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春 火 焰
京山县农民运动进入高潮时，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都迫切需要武装。县委及时作出决定，派得力干部到武汉购买枪支弹药。我因为有在武汉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所以被选中了。
我本以为武装民众是天经地义的事。到武汉后才知道，由于陈独秀错误地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反对武装农民，所以公开购买枪支，根本办不到。我当时没有办法，只有到武汉政府去找董必武老师求教。
2月2日我找到董必武老师，他派秘书带我到汉阳兵工厂订造了100条枪。于是，我在武汉停留下来，住在政府招待所内，等着取走这批枪支。
我因闲着无事，便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看望恽代英同志。他告诉我，明天校内有个关于政治形势的讲演，机会难得，要我去听听。我很高兴，第二天如期前往。
当我一进大会议厅，就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相貌英俊、风度潇洒的年轻军官，正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演。他讲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经过和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北伐军从广州到武汉的经过。讲得生动活泼而热情洋溢。
“他是谁!”有人低声问。
一位听众抢着回答说：“他叫刘谦初，是北伐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社会股长，是宣传队总教官。”
我因此知道了他的名字和来历，但是他并没有注意到我。
散会后，我进到恽代英书房，在那里和刘谦初共同吃了一顿午饭。这时，刘谦初经过恽代英的详细介绍，他和我握了握手，还给我敬酒。在随意交谈中，刘谦初的话里又多了一些亲切的成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后我和谦初的接触日益加多，我们一起听过恽代英的政治形势报告，听过林育南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在纪念“二七大罢工”四周年的日子里，我和谦初一同去参加纪念碑落成典礼，为此谦初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二七大罢工”的全部经过，这篇文章被恽代英同志用作军官学校的教材。
谦初还是十一军《血路》周刊的副主编。他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军民联欢会，由谦初主持的联欢会生动活泼，工农商学兵各科节目，都洋溢着浓郁的革命气氛。
我从恽代英同志那里拿到了一本《血路》杂志，并带回了家，仔细地看了两遍，从字里行间看出了刘谦初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我心里油然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以后林育南又请我去听谦初作的关于北京“三一八”的报告。
我和他虽然见过几次面，但都没有涉及个人的感情。如果没有一个更巧的机遇，我和他会不会只是点头擦肩而过呢?
2月16日，我到女友李桂英家中去玩，意外地在那里又碰到了谦初。
李桂英是山东人，地下党员。我在女师时，曾在她家中参加过秘密会议。没想到谦初是她的远房表弟，我们又在她家会面了。
李桂英要给我们作介绍。谦初说：“不必了，我们早已认识。”
李桂英很奇怪，谦初简单地向她讲了我们相识的经过。不一会，谦初说要开会，就告辞走了。李桂英送他出去，好一阵才回来。
我和李桂英互道了各人的情况，两人谈得十分融洽。她对我说：“你现在单身一人地东奔西跑，难道不孤单寂寞吗?在革命斗争中，也应当有个伴侣，也好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嘛!”
我说：“有同志们在一起工作，怎么会感到孤单寂寞呢?”
李桂英接着说：“谦初是我的表弟，你喜不喜欢听他的演讲?爱不爱看他写的文章?”
我说：“他的演讲我已听过，文章我也看过，都很喜欢。”
李桂英笑了起来：“我已猜着了，你一定会觉得好。你愿不愿意与他交个朋友?”
我以为这是她的意思，回答说：“我对他的文章和演讲很佩服，但怎么谈得上交朋友呢!你不要和我开玩笑了。”
谁知李桂英说：“人家对你很钟情，托我介绍，要与你交朋友，你怎么说我是和你开玩笑呢?”
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她送谦初，为什么去了那么久，原来是在谈这一问题。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不谈这些了，好吗?”
“好，不谈了。”她停了下，“明天我请你来吃午饭，你能来吗?”我答应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到了李桂英家，心里似乎感到李桂英好像在暗暗地藏着一种期待。不一会，谦初果然也来了。
我们互相招呼后，谦初就在李桂英的书架上取下一只小提琴轻轻地拨弄琴弦。
我说：“请你演奏一曲给我听听，好不好?”
“好!我拉一首民歌，不熟练，演奏得不好，请指教。”谦初很谦虚，彬彬有礼。
说完，他就全神贯注地演奏起来，演奏时，还边拉边哼哼。我记得他拉的是《苏州景》:
“我唱唱苏州景呀，
苏州的景致说呀说不尽。
一看小东门，
门内扎大营，
看见闯王来练兵。
二看花市街，
街上好买卖，红男绿女上街来。” ...
