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重要?

杠杆地产 2019-09-04 13:24:03

摘要:分配中国猪鬃要开一个国际会议!

撰文|黄大拿&编辑|楚琦

引文:我们是不是要对“二师兄”格外好一点?

近期猪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据说受到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其实这一波行情并不让人意外。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中国人领略得还少么?说起来,“二师兄”在中国人这儿很讨喜,但它也给中国人带来了不少折腾。

面对这一轮猪肉涨价,有人大惑不解:替代品这么多,猪肉价格暴涨,咱们少吃点不就行了吗?对中国人来说,“二师兄”就真的这么重要?

“二师兄”真的很重要!先说吃。开句玩笑,如果二师兄从中国人的食谱中消失,博大精深的中国食文化肯定要黯然失色,千百年来,中国人以猪肉为主料创造了多少美食,翻翻各地的名菜谱就知道了。

即使中国人以猪肉为主的肉食消费结构可以改变,但猪对中国人来说依然很重要。因为生猪养殖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行业,了解这一点不妨从猪鬃说起……

分配中国猪鬃要开一个国际会议!

猪鬃系猪背上的长毛。

猪鬃具有根条均匀、软硬适中、油性大、韧性好、弹性强、坚挺、耐湿、耐热、耐酸、耐磨擦等特点,而且吸附性能良好。

不要小看猪鬃,用猪鬃制成的刷子不易弯曲、卷绕、折断,而且能耐高温,用途极为广泛。日常生活中,用猪鬃制成发刷、衣刷、牙刷、鞋刷等等,但这只是其小试身手而已。

到了战时呢?

众所周知,武器需要良好的保养,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力。而不论是用油漆给军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喷漆,还是清刷机枪和大炮枪管、炮筒中的残留物,猪鬃都是最好的工具。历史上,也曾经使用过马鬃刷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实践证明其效果远不如猪鬃刷。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猪身上这点毛,它可一度是各国激烈争夺的战略物资。

然而尽管凡猪皆有毛,但并不是任何产地、任何品种的猪鬃都可以充当战略重任。

猪鬃生产哪家强?还得找中国的“二师兄”。

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意淫。根据农学家的研究,猪鬃数量的多寡、品质的优劣,与气候、雨量、温度、湿度、土质及猪的品种直接相关。

大致的结论是:原始品种所产的鬃比改良品种所产的鬃要好;温带、寒带所产的鬃比热带所产的鬃要好;冬季所产的鬃比夏季所产的鬃要好,其中尤其以品种的“原始性”为影响猪鬃最重要的因素。

西方各国的猪种,大多经过若干年的改良,离开原始性已经很远,他们多是注重猪肉的生产、脂肪的摄取,导致鬃的品质逐渐退化,以至于到了没有多少利用价值的程度。

而中国的猪则有特殊的优势。民国时人对此已有所认识。

1948年,一位署名为“李之干”的作者在《畜产品》一书中分析,中国年饲猪一亿头,美国每年养猪则为七千万头,人均数高于中国,但其猪只均为特别育成的碱肉式及脂肪式,猪鬃品质较差,不堪为制刷的材料,需大量从他国进口。相反,中国数千年的农业传统,决定了饲猪的主要目的在于积肥,较少进行以提高肉质为目的的改良,因此,中国猪鬃品质优良,成为独步国际市场的品种。【1】

正由于上述原因,二战爆发前夕,富有战略眼光的美国人加速收购中国猪鬃。

资料显示,1934年,美国人购入中国猪鬃13240担,占中国猪鬃出口总量的31.5%;1935年,购入量达到了15179担,为出口总量的32.8%;1936年,购入量又达到了22844担,占出口总量的43.4%。【2】

二战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猪鬃的需求更为迫切。为保证军需供给,美国政府把猪鬃列为A类战略物资,与枪炮等同,并颁布限制法令,规定2英寸以上的猪鬃,全部供应军队,民间只能使用混合毛刷。1939年,美国政府甚至给其驻华使馆下令,要求其与国民政府谈判,希望中国出口的猪鬃全部输往美国,以解决其军事工业之急需。

但当时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同样是中国的盟友,同样需要中国的猪鬃,美国独享中国猪鬃的要求自然无法满足。

