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 阳 留 守
云阳镇地处延安东南，距延安约四五十里。我们乘坐的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行驶。两边沟壑纵横，一块块田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毕。秋日的田野，景物颇为萧条，但是，想到就要与振亚相聚，心里却非常高兴。
汽车在云阳车站停下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振亚和警卫员立刻迎了上来。
“你们终于来了。”振亚说着，把思齐紧紧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眼里饱含着热泪。
思齐在振亚的怀里，劝慰地说：“爸爸，我们来了，你不要哭了。你再不要走了，我们在延安多么想早点见到你呀!”
振亚点着头说：“我们再不分开了。你放心吧，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留守处机关设在一户姓张的老百姓家的隔壁，是单独的两栋房子。留守处主任谢良住在西边房子里，我们被安排在东边的房子里。
我们房子分里外两间，外间是振亚的办公室，里间是我们的卧房。室内陈设简朴，仅有一张大木床、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几个凳子和一盏小油灯。中间有会客厅，前院是警卫员、秘书、工作人员的住处。
房东是一对老夫妻，他们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也已成婚，一个小孙子有六、七岁。
振亚与房东相处得很熟。他带我们到房东家去拜访，两位老人赶忙拿出红枣、花生米招待我们。张大娘打量我和思齐一番后说：“陈主任，你的妻子真俊呀，女儿也漂亮，你多有福气呀!”
振亚美滋滋地说：“是呀，孩子长得很好，多亏她妈妈生了这么个漂亮的女儿!”
大家都笑了。小屋里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军民一家的气氛。从房东家出来，思齐与房东的孙子到外面玩去了。我和振亚在房内畅叙离情。
我知道他特别关心我腹内的孩子，忙对他说：“我感觉我们的小宝贝发育很正常，现在，不断在肚子里翻身，不久就要出世了。”
振亚笑着说：“噢，只要你好，孩子好，我就放心了。”
我们正说着话，留守处主任谢良急急忙忙走进来。他一边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因为开会来晚了。我们欢迎你来工作，我都盼你好久了，振亚更是着急呀。”
他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毛主席身体好不好?
谈笑了一阵，天色已近黄昏。警卫员在外间的桌子上摆好了饭菜，叫我们去吃饭，我出去一看，只见桌上菜饭很丰盛，还有一瓶当地产的烧酒，才知道他们为我接风作了准备。
席间，谢良爽快地举起酒杯，为我来留守处工作，为我们全家团聚干了一杯。我也回敬了一杯，祝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我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感到我们一家人团聚的幸福。
第二天，我到政治处组织科正式报到，交了军委的介绍信和组织关系。科长向我介绍说，留守处设立有革命军人教养院和医院，共有伤、残、病员400多人，编为8个大队。加上短期训练班人员、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共有1000多人。
当时，抗日战争刚刚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后，被迫停止进攻。我们党中央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全党遵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扩大并巩固敌后根据地，积极展开对日作战，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我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就是要宣传党的抗战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的。同时，反映伤、残、病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肩负着这样的重任，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高兴地日夜埋头工作。
刊物的稿件，有的是伤、残、病员们写的，有的是从墙报上抄下来的，还有的是机关干部们写来的，每期的发刊词是陈振亚写的。我整天忙于组稿、改稿和编排，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要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才能睡觉。
在我的紧张工作和大家的努力下，《生活星期刊》的创刊号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刊物内容丰富多彩，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读。以后，《生活星期刊》按时出版，成了伤、残、病员和干部、战士的重要精神食粮。
我不分白天晚上地工作，还要料理家庭生活，尽管有振亚的帮忙，也还是常常忙得晕头转向。
有一天晚上，我到后院去倒痰盂，因为地上长满了绿苔，天黑路滑，一下子跌倒了。振亚闻声赶来，连忙将我扶到房里。我感到肚子疼得厉害。
振亚问：“快满十个月了，是不是要生产了?”
我回答说：“可能是的吧!”
