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华 惨 案
“苏准会”机关撤消后，林育南、彭砚耕和我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与中央苏区的通讯联络处。联络处的机关，设在南京路与河南路之间的环龙路渔阳里8号一幢小洋房里，这里是法国租界。
我们搬家后不久，林育南奉周恩来指示，带着“苏准会”通过的全部文件和宪法草案，他化名李少堂，离开上海，准备将文件送到中央苏区，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
林育南走后，彭砚耕仍以兄妹关系与我来往。他每天到不同的六个收信地点，去收取各个苏区的来信，然后交到联络处，由我负责整理抄写并保管，周恩来同志每天下午来这里办公并审阅批示这些文件。
中央苏区通过打土豪筹集到的金条，则由交通员秘藏在身上直接送到联络处，由我负责让外交秘书罗元珊同志去银行兑换现金，再转交给中央，维持白区同志们的工作活动费用。
因为每天都有各苏区的来信需要处理，有时还有苏区的人来送金条，如保管转交不慎，中央的工作就要停顿下来。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不能离开机关，周恩来同志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来，处理几个小时文件后，于6点多钟离开。我必须在这之前把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以保证周恩来同志工作的顺利进行。
有时，文件不多，他批示完后就与我谈谈话。他经常同我计算林育南的行期和里程。有一天，他对我说：“算起来，林育南也应该到中央苏区了。”
然而，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林育南提着带去的小箱子，突然回到了联络处机关。
“回来了?”周恩来问。
“回来了!”林育南答。
然后，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好久没有说话，我在旁边默默地看着这对战友重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一会，他们的情绪平静下来，林育南才说，他走到江西的边界时，就听说国民党大军压境去围剿中央苏区。沿途关卡林立，戒备森严，交通工具都被控制起来。敌人封锁了通往江西的所有道路，他辗转多处，也未能进入苏区，想到文件的安全，只得回来了。
周恩来说：“我在报上已了解方面的情况，也想你可能进不去，平安回来就好，也是一个胜利。”
周恩来让林育南把文件交给我后，就很紧急地把林育南领走了。我估计他们一定是有重要问题要谈。林育南带回来的文件，经我保管一段时间后，中央苏区的交通员翻山越岭，走偏僻小路来到上海交金条时，我才亲自把文件交给了任弼时同志。
后来交通员同任弼时同志一起把文件带到了中央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文件的基础。
林育南回来那一天，周恩来同林育南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此后，又连续谈了几次。
林育南曾给我和彭砚耕传达说，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已经秘密召开。瞿秋白等同志因为没有接到改变会议地点的通知，所以未能参加会议。
林育南告诉我们，王明等人由于过去批评、反对过李立三的错误主张，受到过李立三的打击和处分。二中全会批评了立三路线后，他们借此向党伸手要权。说什么三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不彻底，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实际上立三路线在这时已经中止了，立三同志已经作了自我批评，离开了中央政治局。
但王明等人却说三中全会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撤换中央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931年1月，秘密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在米夫(王留苏时的恩师)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调和主义”、“反对立三路线”为旗号，提出了比“立三路线”还要左的错误路线。
为了急于取得拥护王明的多数票，米夫把一些老中央委员排斥在会议之外。开会的日期和地址，不通知大多数中央正式委员，却通知了和王明一道从苏联回国的全部留学生。即他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开会地点，临时改变，使那些接到了通知的中央委员，也找不到新地址而无法参加会议。因此开会时，36个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22人参加。海总、铁总、纺织总工会有的领导人，也都是中央委员，却都未能出席。