我沉醉在谦初的歌声中，如果不是耳闻目睹，我简直不敢相信谦初的小提琴拉得这么娴熟，歌唱得这么婉转嘹亮，真是太精彩了!使人听了不由为之倾倒，沉浸在温柔幸福之中，我完全被他的艺术天才征服了!一曲终了，我为他鼓掌叫好之余，还觉得他那悠扬的琴声和甜美的歌声，久久在室内回转飘荡……
这天，我们三人一起共进午餐。席间，谦初特别兴奋，他谈古今轶事，南北风情，中国的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物理变化及唯物辩证法等等。他讲得饶有风趣，我听得入了迷，拘束感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饭后，谦初又天南海北地谈了好多话。谈话中，谦初再三邀我到他的宿舍去玩玩。我有点犹豫不决，李桂英却像比谁都着急一样催我答应。于是，我就跟着谦初一道去了。
十一军政治部的宿舍座落在武昌汉阳门的斗级营， 一栋栋小洋楼房排列得整整齐齐。谦初住在一个两层楼的洋楼上。他的房间宽阔高大，窗明几净。西边墙上，挂着两幅风景画，看上去好像是西湖风景。正面墙上，挂的是书法条屏，写的是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东边书橱里摆满了书籍，既有马列的经典著作，也有文学作品和史地书籍。
然而最使我感兴趣又令我不解的是，他的五屉柜上并排摆着一座观音像和一座维纳斯石膏像，还有李白、杜甫、陆游等的塑像。谦初是一个信仰马列主义同时也爱好诗画艺术的人。
谦初见我默默无语地注视着维纳斯石膏像，便微笑着问我：“你喜欢维纳斯吗?”
我想了想，摇头说：“不喜欢，好像她太活跃了，我喜欢宁静清雅的观音像 ……”
他不等我说完就抢着说：“我不喜欢观世音，她本来是妙庄王的女儿妙善公主，因为她幻想得道，成为仙人，所以独自在紫竹林中修炼，到头来只落得一事无成。我倒是比较喜欢维纳斯。”
我有点不服气，急于想反驳他，一句话冲口而出：“难道你会爱上维纳斯吗?”
谦初大笑起来。笑了一阵后，他说：“的确，我很喜欢维纳斯，我喜欢维纳斯沸腾的革命生活，喜欢她对真理的追求!”
那时，我不太熟悉希腊神话故事，但我知道维纳斯是个爱神，并没有和“沸腾的革命生活”连在一起。我隐隐感到谦初的话是另有深意，心头不禁怦怦的跳动起来，很懊悔不该说那句话，但话已经出口，收不回来了。
谦初很健谈。后来，他又谈到了唯物辩证法，并举例为我讲述了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和否定之否定律。他学识渊博，见解独特，使我大受启发，对他的敬爱之心也油然而生。
那天，我们谈到很晚。谦初不放心我独自回家，坚持要送我。一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走得很慢很慢。
走了一阵，他才说：“今天请你到我这里来玩，没有好好招待，真对不起!我们去吃点夜宵，好吗?”我说：“谢谢你，我不饿。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谦初一直把我送到招待所的大门口，他彬彬有礼地和我握手告别后，才转身慢慢地往回走。我站在大门口，目送他那风度翩翩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
这一夜，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辗转难眠。我想到，谦初是一个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男子汉，又是一个挥笔万言的读书人，他迟迟没有找到意中人。如今，他已托人向我吐露衷曲，希望我能够和他并肩战斗。这是我的幸福，我应当与他同甘共苦 ……
想着想着，我的心头充满着爱，充满着未来的憧憬，我已经找到了理想的伴侣， 一个我愿意托付终身的青年男子。初恋，难忘的初恋!我堕入了情窦初开的缱绻之中。
从此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首义公园树荫下的长条椅上畅谈过妇女解放，在月光如水的黄鹤楼前举杯互致美好的祝愿。他还风趣地为我赋诗一首：
“刘娘更比刘郎骄，南征北战保边疆。
百战沙场无敌手，哪怕短刀和长枪。”
我心里非常激动，相约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向共同的目标携手迈进。
(四)初识毛泽东
和谦初相识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谈起各自的经历。
谦初曾感叹地说：“我在山东和北京参加过学生运动。在北伐军中又打过仗，懂点军事，就是没有作过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工作。将来如有机会到京山，一定向你们请教，学习学习搞农民运动。不知你们欢不欢迎?”
我说：“当然非常欢迎你去!我们能多一个北伐军官的指导，对工作是太有利了。我们需要你去给我们训练农民武装，让他们学会打仗。”
于是，谦初便乘机向我采访京山农民运动的情况。
他说，听恽代英同志介绍，京山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是全省7个先进县之一。因此他想写一篇文章，在武汉报刊上发表，号召人们向京山学习。问我同不同意?