振亚连忙令人去请接生婆，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候。
谁知接生婆来后，她在房子中央放了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盆旁边放了一个小凳子，她要我坐在凳子上，把孩子生在盆子里。她说这就叫“临盆生产。”
我躺在床上不动，对她说：“我不坐着生，我要象在医院里生思齐那样，躺在床上生孩子。”
接生婆说：“我不会在床上接生，我从未在床上接过生，这怎么办?你还是坐在盆子旁边生吧，这是老办法，不会有问题，你放心好了。”
我有点着急地说：“不管是床上生，还是在盆子里生，总归是我自己生，你只管接孩子就行了，别的事你不用操心。你让我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养养精神吧!”
接生婆拿我没有办法，只好把振亚请了来，不知她向振亚说了些什么,振亚一进房，就央求我说：“我劝你听接生婆的话，人家有经验，你还是起来生吧。”
我说：“你又不是女人，又没有看见过生孩子，你怎么知道她说的办法对?我生过思齐，有经验。我坚持的是先进的科学生产法。接生婆那一套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生产法。她那种老办法，有时会误伤人命的。你是革命者，旧的社会制度都要革除掉，为什么对生孩子的这件事，要维护旧的方法呢?”
振亚听了，大笑着说：“好大一通道理，生孩子本来是女人的事，男人是外行。好了，就依从你，就躺在床上生吧，但你要让我陪着你，也让我学点先进的、科学的知识吧。”
振亚这番话，也使我好笑起来。说着，他支走了接生婆，让她在房外面等候，有事再叫她。他自己拿起一本书，坐在床旁边一边陪伴我，一边看书。
有他陪伴，我当然喜欢，我就很安静地睡着了。睡了一会，肚子忽然又大痛起来，痛得难以忍受，连忙对振亚说：“恐怕要生了，你叫接生婆进来吧!”振亚连忙把接生婆叫进房来。
接生婆说要检查一下孩子的胎位正不正。她用手一摸，惊叫说：“不好了，孩子的头不正，是逆产。这样是生不出来的，你快起来，让我把胎儿头转正吧!”
我一听是逆产，也有点心慌，连忙翻身从床上爬起来。当我两膝刚往床上一跪预备爬起来下床时，孩子就顺利地生下来了。我听到宏亮的呱呱哭声，就放下心来了。
接生婆高兴地报告振亚说：“陈主任；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生了个千金呀。”
振亚连声说好，连忙去看孩子。
这一天是10月30日。初冬时节，天气已有些冷了。振亚怕孩子受凉，连忙用一条小毯子把孩子盖起来。那知刚生下的婴儿，两手两脚乱动乱伸地大哭，把振亚弄得手足无措。他小心地捂着包被，不让孩子蹬掉。直等接生婆帮我料理完后，把孩子抱过去，洗得干干净净地包起来，他才如释重负。
他高兴地走到我床边，说：“我们的孩子已经顺利的生下来了，谢天谢地。给她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说：“你给她起吧。”
他思索了一会，说：“她是在延安云阳生的，就名安云，号少华。好吗?”
我同意了。后来，我们把安云亲昵地叫安安。解放后在北大毕业后，她自己起了个笔名叫邵华。
接生婆把包好的安安递给振亚。他抱在怀里，仔细地端详着，自言自语地说：“我喜欢女孩子，你看她，一半像妈妈，一半像我，多好看呀。”
又转身对我幽默地说：“你看她的架子可不小啊!你要睡着生，她偏不出世。偏要你下跪，她才出世呢。”
我故意顶撞他说：“你们男人不费半点力气，就当现成的爸爸。我吃力死了，你还来笑话我，你快点走开，让我睡一睡。”
振亚不说什么了。他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才说：“我出身贫寒，四海为家，没有享受过妻室儿女的家庭温暖。和你结婚以后，才尝到了家庭幸福的滋味，我是多么感激你呀，现在我们有了两个孩子，这是我的最大快乐，我应当珍惜它，要是我的父母还在，一定会非常高兴。我希望有一天，我和你带着两个孩子，一道回家乡看看父老兄弟姐妹们，给我父母扫扫墓，尽尽儿子之心，我也就问心得安了。”