而参加的人，不少都不认识，王明当时不是中央委员，也来了，都觉得奇怪。鉴于这种情况，中央监委主任史文彬同志当即提出要对代表进行资格审查。
米夫却借口时间来不及而不准审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也提出许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怎么有资格参加四中全会的选举?如果要重新选举中央委员，建议应当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来选举，罗章龙讲完后，何孟雄、张金保等同志相继发言，都反对召开四中全会来选举，都赞成召开七大来选举。于是两种意见尖锐的对立起来。
米夫说，他是共产国际代表，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并以大会主席的名义，宣布立即进行选举。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张金保等人放弃选举权愤然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米夫仍然一意孤行，马上宣布进行投票选举。于是，王明等人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并因此控制了中央的实权。
出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林育南没有过多地评述刚刚召开的四中全会，但是，看得出来，他对王明等人的行为是很不赞同的，而且也为党内出现的这种不正常局面感到忧虑。
我从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的一次次斗争中，开始懂得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同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斗，而且还要与党内的错误倾向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党的原则，保护党的利益。
林育南回到上海后，每天下午都要在我们联络处向周恩来汇报，并一起研究工作。但是，有一天他没有来。周恩来等了他一下午，估计他不会来了，就对我说：“我明天下午再来，你让他等我。”
第二天下午，林育南的秘书李平心匆匆找到我们联络处。他带来了坏消息。他告诉周恩来，前一天下午，林育南等人在上海英租界三马路的东方旅社开会，指定他担任联络员。但是，当他赶到东方旅社时，发现预先约定的警号没有了。他估计出了事，就没有进去。他赶来问我们林育南回来没有。
周恩来立刻判断林育南可能出事了，指示李平心马上去查实一下。过不多久，李平心就带回了确切消息，林育南等同志昨天以打麻将为掩护，在东方旅社开会时，被化装成茶房的密探识破，在场的同志均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林育南被押走前机警地说外面很冷，让人从衣架上把帽子取下来给他戴上。这个细节证实了被捕的是林育南，因为他和李平心约定的警号，就是这顶挂在衣架上，从窗外就可以看到的帽子。
林育南等人被捕的那一天，是1931年1月17日。
后来查明，同一天有24位同志在英租界的其他几家旅社内被捕。
据说，这些同志的被捕，是因王明在四中全会后，将一个笔记本遗失在马路上造成的。他的笔记本里记着许多开会人的名字，还有发言的记录。敌人的巡警拾到后，断定共产党正在英租界内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便派出密探，化装为茶房在各旅馆客栈进行普遍的侦查。于是，大批同志不幸被捕。
这些同志被捕后，敌人封锁了消息，没有公开宣布，经多方打听，只知道被捕的同志从租界解送到了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看守所。
2月初，狱中的同志传出消息，说龙华看守所有一批同志被杀害了。中央为了证实被杀害的是不是林育南等同志，让林育南的爱人李莲贞和我一道，买一些手巾、牙膏、牙刷、肥皂等日用品和食品去探监。
我仍装作林育南的妻子出头联系，李莲贞仍装作林育南的妹妹，陪我一同去。临走前，周恩来同志对我们说：“你们去了，只要把东西送进去，让林育南开个收条回来，那就证明他还活着。不然的话，就是不在那里，或者已经牺牲了。”
2月8日，我和李莲贞，坐车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看守所打听消息，这时李求实的妻子陈怡君也去探监，与我们碰到一起。
我们三人到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后，将东西交给门房，请他转交。门房说不知道这个人，硬不肯接。
我说：“是在这里，请你进去问一问吧!”