我当然同意。
我便把京山发展农民运动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介绍。
他拿出笔记本，刷刷刷地速记起来。记完后，又给我念了一遍，问记错了没有。我真佩服他的速记水平，我说：“一点也不错，比我讲的好多了。不仅没有记错，语言也更优美了。”
他很高兴地说：“承你夸奖。没有记错就行了。”
几天以后，我和李桂英一起，去听了他在武汉郊区农民协会的一次演讲，发现他对农民运动很有研究。他讲到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他说，在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中，必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革命才能成功。他的讲话非常有说服力和号召力，博得了农民们的阵阵掌声。
后来，不少乡村的农民协会的人都慕名而来，请他去演讲。
可是，十一军内有些思想右倾的人曾嘲笑谦初，说他是城隍庙里的土地菩萨，惹得判官小鬼都来找他。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谦初未能去京山考察农运，却将我向他谈的那些情况，写成了文章，发表在《武汉日报》上，使京山农运在全湖北产生了更大影响。
陈潭秋、董必武两位老师看到报纸后，都非常高兴，并对我说：“你们京山的工作成绩很大，《武汉日报》上发表了刘谦初的文章。”
1927年4月4日，毛泽东同志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谦初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请了一天假，邀我与李桂英一道早早赶到了武昌中华路红巷13号。
开会之前，“农讲所”行政秘书长周以栗同志特地引我们参观了教室、宿舍、演武场。
会场气氛隆重而热烈。来自全国17个省份的学员和来宾们云集一堂。不少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也自发地赶来参加。
毛泽东身穿灰色长衫，手持讲稿，英姿焕发地在讲台上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演讲，详细地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经过，并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好得很”。学员们对他的讲话，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遗憾的是，那天的人太多，我们根本无法接近毛泽东，更不用说和他谈话了。
谦初很不甘心；和我商量，他要专程去拜访毛泽东一次，好向他请教。后来谦初邀我一道，专程到都府堤41号毛泽东同志的家中去拜访。
谦初拿着十一军政治部的介绍信去敲门，毛泽东同志家的保姆陈玉英把我和谦初请了进去。我们坐在客厅里， 一会儿，身穿灰色长衫的毛泽东同志走进客厅，他面带微笑，看了介绍信，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谦初对毛泽东同志非常敬仰，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谦初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向毛泽东同志请教。 一个是目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一个是农民运动的发展情况。
毛泽东历来注重政治的趋势，不爱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小问题。谦初的提问正对上了他的兴味。
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讲到苏联、英美和日本及其他中间国家对中国革命的三种不同态度；讲到在国内也存在三种不同势力；讲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斗争。这中间，谦初也不时插话，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柔和亲切的湖南话和谦初浑厚的山东话交织在一起，使我听得饶有兴趣。
谦初问毛泽东：“既然中央很重视农民运动，为什么又反对武装农民，不让农民购买枪支呢?”
这个问题与我到武汉的任务有关，所以立刻引起我的关注。
毛泽东气愤地站了起来，说：“那不是党的主张。那是陈独秀个人的主张!他的右倾思想已经到了我们不能不反对的地步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杨开慧从房里走出来，给我们倒了茶，端来了花生和瓜子。岸英和岸青紧紧跟在她的身后，一个大约四、五岁，一个大约两、三岁，都是很逗人喜欢的机灵模样。
我给他们一人抓了一把花生。岸英很有礼貌地说：“谢谢!”岸青也跟着哥哥说：“谢谢!”
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谈话，保姆把两个孩子领了出去。临出门时，兄弟俩回过头来，对我招招手，说：“再见!”
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个孩子以后会成为我的女婿。这时我还看到刚出世不久的岸龙睡在摇篮里。毛泽东又详细地询问了十一军的情况，问起陈铭枢的思想倾向，问起十一军有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十一军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士兵大都是什么地方人，他们对共产党印象如何等等。
谦初一 一作答。谦初说，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王海萍是共产党员，陈铭枢当时的思想比较左倾，士兵大部分是广东人和福建人，也大都同情和倾向革命。
毛泽东同志说，十一军的《血路》杂志办得很好，他很欣赏上面刊载的《十一军北伐出师宣言》。得知这篇文章出自谦初之手时，毛泽东大发相见恨晚之感慨，再次和谦初握手。
谈话期间，我还向毛泽东问起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成立经过。
毛泽东风趣地说：“农讲所是从斗争中诞生出来的。”谦初和杨开慧也在一旁很有兴致地听着。
当时，湘鄂赣粤的农运发展很快，为了训练一批农民骨干去领导农运，便让这四省的学员到武昌学习受训。可是，江西的代表被反动派扣留了，为此，毛泽东十分生气，决定号召全国的农民代表参加讲习所。
于是，16个省的农协代表800多人纷纷来到武昌。当时武汉政府的财政厅长是董必武同志，由他筹拨经费、选择所址和宿舍，这样一来，农民运动讲习所便在武昌成立了。
我听得十分振奋，还想再提问题，因有人来登门拜访，谦初和我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同志亲自送我们走出大门，他还盛情地邀请谦初以后到农讲所来作一次演讲，给学员们讲讲北伐的经过，谦初爽快地应诺了。杨开慧还一再邀我们常来玩。
在回去的路上，谦初很有感慨地说；“与毛泽东谈一席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谦初的这次演讲落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