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旅德支部成员
翻阅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在这批共产国际原始档案的译文中，有一位中文译名为“吴兆高”“胡兆镐”“伍朝高”，俄文名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中国人，他准确的中文姓名是“武兆镐”。张文秋回忆中多次提到的“吴照高”，其实是武兆镐的同音另写。
武兆镐，这位在秘密战线上建立了特殊功勋的早期中共党员，他的名字和事迹已鲜为人知了。
武兆镐，字建西，曾先后使用彼得拉舍夫斯基、吴觉先、武剑西等名，1899年4月出生于河南巩县老城堤南沟。
在本县读完高小后，1913年，武兆镐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德文科。这所学校是当时国内3所培养留学预备生的专科学校之一，全面采用外语教学，学风严谨，课业基础扎实。武兆镐是德文班的高材生，每学期考试都名列第一，在这里学到的德语对他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
1918年冬他毕业的时候，本应公派前往德国留学，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中德尚未恢复邦交，河南省政府就从德文科毕业生中选送武兆镐等成绩较好的30人到上海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学习。
1922年冬，武兆镐参加河南省组织的公派留德考试，顺利考取。1923年12月，他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攻读数理专业。
当时在哥廷根有朱德领导的中共党组织，武兆镐入学不久，由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朱德的主持下，哥廷根党小组的活动比较活跃，有时在学生会活动，有时到朱德的寓所活动。
武兆镐与孙炳文、徐冰、阚尊民等都是参加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经常在一起学文件、学参考书，一同进行讨论。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他们啃不动，就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德文版解读著作，边学边练习德语，一举两得。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旅德的中共党员都参加了国民党。1925年1月初，国民党驻德支部召开大会，选举支部领导机构，阚尊民、朱德等5人当选执行委员，武兆镐等3人当选候补执行委员。
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
大革命开始后，中共安排旅欧各国党团员回国参加革命。1925年8月，武兆镐作为第三批归国人员，按党组织安排前往苏联，与他同行的旅德人员有阚尊民、余增生。
值得一提的是，阚尊民和余增生都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重要人物。
阚尊民回国后长期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来改名刘鼎，以中共代表名义由宋庆龄推荐给张学良，对促成西安事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余增生即是带领沈醉加入军统的余乐醒，他作为戴笠手下最重要的技术专家，参与过在河内刺杀汪精卫等行动，并为军统训练了大批骨干，被称为军统特务导师。
武兆镐到苏联后，与朱德等30名中共党员在莫斯科接受了军事和秘密工作培训，随后，他开始以顾问名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情报科工作。
据《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一书记载，
共产国际档案中初次出现武兆镐的名字是1927年1月7日，他担任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的翻译，参加讨论是否允许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派驻代表的问题；
第二次，是1月13日，谭平山向共产国际推荐武兆镐“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作为情报部工作人员）”；
第三次，是1月19日，他以“出席人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会议。
显然，自这时起他已成为共产国际正式工作人员了。
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武兆镐频繁参加各类会议和活动。在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或是作为发言人、或是作为代表作会议发言记录。他也曾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德国参加德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往比利时参加国际反帝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这是党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已而唯一 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84人。时在共产国际工作的武兆镐以第139号“指定及旁听代表”身份参加了此次大会。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武兆镐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德文翻译参加了大会。
左尔格的情报工作助手