门房看我们几个人围着他求情，就把东西送了进去，但不一会又将东西拿了出来，说：“没有这个人。”
李莲贞和陈怡君还在哭着求门房再去问问，我却看到门外墙边有一个士兵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后，那个士兵留神地看了一下四周，见没有旁人，便小声说：“你们快走吧，人都死了。昨天早上都枪毙了。”
我忙转身偷偷地告诉了李莲贞，看来哭求无益，说不定还会惹出事来，就只好离开了龙华看守所。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就把情况告诉她，让她也不要去了。
我们回来后，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后来周恩来又派人调查，最后告诉我们说：“你们打探到的消息是确实的，他们真的牺牲了。”
各方面的消息证实，1931年2月7日深夜，林育南、彭砚耕、何孟雄、龙大道、汪秋实、欧阳立安等24位同志被敌人杀害于龙华荒郊的一座小桥旁。
24位烈士中，有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位共产党员作家：李求实、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
林育南是湖北省黄冈县四龙镇林家大湾人。他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在武汉求学期间，曾在他与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同志的引导下，参加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并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在“苏准会”机关工作时，他给了我很多教益和帮助，使我免遭康生的迫害。
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一位可敬的领导和良师益友。林育南同志牺牲时，年仅34岁，彭砚耕同志，年仅32岁。
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那么年轻和虎虎有生气。
龙华惨案过后不久，我国著名的作家鲁迅先生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非常愤慨，他们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摧残中共领导人及文化界人士，但各家报纸都不敢发表。
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鲁迅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就创办了一个《前哨》的刊物，我和蔡咏裳、许广平以及其他几个同志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一个名叫福康兴的洗衣店楼上悄悄地排版、印刷、包装，然后让交通员在夜晚推着小板车去发行。
他们的文章如同锋利的武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世界各国许多进步作家的愤怒，都纷纷来信谴责蒋介石。蒋介石无法回答，据说气得生了一场病。
这些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特别是左联的《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鲁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等文章，使国民党反动派在龙华看守所犯下的血腥罪行，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烈士们的鲜血唤醒了更多的中国人，使他们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
今天，龙华的桃花年年盛开。在那淡淡的桃花的红霞里，溶着烈士们的碧血和他们的美好愿望。
在上海白区(中)
结识史沫特莱
1930年春，中央安排我到“苏准会”工作时，我就在董秋斯家的隔壁租了个亭子间，让奶妈带着思齐住在那里。董秋斯因患肺病，做过左肺切除手术。他妻子蔡咏裳也在家照料他。他们夫妇的英语都很好，共同翻译出版了好多本名著。他们的稿费，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外，还经常用来帮助革命者。当时，思齐和奶妈的生活费用，就是董秋斯夫妇承担。
董秋斯和蔡咏裳，都是谦初在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和好友。董秋斯是河北省静海县人，曾参加“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1930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46年入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翻译作家协会主席。
蔡咏裳非常疼爱思齐，每天都要到亭子间去看孩子几次，还亲手为她织毛衣。思齐长得很像她的父亲，小小的圆脸白里透红，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显得格外精神。她天真活泼，又喜欢笑，谁见了都喜欢。
我也常到董秋斯家去看思齐。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和女儿在一起玩一会，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
有一天，我到董秋斯家时，董对我说：“咏裳和史沫特莱都在亭子间哄思齐玩，你快去吧!”
史沫特莱是一位美国人，也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当时她在上海很有名气。我那时知其名，但是没有见过面。
一进门，我看见史沫特莱坐在思齐的小床边，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拿着个小玩具娃娃在哄她玩。看样子史沫特莱好像不到30岁，满头金发，一张白皙的长圆脸上，闪着一对蓝眼睛显得又秀丽，又敏锐。
我是第一次接触外国人，又不会讲英语，一时间感到很窘，不知道说什么好。
史沫特莱见到我，抱着孩子站了起来说：“思齐的妈妈来了。你好!你好!”
说着，她主动和我握手。我连忙回答说：“你好，你好!”
她把思齐一会儿抱着左晃右荡，一会儿捧着脸连连亲吻，并说：“这孩子漂亮极了，可爱极了!我真喜欢她。”
我看她会说几句中国话，态度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我的拘束感一下子就解除了，放开胆子和她交谈起来。
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就直率地提出了一个要求。她说她一直在国外奔波，人已中年，还没有生过孩子，她很喜欢思齐，希望我把思齐送给她做女儿，将来让她带去抚养。
她问我：“你同不同意 ? ”
我想也没想，马上回答说：“我也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给你。”
史沫特莱说：“你在从事秘密工作，处境很危险。万一被捕，就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生活，甚至危及她幼小的生命。我太爱这个孩子了，实在不愿看到她将来遭受磨难。如果你答应我，我要把她送到美国安全的地方去，尽最大努力把她教育成人。等她长大了，再交还给你，难道不行吗?”