为了解决分配问题,美、苏、英三国特地在华盛顿成立了一个名为“战时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的机构,召开专门会议,负责协商中国猪鬃的分配,最后达成了中国出口猪鬃的51.9%为美国所购买的协议。【3】

打败美国大财团,猪鬃大王创造了奇迹

中国猪鬃出产数量大质量高,“二师兄”着实给中国人争了一口气。

但中国地大,并不是所有地方出产的猪鬃都具备很高的品质。在中国的猪中,又以四川出产的猪鬃最为优良。

四川发展猪鬃产业有独特的优势。

据农学家考证,清朝时四川生猪产量已居于全国首位。而且人们发现,西南地区的猪“头长嘴尖,耳小而锐,体扁脚长,多为黑色,鬃毛长而硬,被毛下多绒毛,性粗暴,毛重不过七八十斤”,“夷地高寒,食量缺少,饲养期久,鬃毛硬而长”。【4】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生猪饲养这一古老的自给性副业,在城市发展、工业兴起和对外贸易扩大的背景下,其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渐成为四川人的一种营利性副业。

也就是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下,诞生了商界的一个杰出人物,他就是有“猪鬃大王”之称的古耕虞。

古家三代都在重庆经营山货生意,但是古耕虞并不能算是一个富二代。古耕虞从父亲手中接手的山货行号,最初不过是个只有五六个员工的商海小角色而已。

古耕虞接手后获悉,当年羊皮在欧美巿场需求旺盛,决定冒险一搏,用较高的价格大肆收购。同行们都嘲笑古家少掌柜是在作死,但半年后国际市场羊皮价格大涨,古耕虞及时脱手,斩获颇丰。很快在市场上站稳了地位。

古耕虞打入猪鬃市场后,有过无数商场大战,而最著名的是一内一外两战。

内战的对手朱文熊非同小可,他是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妹夫,实力非常雄厚。朱文熊看好四川的猪鬃行业,1934年一到重庆,即大手笔斥资500万元成立了合中公司,专营猪鬃。

当时古家生产的虎牌猪鬃因质量稳定、价格合理已畅销海外,朱文熊以利益为诱饵,要求古家将收购和加工过的猪鬃全部卖给他,由他的公司负责出口,结果被古耕虞一口回绝。

恼怒的朱文熊凭借雄厚的资金,派出大量员工扫货,大有鲸吞全川猪鬃之势。而古耕虞则以其良好信誉和人脉,巧妙利用川人重视乡谊的传统,动员猪鬃业主将优质猪鬃以较高的价格卖给自己。原料上占据了先机,古耕虞又将重点放在对猪鬃的加工上,务求精益求精……

就这样,像打擂台一样,两家的猪鬃都运到了世界猪鬃交易中心伦敦。开箱之后,优劣立判:中合公司的猪鬃成色不等,杂质甚多,而古家的虎牌猪鬃则鲜亮整洁,质量上乘。结果虎牌猪鬃当即被一抢而光,中合公司的产品则无人问津。

东西卖不出去,朱文熊只好服软,向古耕虞承诺永远退出四川的猪鬃行业,古耕虞则以还算公道的价格,收购了朱文熊的猪鬃。【5】

打完内战再打外战,外战的对手更非同小可,它是美国的大财团杜邦公司。

杜邦眼看猪鬃有利可图,从1940年开始投入人力物力开发人造鬃,1946年杜邦人造猪鬃试验成功,正式投放市场。

面对这个庞然大物如何应战?古耕虞知己知彼,作出了精准的分析:

敌我实力对比肯定是非常悬殊,但我也有我的优势:人造鬃的原料是石油,制造成本很高,而中国的天然猪鬃不过是生猪屠宰之后的副产品,成本极低。

更重要的是,杜邦是个大财团,即使猪鬃有利可图,对杜邦来说也只是个小生意,不可能全力以赴。一旦发现短时间内难以赢利,而且无法很快击溃竞争对手,就很可能意兴索然。【6】

基于上述判断,待杜邦公司的人造鬃上市后,古耕虞展开了攻势,将天然鬃在美国的价格始终定在人造鬃之下。于是人造鬃一上市就遭遇了困境。

果然如古耕虞所预料,支撑了一段时间之后,杜邦觉得人造鬃完全就像“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不得不退出了市场……

