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考古史》作者、中国亚述学家拱玉书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

即：至今没有找到楔形文字的源头，与之类似的还有古埃及文，都是突然出现突然成熟，因此拱玉书提出“英雄造字观”，就是某人突然造出楔形文字或古埃及文。

拱玉书看来，甲骨文也没有找到此前的源头，因此也属于“英雄造字”。但实际上，虽然没有找到甲骨文前的大规模文字的源头，但零星的发现，已能证明甲骨文并非英雄造字，而是此前已有悠久的发展史，比如4300年前的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其中之一见下图，甲骨文中为“文”），还有本文重点谈的被使用上万年的一个文字。

1986年，在湖南常德澧（lǐ）县发现“彭头山遗址”，距今已有9000年，其中出土了一件棒形坠饰，上面刻写了一个符号。下图红圈处可见，该符号极为工整、纤细、端正，必然是有意为之。考虑到起源与发展，那么这个字符最初出现时间，距今大概已有万年左右。

1998年，在湖北宜昌秭归发现“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件圆形陶器，距今7000年以上。下图可见，上面符号更多，而且极为工整有序，表达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其中，既有上文谈到的陶寺遗址朱书“文”字，又有与彭头山一样的符号。

该圆盘展现的应与“二绳”相关，即东西与南北垂直交叉，如此东南西北与中心点就构成了“二绳五方”，再分成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就成为“九宫”。

对此，学者冯时考证认为这是最早的九宫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洛书的原型。

关于如何辨别东西南北，古人采用立杆测影的办法，就是先“立中”、且以中心点画圆圈，然后记录日出时的表影与圆圈交汇点，再记录日落时的交汇点，两者相连就是东西向，与之垂直的就是南北向。当然，古人还会通过北极、太阳运动、多次测量等矫正，以求更精确。

1974年，在江苏苏州澄湖发现“澄湖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良渚陶器，距今5000余年，上面出土一排文字，说明当时已经“连字成句”。上图可见，左边第二个符号，与上文的一模一样。至于左边第一个，则与甲骨文中的“越”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在良渚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大量的“五”形刻符，不止这一件，因此这个符号与良渚文化必然存在密切的联系。

除此之外，商朝之前的二里头等遗址中，也出现过这个符号，后来的甲骨文上也出现了这个符号（上图），就是常见的数字“五”。

如此，澄湖遗址中出土的字符，左边两个应该是“五越”，或可解释为五个越族部落，当然“五”也可能是“吾”，也就是“吾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族历史极其悠久。

从“五”字来看，中国具有近万年的文字史，而且一脉相承到今天。问题在于：通过上文可见，古人对“五”极为重视，将之隆重的刻写在器物上，那么“五”有何起源？

将“五”隆重刻在器物上，这是中国的古老哲学，就是“器以载道”，这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关键在于“五”所表现的是什么“道”！

笔者认为，首先应与二绳文化有关，上文柳林溪遗址的圆形陶器，表现出“九宫图”，即二绳九方，但这种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逐渐完善的，起初应该只认识到“二绳五方”，就是东南西北加中心。兼之，人的单手都有五个指头等现象，故而古人以“五”为尊。

但“五”为何是上下各有一横、中间是“X”呢？或许，二绳形变为X形、天地为上下各一横，由此形成“五”字形；或许，X象征阴阳交错之态，上下横代表天地阴阳，周易中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中华文明起源于天文，由对天象与阴阳认知形成了“五”字。当然，五字可能直接形成于天象。总之，上述五字形必然蕴含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但具体如何而来，如今已经很难考证了。

以“五”字来看，中国文字已有近万年的历史，因此所谓中国文字始于甲骨文，中国最多只有3600年文字史，这些言论可以休也。

同时也可见，西方学者说甲骨文源于楔形文字，显然是胡说八道，除了本文“五”字，甲骨文上还有一些文字，也可以找到更古老的源头，因此甲骨文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原创文字。

更为重要的是，以上述柳林溪遗址的圆形陶器看，7000年前中国必然已有一套完整而成熟的世界认知体系，因此我们可能远远低估了上古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