我冷静地想了想，还是没有答应她的要求。我说：“我完全相信你对孩子的爱是真诚的，也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是，孩子的爸爸正在敌人监狱里。万一出了意外，这就是他留下的唯一骨血。我必须亲自管好孩子，不然就对不起她的父亲。你我都是女性，相信你会谅解我的。”
我这番话不幸言中，一年以后，谦初就惨遭杀害，思齐从此成了烈士的遗孤。
蔡咏裳帮我劝史沫特莱说：“不行，不行!孩子怎么能给你呢，难道你能在家里带一辈子孩子，不出来工作吗?你带在身边，也很危险。如果你把她放在美国家里让别人代养，给孩子养成一脑子资产阶级思想，那怎么行?再说，孩子还有爸爸，她爸爸不同意，你们就都是白说了。”
史沫特莱说：“对哟，我们不能作主，还要问问孩子的爸爸哟!”
说着，她抱着孩子左亲右亲，还连声说：“小宝贝，小宝贝，我真舍不得你呀。”
初次见面，史沫特莱就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好印象。以后，我们又在董秋斯家里见过几次面。她再也没有提过要思齐的事。但是，每次见到思齐，她都要亲了又亲。有时还把思齐搂在怀里，哼着催眠曲哄她入睡。
她总是对我说：“我太爱这个孩子了，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可爱的小宝贝。”
几次接触，我们相互了解更深，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交谈中，我逐渐知道了她的经历。
史沫特莱1890年出身于美国的一个工人家庭。因家庭贫穷，没有念完小学就当报童。她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报推销员等。
以后由亲友资助入慈善机构主办的学校免费读书。她于1928年底，以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在左翼作家联盟与董秋斯相识。
我听说她是个思想活跃、学识丰富、有胆有略的女中丈夫。我们每次见面时，都要亲密地交谈一阵。但是，她从不打听我的工作。1930年初夏的一天，董秋斯打电话要我到他家去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我连忙赶到了他家。
董秋斯把我请到他们的卧室里，关上房门后，低声对我说：
“我们马上要离开上海到澳门。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让张方文帮你解决。我已委托他照顾你们，他已满口答应了。”说着，他又拿出一个存折交给我，“这600元钱，是我们的稿费。400元给思齐和保姆作生活补贴，另外200元是我留给谦哥在狱中用的，你可以经常给他寄点钱和东西去。”
我拿着存折说：“这都是你们一个字一个字用心血换来的钱啊，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们呢?”
董秋斯说：“谦哥和我像亲兄弟一样，你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孩子，你不要见外。”
我问：“你们什么时候走?我来给你们送行。”
“不必了。我们打算悄悄的，不惊动朋友们。你也不必送行!”
董秋斯说，“我们走后，会经常给你来信的。”
我见他们忙着收拾东西，就想告辞，董秋斯却挽留我说：“等一会还有客人来，你可以到思齐那里去坐一会，客人还想见见你。”
于是，我就过去看孩子。过了一会，蔡咏裳来叫我，让我去跟客人见见面。我心里想，这个客人是谁呢?为什么要在董秋斯最忙的时候见我呢?