自从我生了安安以后，振亚的生活更增添了乐趣。他除了工作之外，就回家逗孩子，不是搂大的，就是抱小的；不是给小的唱歌，就是给大的讲故事。晚上，他照料孩子睡觉后，就坐在油灯下看书，直到深夜才睡觉，就这样毫无倦意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我看到他这样愉快，常常想起谦初来。我想，振亚是工农出身的人，都有如此丰富的情感，对我们母女殷勤体贴，关怀备至。
而谦初是一位潇洒的知识分子，如果他活着，不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可惜他连自己的女儿都没有见过一眼。
振亚很聪明，他看到我沉思不语，就猜到了我在想什么。他说：“你是不是又想起了谦初呀?我也常常想起他。为了纪念谦初，我要尽到当爸爸的责任，把思齐照顾好，将她培养成品学兼优的人。你难道不知道，给思齐讲故事、唱歌、背诗词，是为了什么?还不都是为了把思齐教育好。你可以考考她，她现在都能背二三十首诗词了。”
最后他说：“请你想一想，我有没有尽到继父的责任；如果我做得不够，你指出来，我一定改正。”
我听了振亚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感动得热泪盈眶，我说：“你一切都好。你照顾思齐，比我还周到，教育孩子，比我还细心耐烦。像你这样的继父，我还没有看到过。你使孩子享受到父爱的幸福，我很感激你。”
这时，我和振亚心心相印，情感交融，都会心地笑了。
我在坐月子期间，组织上很照顾，要留守处的总务主任于贵伍，找了一位河南籍的保姆，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她为人忠厚老实，照看孩子很细心，是一个好帮手。至于对我的生活，振亚照顾得更是无微不至。
当时，云阳的母鸡和鸡蛋都很便宜，振亚要我一天吃一只鸡八个鸡蛋。由于吃得好，人胖了，奶水也多，安安吸吮着充足的奶汁，健康地成长起来。长得红红胖胖，圆圆的脸，很逗人喜爱。振亚每次把她抱在怀里，就舍不得放手。
满月以后，我仍然担任《生活星期刊》的主编。稿子的来源很丰富，我编好后，就由印刷所印成报纸往下发，很受欢迎。
在留守处工作期间，振亚有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员和一个勤务员。警卫员名徐耀先是从白区来的中学生，为人很机灵，曾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硝烟和弹雨，救过振亚。振亚的秘书姓李，为人忠厚。我的一名勤务员叫刘福元，也很实在，常帮助保姆抱孩子。
当时，谢良也有一名秘书和一名警卫员。他的警卫员叫曹万宝。谢良脾气很大，常常对警卫员和勤杂人员发脾气。这些人员常在一起议论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来找振亚告状、诉苦。
振亚对我说：“老谢脾气太大，对待下边的人态度不好。与他谈过几次，他听不进去。你去劝劝他，好吗?”
我答应后，一天晚上，我找谢良谈了谈心，劝他尊重警卫、勤杂人员，平等待人。他答应要改，但以后还是老样子。实际上他只是脾气大，他的心却很好。他是个直性子，说了就完了，在生活上他很疼爱部属。
谢良对勤杂人员态度不好的话慢慢传开了，引起伤病员的不满。正好这时天气已冷，伤病员缺少棉衣和棉被，就认为是谢良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造成的，更增加了对他的怨气。
其实，谢良早已给中央军委后勤部写了报告，请求调拨一批棉衣和棉被来。但是，国民党包围封锁延安，被服厂原料缺乏，一时赶制不出来，上级正在积极设法解决。
振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到伤病员中作了些安慰解释工作。大家对他很尊重，就不再说什么了。然而，随着时日的推延，天气更冷了。伤病员再也忍受不住了，就酝酿向谢良请愿。
有一天，一部分伤病员弄了一辆马车，拉上了一些重伤病员，来到留守处机关驻地，要求谢良出来回答问题。但是，谢良不但不出来做解释工作，反而躲在屋子里，说伤病员包围留守处是胡闹。更为严重的是，他竟调来了警卫班。
伤病员看见持枪的警卫战士，气愤地问：“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来找谢主任谈问题的。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说是包围留守处?”
