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长期患病，操劳过度，终于心力交瘁，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分量日益显现出来，毛泽东为了顺利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在7月17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批评了野心勃勃、四处插手中央工作的江青。
晚年的毛泽东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你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江青听后连忙说：“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又问：“当众说的？”
江青回答：“说了算！”
毛泽东又对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说：“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和江青
此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和长沙休养。10月4日，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张玉凤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打电话，说他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大惊，他在当天晚上就向江青报告了这一情况，江青听后大骂：“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原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即将召开，江青想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个人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成员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置上去。对“四人帮”来说，如果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来周恩来一旦去世，邓小平就可以接任总理，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利。
10月17日晚上，江青在住处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密谋，他们一直研究到午夜，最终决定让王洪文第二天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四人帮”之所以这么着急，是因为10月20日邓小平要陪同来访的丹麦首相飞往长沙，接受毛泽东的会见，他们要赶在邓小平一行的前面去见毛泽东，以便“恶人先告状”。
王洪文
10月18日，王洪文乘专机来到长沙，下午2点，他见到了毛泽东。王洪文对毛泽东说：
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政治局其他人，也没有告诉总理。我是冒着危险来了的……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他识破了江青等人的动机，他严厉地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10月20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陪同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飞往长沙，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后，马上向周恩来转达他的两条意见：
1.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2.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和王海容
尽管毛泽东已经发了话，但江青仍不死心，11月12日，她托人给毛泽东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就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再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谢静宜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担任教育部长，乔冠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和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
毛泽东当天就在江青的信上作出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收到毛泽东的批评后，不能不有所表示，11月19日，她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江青的这封信，表面上似乎是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其实是向毛泽东伸手要权。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回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批评江青正像李固给黄琼书中说的那样，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教育她不要总是自以为是，缺乏自知之明，欲壑难填。
“四人帮”被粉碎后，王海容和唐闻生曾揭发说：
1974年11、12月，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当党的主席。”
江青
毛泽东的话，一针见血，击中了江青在围绕四届人大筹备问题上进行一系列频繁活动的真正目的。
1975年1月，中央先后任命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并由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