我走进董秋斯家的前楼，看见一个外国青年男子和史沫特莱坐在那里。
董秋斯见我进来，忙对那外国青年介绍说：“这就是羡飞同志!”他用的是我另一个不太常用的化名，以前他对史沫特莱也是这样介绍的。
那外国青年站起来，同我握了手。但是，董秋斯既没有向我介绍他，他也没有自我介绍。我很奇怪，是不是要保密呢?如果保密，又何必要我见他呢?我还是不敢问，这时他们讲的是英语，我也听不懂。而史沫特莱要我陪她去看孩子，我便起身走了。她抱着孩子亲了又亲，要孩子喊她妈妈。她正在玩得起劲时，蔡咏裳来喊史沫特莱，说她的朋友要走了，请她快去。史沫特莱就忙向我告辞。
这些表现，使我非常不解，董秋斯似乎要避开我和客人谈话，谈话的内容看来与我有关。但到底说什么呢?
我回到董秋斯屋里，他对此事一字不提，却很动感情地说：
“我跟你和孩子相处久了，忽然就要分手，还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和你们见面。我们走后，你到机关附近去租一个房子，让孩子搬过去，你也可以经常去看看她，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
说完他又去整理行装。我看他忙得很，就告辞走了。
到了第二天，我再去时，董秋斯夫妇已经走了，只看见张方文夫妇住在那里。我就在法租界吕班路法国公园附近租了一个亭子间，把思齐和保姆搬了过去。好些天，我心里都空落落的，总感到董秋斯夫妇走后，好像少了什么。
我和史沫特莱的交往也像断了线，似乎再也没有见面的可能了。
1931年2月，林育南牺牲后，我仍然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担任联络处的处长兼机要秘书。通过我与周恩来同志联系的人，有中央吴德峰、方林和罗元珊。
有一天，张方文找到我，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位外国朋友，她在等我们。”
张方文是天津宝坻县人，南开中学的毕业生，是燕京大学谦初的同学，也是北伐军十一军干部，是共产党员。他任过新疆边务处副主任。曾在延安联络部工作过，解放后在国家安全部工作。
我问张方文：“有什么事情吗?”
张方文说：“不用问，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随他走到福开森路，远远看到一栋高大华丽的洋楼。走进铺着深红色地毯的客厅后，张方文介绍我认识了房子的主人陈翰笙先生和他的夫人顾淑型。陈翰笙风度潇洒，仪表堂堂。他的夫人美貌端庄，聪慧机智。两人都是颇有名气的学者。
我们正在寒喧，史沫特莱从房里走了出来。我又惊又喜，真没想到她会在这里出现。
她一见我，就大声爽朗地说：“羡飞，你来了呀!我等你半天了。 ”
张方文说：“我把人给你们接来了，你们谈吧，我有事，先走一步。”
他走后，顾淑型对我说：“史沫特莱听董秋斯介绍，对你的革命经历很感兴趣，也很敬佩。她觉得很多情节很有意义。所以，她想把你的全部历史写出来，让人们了解中国妇女在革命道路上是怎样英勇奋斗的。你如果同意，我们就约个时间，开始动笔。史沫特莱已经和我约好，请我当翻译。”
我对她们说：“我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写的。如果你们真要写，我也可以谈谈。但是，谈的内容和时间，我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确定。”
顾淑型很理解地说：“那是当然。你回去请示，我们等你的回信好了。”
我回到联络处后，将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说：
“史沫特莱是一个进步新闻工作者与作家。她要你去讲经历，是为了反映封建社会妇女和受压迫妇女反抗斗争的情况，这对唤醒妇女参加革命是有益的。你可以去讲，具体时间由她们决定。你把这事当作组织上分配的工作，好好去完成吧!你上午在联络处工作，下午去写。但是不要写真实姓名和真实地名。要防止国民党抓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到顾淑型家，把组织同意的消息告诉了她。
她很高兴，当即给史沫特莱打了电话。史沫特莱匆匆赶来，当天下午两点，我们就开始了工作。