于是，双方争吵起来，气氛很紧张。
振亚听到这事，急忙出面。他对伤病员们说：“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们设法解决。”
伤病员看到拄着双拐，步履艰难的政治部主任来了，气就消了一大半。再看见振亚态度和蔼，气氛就更缓和了一些。
伤病员说：“我们要求到延安去，请中央帮助解决困难。”
振亚说：“大家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何必去这么多人呢?这么多人去中央，岂不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工作吗?政治影响也不好嘛。是不是你们回去，由我们请示中央解决问题，好不好。”
有的伤病员说：“天气这么冷了，实在是难以忍受，我们还是去当面向中央反映情况为好，你们派人去，恐怕说不清楚。”
振亚思索了一会，说：“你们一定要去，是不是选派几位代表和我们一道去。人少一些，不会妨碍中央的工作。”
大家表示同意，当场选出了三位代表，住到云阳留守处，只待请示中央后，就去延安汇报。其他伤病员满意地返回驻地去了。
后来，中央军委来信说，中央已派人来解决问题，棉衣和棉被很快就发下来，代表们不要来延安了。三位代表知道这一情况后，也自动地返回了教养院。这场小风波，遂告平息。
不久，中央军委决定，调谢良回延安另行分配工作，并委派王群来接任他的职务。
谢良对调动他的工作很不服气，认为是处分他。他在办公室拍桌大骂，不肯交代工作。振亚和我出面说服，也未生效。
王群在屋外说：“共产党员，总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吧!”
谢良在屋内听见后，十分恼火，与王群大吵起来。说他没有犯错误，为什么要换调他的工作。问题显得难以解决。
一个要接管，一个不移交。振亚面对这一僵持局面，苦思冥想。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振亚亲自到留守处的干部中说明了这个情况，并征得干部们的同意，杀了一头猪，请大家来会餐。会餐时，振亚执行上级指示，宣布了中央军委的任免命令。并表示欢迎王群来就职，欢送谢良回延安。这时，大家热烈鼓掌，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
谢良见此情景，稍有收敛，说：“好，我走!但要说明，我没有犯错误。这里缺棉衣棉被，我写了报告，上级没有发下来，我谢良有什么办法?现在要调换我的工作，我要到军委说理去。”
说完，他饭也不吃，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厅。我见此情景，就跟他走出来，想做些劝慰工作。只见谢良奔回屋里，伤心地哭了起来。我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他让警卫员备马，要立刻回延安去。
这时已是傍晚，天又下着大雪，我劝他不住，急忙找来振亚。
振亚劝他明天早上走，他冲着振亚发脾气说：“我们两人是一起调来的。我撤了职，你没有事。工作没做好，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振亚说：“我也有责任。我现在可以写报告，向军委作检讨。如果军委也决定调我走，我一定坚决服从，高高兴兴地回到延安去。”
谢良才没有再说什么了。他默默地走出大门，与警卫员翻身上马，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
后来的事实证明，谢良在气头上虽然没有承认错误，但他是接受了教训并改正了缺点的。他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在革命的洪炉里，生铁也会炼成钢。
编者补注：
谢良
1936年11月29日，谢良奉命率二十三师赴甘肃丹县十里铺阻击敌人进攻。在与敌激战中，他左腿负伤，一直坚持把敌人打退，直至部队全部撤离时，才从指挥所撤下来。
在军团卫生部治疗时，因设备差，子弹取不出来，又无药治疗，致使伤口发炎，体温高烧到40度，医生用土办法，在腿上放些冰块。过了十几天，烧退了，但腿冻坏了。后被俘，在国民党狱中失去了左腿。此后，谢良虽然仅有一条腿，但他身残志坚，继续南征北战。
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处主任。1939年，毛泽东得知谢良失去左腿，要他去苏联安装假腿，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批准他前往苏联，在途经乌鲁木齐时恰逢德军进攻苏联，谢良滞留新疆，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坐牢四年。
谢良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利用《俄华字典》自学俄文，写下了三十万字的学习笔记。期间，又开始文学创作。在狱中他完成了处女作《在新疆监狱中的斗争片断》。开始他写了几万字，但被狱卒搜去烧掉，后经回忆重写，四易其稿，终在解放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谢良同志，因病于1991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