1930年1月，代号为“拉姆扎”的苏联情报员理查德·左尔格来到上海，左尔格和武兆镐都曾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过，来到中国后，他以德国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转的情报网，而武兆镐就是作为他的助手被派遣回国开展情报工作的。
此前，武兆镐长期在国外活动，除了中共党组织少数高层人员了解他的情况，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政治身份，这也为他回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提供了掩护。
武兆镐与加入左尔格小组的张文秋在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志和里各选中一处3层楼的洋房，分别作为小组的秘密机关所在地。在这两处，各有一批工作人员，武兆镐则工作和居住在吕班路的洋房里。
当时，左尔格小组中有些人员专门从公开的报刊上搜集整理情报资料，同时也派人打入外国驻华机构和蒋介石的军政机关搜集情报，每天都要处理大批情报，这些日常工作主要由武兆镐负责处理。
前面提到，在张放关于左尔格小组的回忆中未曾提到武兆镐。
事实上，左尔格小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因为是单线联系，很多小组成员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更不知道都是为党做情报工作。比如张文秋的丈夫刘谦初与张放是燕京大学的同学，张文秋与张放早就相识，但他们却不知道对方也是左尔格小组的成员。
而武兆镐与左尔格同样是由苏联情报机关直接派遣来华工作的，与张放等在中国发展的人员分属于两个系统，在当时严格的保密纪律下，左尔格是不会让不同系统人员相互接触的，张放自然无从知道武兆镐其人的存在。
编者注：按照张文秋回忆中提到的董秋斯，对比此处的张放，应该是同一个人。
武兆镐除担任左尔格助手外，还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的活动，并曾担任过社联的党团书记。1933年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社联准备出版一部纪念论文集，这项工作就是由武兆镐来负责的，他还在社联的刊物上以化名“吴觉先”发表过一些文章。同时，他也通过社联的组织为左尔格小组扩展情报网。
1932年夏，武兆镐听说在社联工作的何思敬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认为这是一个向广州派出情报人员的机会，遂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把其组织关系接了过去，并亲自与何思敬谈话，说共产国际也希望有一个人在广州，何思敬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
随后，由左尔格小组的外籍人员向何思敬交待了具体任务，即调查国际帝国主义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情况，并要求何思敬不要参加当地的中共组织，也不要参加当地中共领导的群众组织。
何思敬到广州后，严格遵守纪律，在工作之余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完成组织交给的情报搜集任务上，为在上海的情报组织提供了很多情报，直到1935年夏左尔格的继任者约瑟夫·华尔顿在上海被捕后（因其被捕后一言不发而被时人称之为“神秘西人”），才中断了联系。
德籍妻子伊伦
张文秋在回忆中还提到武兆镐有个苏联妻子和他共同生活、工作，其人确实存在，不过她并不是苏联人，而是德国人，本名伊伦·魏德迈（Irene Wedemeyer）。
时在上海的左尔格小组德籍女成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与她交往密切，后来汉布尔格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在东德出版的回忆录《谍海忆旧》中有较多的记述。
伊伦，1908年出生在德国哥廷根，是德共党员，武兆镐在德国留学时与其相恋结婚，并为她取了个中文名字“武漪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有武兆镐从德国、苏联写给其留学美国的弟弟武兆发的一批信件，其中就有她写的部分内容。
汉布尔格回忆录中把伊伦称为“伊萨”，“她开了一家摆满德文、英文和法文进步书籍的小书店。从前她是柏林一家书店的职员，一家中国出版社提醒她的老板留心在上海的机遇，”“她也是一位同志，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她跟她的生活伴侣，一位中国同志，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莫斯科，并跟随他一道来到中国，”“我们从来不谈秘密工作，我不知道她是否认识里夏德（即左尔格）小组里的什么人，她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实际上，伊伦是左尔格小组的正式成员，不引人注目却发挥重要作用。她以1930年11月开业的德商瀛寰图书公司经理身份公开活动，与中外文化界交往广泛。
《鲁迅日记》记载，瀛寰图书公司开业不久，鲁迅就曾到店购书，在其1930年12月2日的日记中有在该书店买了7种书的记载；此后，他经常到店看书、购书，即使是1932年3月书店由北苏州路130号迁至静安寺路425号后仍旧如此。
因为经常来书店的缘故，精通德语的鲁迅与伊伦和汉布尔格都熟识起来。鲁迅在日记中把伊伦称为“伊蕾娜”，把汉布尔格称为“汉堡嘉夫人”。汉布尔格与鲁迅来往比较多，《鲁迅日记》中有汉堡嘉夫人数次来访的记录。1932年6月，在伊伦的策划下，鲁迅还与汉布尔格共同在书店举办了“德国作家版画展”。
同时，伊伦经营的书店即是左尔格与中共方面的一处秘密联络点，国外研究左尔格的著作经常会提到左尔格的活动据点中有一家“时代精神书店”，指的就是英文名为“Zeitgeist Book-Store”的瀛寰图书公司。而她以书店进行广泛的交际活动，则帮助左尔格扩展了情报网络。比如，左尔格小组的著名日籍成员尾崎秀实就是由她介绍给史沫特莱，并进而成为小组成员的。
伊伦追随武兆镐前往苏联、中国，后独自前往西班牙工作，也就此与武兆镐分手。在左尔格小组工作期间，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苏联。汉布尔格注意到，她十分想念她那尚不满两岁的女儿。
