都在讨论宇宙和自我的本质，一些注定较难理解、形而上的话题。儒家思想也一样，其受佛家、道家的影响，演变至北宋程颐（1033~1107）、南宋朱熹（1130~1200）的理学时已不仅强调礼教而已。这些新一代的儒学家以“理”为宇宙万物起源，而理便是万物运行的道理，便是所谓的天道。天道终而向善，世间遂有礼义伦常，使人安居乐业。然而此处的“理”又比孔孟儒学中的“天”更加抽象。古时的天有时看似个有意识的神祗，降灾惩罪于人，但理学家的理却是个没有自我意识的基本规律，且又飘渺而宏大，是个必须参透而不能简单理解的东西。他们认为萬物之所以如此，必定蕴藏有其“理”，而通过穷究事物之理，便可达到智慧。穷究二字一语相称可谓”格“、智慧可谓”知“，理学中遂有”格物致知“之说。

此类理学思想英文翻译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但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自宋朝以来的儒家新流派并不只理学一宗，尚有”气学“以及”心学“。气学派儒士如北宋张载（1020~1077年）、明朝罗钦顺（1465~1547）等，以“气”为宇宙万物结构，而气的定义则包括一切可见或不可见、正在凝聚或正在消散之物。他们认为“理”其实只是“气”的运行规律，以为天地间无不是气，故而无不是理，反对理学派的朱熹将理与气分作二物。然后又有南宋学者如陆九渊（1139~1193），以为“吾心即是宇宙“、”心即是理“，认为万物之理无需外求，于自己心里即已可得。陆九渊的思想被明朝王阳明（1472~1529）承袭规整，乃有心学之说。心学派反对程朱理学强调借由观察外界来格物致知，转而提倡借由自我审视内心来寻找真理。

后来王阳明的心学于中国流行，但这些哲学辩论并非仅在中国发生。譬如在朝鲜儒林，以理为首、承袭程朱理学的大儒李滉（1501~1570），便与提倡“主氣論”的李珥（1536~1584）各分门徒，争论多年。之后越南大儒黎贵惇（1726~1784）亦属气学，认为“盈天地之间皆气也。理者言其实有而非无耳。理无形迹，因气而见，理即在气之中”，又加一道争鸣之音。在那个时代，孔夫子的徒子徒孙遍及诸国，儒家的学问便是知识的基本，是文人间的国际语言。朝鲜人、越南人不会因为钻研发展儒术，而被骂作不爱国，反而若能辩倒汉人学者，更属风光之事。可惜中国后来落魄了，世上学者便首先要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先要知道洋人的大宗师是如何探讨宇宙的真理。欧洲的哲学又复杂古远不亚于中华，洋人自欲详知已不容易，谁还去管中国人的理学、气学、心学？反正就丢给Confucius一字带过吧。所以说文人学士其实是种很可悲的生物。他们生产的东西没有形状、不属于物质资源，国家动乱贫困时必定首先遗弃这些人。中国衰弱了，中国的文人便只能被外国小看，好似成就不如人。但如果中国的学问仍有续存的价值，最好还是养活一批识古的文科生在国内吧。

请让他们继续钻研过去曾被视为智慧的东西，否则交与外国人研究，不定就变成石雕上陪衬摩西的龙套、抑或算命纸签上的疯言怪语，没人会把你的文化当成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