对“二师兄”好一点吧

猪鬃出口贸易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极大。

1941年,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说过这么一段话:“抗战军队所用的一切军火、机械、原料,除本国能制造一部分之外,大部分系由欧美友邦协助供给,而他们之所以肯供给协助,是因贸易委员会能用易货方式偿付这笔战争利器的债款,贸易委员会输出的猪鬃、茶叶、桐油、羊毛等,都变成了飞机大炮炸弹运回到中国,以供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国家。”【7】

在这个过程中,古耕虞等商人的功绩值得肯定。

但是猪毛出在猪身上,生产优质猪鬃,先得保证生猪的数量和质量。

中国人养猪向来是散养,几乎没有任何抗风险的能力,而为了保证生猪的数量和质量,民国时期四川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

这里又引出了一位光芒万丈的四川人卢作孚。

说到卢作孚,大拿不吝最热烈的赞美。在整个民国史上,如果要以效率为标准对所有公务员来一个排序,卢作孚绝对占据第一的位置。

卢作孚的效率有多高?1935年,四川军政统一,卢作孚接受了四川省建设厅长的职务,在这个职位上他仅仅呆了一年多, 然后于 1937年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卢作孚促成了中国植物油厂的建立,推动了桐油的出口;引入印尼爪哇甘蔗品种进行试种,建立了四川第一家用机器制糖的现代工厂;设立蚕桑改良场,引进良种桑苗五万株,于南充、乐山、巴县设立制种场,同时还成立了蚕丝管理局和四川生丝贸易公司,专门负责生丝出口工作;组织多个地质矿产调查队分赴全省调查各类矿产资源,绘制了全省的矿产分布图;紧急建成川鄂、川湘、川康等公路干线,对省内公路网进行了扩充……

而推动成立四川家畜保育所、预防家畜病疫并推广家畜良种,则不过是其中看上去并不醒目的一件而已。

但是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家畜防疫机构,四川家畜保育所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因为这个集科研与行政合一的畜牧改良研究机构,集中了战时西迁的众多优秀畜牧兽医人才,依托犍乐、荣昌、华阳、江巴、南充等实验区,围绕四川最常见的家畜,开展了畜种改良、疫病防治、良种推广以及猪鬃研究等工作,从而奠定了四川畜牧科技近代化的基础。

从当时的刊物上,现在还可以查到保育所人员工作的情况:

“十三日夜,荣昌安富镇第三十保董民孝家猪突发恶疾,情况危急,兽医人员星夜诊治,服以镇静剂,并注血清,结果当夜痊愈;十四日,至安富镇十七保叶红顺家,治病猪一头,其病系蛔虫过多,服以驱虫剂,结果待查;……”

1936年11月,北碚、文星等地突发猪瘟,正在筹建的江巴实验区在各项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迅速投入防疫救治工作,从11月24日到12月10日止,总共诊治病猪57头,治愈者41头,无效死亡者12头,继续治疗者4头。【8】

可以说,没有这样卓有成效的防疫、保育工作,就没有中国猪鬃的畅销海外,也就很难换回重要的军事物资……

既往矣,现在“二师兄”对中国人还重要吗?当然重要。不仅仅是吃肉的问题。

大拿想起了一个可能多数人都忽略了的新闻:

2018年8月22日《北京晚报》引述《华盛顿邮报》的一则报道称,在美国决定是否征税的听证会上,体育用品制造商、蜡烛制造商、鞋类企业、半导体生产商等等都恳求将本企业所需产品排除在下一批关税清单之外。来自纽瓦克的一家油漆刷制造商在证词中警告说,“关税可能会使其从中国购买的猪鬃过于昂贵,迫使其取消二十多个政府合同”。

过去很重要,现在依然重要。我们是不是要对“二师兄”格外好一点?

怎么个好法,相信你有你的答案。

注释:

【1】《畜产品》,1948年商务印书馆版。

【2】《最近我国对外猪鬃贸易分析》,载1941年3月《贸易月刊》。

【3】《美国猪鬃供应与消费》,载1944年2月《贸易月刊》。

【4】《中国之畜牧》,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

【5】【6】《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载《文史资料选辑》。

【7】《以货易货是充实抗战资源的一个好办法》, 载1941年1月《贸易月刊》。

【8】1937年《建设周讯》第一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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