汉布尔格还提到伊伦与武兆镐分开的一个说法，“伊萨的丈夫参加了一个托洛茨基小组，由于在政治上争执不休，她离开了他”。
1938年，汉布尔格在苏联曾见到伊伦；在1950年代伊伦还曾从苏联向汉布尔格的哥哥索要过她的通信地址，显然，伊伦后来就生活在苏联，没有回到德国。
武兆镐后来与留日归国的叶季瑶结婚。
主持远东反战大会
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上海公共租界汇山路（今霍山路）85号秘密召开。会议召开的消息随后由上海英文《大美晚报》发表，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这次会议一般称为远东反战大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筹备、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而在会场上以翻译身份出现、实际主持会议的就是武兆镐。
远东反战大会是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发起委员会”决议召开的，宋庆龄负责筹备。在国际进步力量联合反战的背景下，这次会议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支持。而远东反战大会的筹备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牵头，左联、社联等进步文化团体都派人参加。
此前，1932年11月，左尔格因营救在上海被捕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牛兰夫妇暴露了行踪，被迫转移，左尔格小组的部分成员也随之离开。武兆镐留在上海以社联为掩护坚持地下工作，他就是由社联派出参与筹备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进步教授”武剑西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叛变，造成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此前盛忠亮负责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认识很多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人员，他的叛变很有可能波及这些人，包括武兆镐在内的许多秘密工作人员因此都奉命紧急转移。武兆镐仓促间由上海前往北平，因而失掉了组织关系，他改名“武剑西”，进入东北大学时东北大学因东三省沦陷迁到北平以教书为业。
此时，日本侵华的魔爪已伸到华北，面对“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危局，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救国运动。武剑西与张申府等学者参加了“救国联合会”，他们经常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聚会，讨论时局，研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在随后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武剑西团结进步教授和爱国学生，进行了广泛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抗战开始后，武剑西经谭平山推荐，到第一战区司令部任秘书，不久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排，到胡宗南部任职，同时，还兼任几所高校的教职。
抗战胜利后，武剑西返回河南，在河南省银行任专员，并兼任河南大学教授。1946年春，武剑西应河南大学进步学生任勖丰、张仲乾等人邀请，在大礼堂公开作了《如何实行三民主义》的演讲。
当年夏天，任勖丰、张仲乾决定秘密前往解放区找党，临行前他们去向武剑西辞行，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打算，哪知武剑西听后笑了，跟他们说了一句：“求佛不一定上西天嘛！”两人听后似有所悟。
果然不多久，经武剑西介绍，中共开封市工委书记郭有义与任勖丰、张仲乾取得了联系，把他们发展为党员。1946年秋天，武剑西也恢复了党籍。
解放战争期间，武剑西继续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在领导国统区学生运动和策动国民党十九兵团司令张轸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武剑西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1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剑西任武汉大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处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
1953年，任中央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副司长、政治教育司司长，1954年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二级编审。后兼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 行政8级 ) 、副总编辑，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教材的组织编写、编辑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
1973年1月16日，武兆镐因病在北京逝世。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8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