史沫特莱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问题：“我听董秋斯先生说你坐过牢，受过严刑拷打，但你都不动摇。你这样坚定，是什么思想支配着你的呢?”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带回到往事中去了。我回答说：“我从小就看到过穷人受地主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又看到过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所以，我想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时候，我有幸遇到了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和老师，是他们使我懂得了，只有信仰共产主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得到彻底解放，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这也正是我的理想，所以，我就坚决地参加了革命，宁死也不动摇，不屈服。”
史沫特莱说：“羡飞，我很高兴写你的历史。我们都是从苦难中奋斗过来的，我很佩服你，愿意与你交朋友。”
史沫特莱只会一般的汉语，顾淑型在我们之间担任翻译。我讲，顾淑型翻，史沫特莱写。每天讲完后，史沫特莱都要再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如有遗漏或不明白之处，她就让我补充或解释。大多时候，我们从下午两点开始， 一直谈到吃晚饭时为止。在我和史沫特莱对所写材料作检查和补充时，顾淑型总是先去厨房准备晚餐。我每天都在他们家吃了晚餐才回家。
就这样，我每天上午在联络处工作，下午给史沫特莱讲我的历史。大约过了两个多月，这项工作才圆满结束。
史沫特莱采写完后，高兴地对我说：“这本书我愉快地写完了，
准备到美国去出版，书名暂定为《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或者《爱的巡礼》。出版后，我给你们寄几本来。”她还说：“你作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儿，毅然投身革命，已经是件新鲜事了。
你参加革命后走过的艰险道路，更使人敬佩。这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艰巨性，把它写出来是很有意义的。我要把它献给中国的革命者，也希望其他国家的人，能通过你的经历了解中国革命。”史沫特莱以我为原型写的《共产党员单菲》一书在美国《新群众》杂志1931年5月号上发表。1984年由王恩光、许帮兴、刘湖等同志译成中文，由展望出版社出版。收入《革命时期的中国人》 一书。
史沫特莱的书全部写完后，她在顾淑型家里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她亲自到厨房给我们烧菜做汤，还买了葡萄酒和青岛啤酒助兴。
席间，史沫特莱给陈翰笙夫妇敬了酒，感谢他们的支持和帮助。然后，一连向我敬了三盅酒，感谢我将自己的历史供给她，使她对中国社会更加了解，对中国人民更加热爱，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崇敬。
她说：“我愿意在中国工作，和中国妇女一道生活。要是我能加入中国国籍，做一个中国人，我将感到无限光荣。”
我最后一次见到史沫特莱，是1937年1月。这时史沫特莱到了延安。
1937年9月，我从上海到了延安。在延安城内的南门内大街上，史沫特莱和一些人坐着一辆敞蓬汽车，从我身边经过。她一看见我，连忙在车上大声呼喊：“羡飞，羡飞!”
汽车停下后，她急忙跳下车，在大街上把我紧紧地拥抱住，左一下右一下地在我脸上亲热地乱吻一气，并且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你在哪里工作，把我找死了。感谢上帝，今天可碰到你了，你赶快把通讯地址告诉我，我好给你写信。”她一面说，一面急忙从口袋里摸出小笔记本让我写通讯地址。我正写时，她告诉我，她为我写的书已经在美国出版了。可惜现在她身边没有，不能亲自送到我手里。她说等她回美国后，就寄给我。我连连点头向她道谢。
她又向我问起她的“可爱的小宝贝”,我告诉她，孩子已经长大了，也在延安。她听了非常高兴，说很想看看，可惜来不及了。她又说她这次来延安，准备给朱总司令写一本《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准备在中国出版，让我将来找来看看。
我们俩人都有说不完的话，车上的人都等急了，上面还有外国人坐着，都纷纷向她招手，喊她快点上车。史沫特莱赶忙拥抱着我又吻了一阵，才饱含热泪和我告别。车开动了，她还在使劲地对我挥手……
1950年5月28日，传来史沫特莱病逝于英国牛津的不幸消息，我党根据她生前留下的遗嘱，将她的骨灰运回中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曾经对我说过，她不愿离开中国，想作中国公民。现在，她将永远留在她深深热爱的这块土地上，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