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英美烟厂
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后，仍然在吴照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其它任务时，我还是在机关摘录和整理资料，每天忙到半夜两三点钟。就这样，我边工作边等待新的任务。
不久，吴照高通知我说：“浦东区有几家英美烟厂，那里的工人正在酝酿新的罢工斗争。帝国主义分子和买办资本家企图勾结起来镇压工人罢工。组织上决定，派你到浦东区去收集情报，弄清敌人要用什么方法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我们了解情况以后，以便帮助中国党采取对策。”
吴照高站在共产国际的角度说：“你如果去，要和中国党的地下党员配合起来，找到可靠的人帮助，工作才能深入。现在，我们已经找到浦东区委，明天我亲自送你去，和他们商量安排你的工作。”
他没有想到，我到工厂去就像回娘家一样，很快就可以适应环境，开展工作。人的经历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对事情难易程度的看法，就会有明显的差别。
吴照高以他一贯具备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考虑了我到工厂去的一些细节。他规定我每星期一回机关汇报一次，紧急情况可随时汇报。他给我、思齐和保姆，每月发60元生活费，特殊需要可以另外报告。
对于孩子的安排，他和我商量说：“孩子你可以带在身边。如果不方便，留在这里，我帮你照顾。”
自从谦初牺牲以后，我视自己的孩子特别珍贵，所以，我对吴照高说：“孩子还是我带在身边的好。让她住在我的附近，每天早晚可以照顾，不必麻烦你了。”
吴照高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
第二天，我退掉了保姆和租的房子，抱着思齐，跟吴照高一起过江到了浦东区。
浦东区区委书记李耀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听吴照高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安排我在区委参加组织工作，担任浦东区委宣传委员，负责区委与浦东几个大厂的联络，并且暗中参加区委对工人运动的指导。
为了让我有公开的身份作掩护，他提出可以通过工会办公室主任(地下党员)的关系，安插我到工厂子弟学校当文化教员。吴照高觉得这个计划很妥当，向李耀晶致谢后，就告辞而去。
我请李耀晶帮我在工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和一些家具。这样，我和思齐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家。我对房东说，我是工厂的小学教员，外出上班不能把孩子带在身边，想请他们白天照料孩子吃饭和睡午觉，晚上由我自已带。房东很同情，立即答应了我的要求。为此，我每月给他们15元钱酬劳。
我的日常公开工作，是小学教员，每天上午教课，下午则和教职员、办公室主任及学生的家长们建立联系，从他们那里收集有关厂方的情报资料。由于又回到了群众之中，并且能每天与自己的孩子团聚，我感到很满足，很愉快。
李耀晶的工作能力很强，而且很有主见。为了保证我的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他规定我不直接参加厂里的公开斗争，也不出面从事公开活动。
但是，他帮助我认识了许多工人党员和斗争骨干，还给我提供了一些接触厂方负责人的机会。我在和这些人的接触和交谈中，了解到不少有关厂方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情报。吴照高和左尔格都很满意，认为浦东区的情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当时，浦东区委的中心工作，是宣传群众，组织浦东区英美烟厂的总同盟罢工。但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则主要是组织合法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然而，各个工厂的工人由于对整个形势缺乏了解，他们出于对资本家的愤恨，常常要求举行罢工。
李耀晶对此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对那些急于举行罢工的人说：“一两个工厂举行罢工，只会暴露自己的力量，引来敌人的残酷镇压，造成组织上的损失。只有联合浦东区所有大厂一起行动，组织大规模的总同盟罢工，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要为此进行准备，创造条件…… ”
在这种形势下，我的工作也很紧张，常常是很晚才回家，虽然每天都能见到孩子，但是一点也照顾不了她。特别是想到自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就难免产生不安的心情。为了孩子的安全，我想还是像过去那样，雇一个保姆，让她们与我分开居住好。虽然我们母女不能天天团聚，但是我能一心工作，孩子也不至于遇到危险。
我为此请示了吴照高。他考虑了我的意见后说：“我同意你的想法。这样吧，我们需要李耀晶的协助，离不开他。为了工作，给你们建立一个接头联络处，把孩子和保姆也搬到那里去住。另外，再找两个可靠的工人，住在那里作掩护。这个地方作为共产国际和我党区委方面的通讯联络机关，也要保守秘密。”
这的确是个一举数得的好办法，李耀晶也觉得很合适。因为当时用夫妻的名义租房子比较容易，所以李耀晶在出面租房时，也找了这个借口。他在浦东的江汉大马路找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房东住在一楼，我请的保姆带着思齐，与在工厂里找的陈姓夫妻，都住在楼上。我和李耀晶约定，每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两点至四点在这里碰头，以便收集情报和发现线索。
有一天晚上没有什么工作，我想去陪孩子住一夜。傍晚六七点钟，我到了思齐的房间，正靠在窗栏上朝外望时，忽然发现一个人朝我的窗子望了又望，然后向我们房子走过来。
不一会楼梯响了，他竟然走进了我们的房间。我正想问他是谁，想干什么,却见他把墨镜一摘下，对我说：“不认识我了吗?”
我认出是李耀晶，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晚上是不能到这里来的。不是碰头时间到这里来，违反了保密规则。”
李耀晶看到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就关上房门，笑着对我说：“我宁愿挨批评或受处分，但我不能不来。我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个重要消息，特意来和你商量的。再说，如果我长期不来，房东和其他人都会怀疑你，说你的丈夫怎么长期不来。”
我听他说有重要消息，就对他说：“你有什么重要消息，赶快说吧 !”
他却不慌不忙地坐在椅子上，抽出香烟慢慢地点燃，似乎在考虑怎么开口。吸了几口烟后，他说：“今天党内有人告诉我，说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在跟党内负责人商量，说你是个有才能的人，要调你到德国去培养，但是因为你有孩子在身边，所以还没有最后决定。
他们还想让我到德国去接受训练，但是因为我英文不好，也没有最后决定。我觉得你是个有前途的人，不能因为孩子的事，耽误了去德国学习。
所以，我特意来和你商量，让你把孩子送到我的老家去，就说是我的孩子，交给我母亲抚养。母亲很想念我，说是我的孩子，她会好好照管的。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到德国去了，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
他为我想得这么周到，为孩子安排得这么妥当，使我内心很感谢。但是，一方面我不知道他的消息是不是确实，另一方面，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能不从多方面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李耀晶说：“那也好，凡事三思而行，免得后悔。你多考虑考虑也好，我等候你的回答。”
这个话题谈完后，我们又交换了一下工厂里的情况。谈着谈着，天色就晚了。
李耀晶说：“我今天不走了。这时候走，会引起房东和保姆怀疑的。”
他一面说，一面从床上抱了一床被子一个枕头铺在地板上。
临睡前，他又说：“夜深了，你也睡吧，你放心，我是党员，党的纪律，我会遵守的。”说完，他就躺到地板上，用被子把头一盖，不声不响地睡了。
这时我的心里倒是有些着急起来。夜深了，我无法走。催他走，也的确容易引人怀疑。虽然我过去碰到的一些男同志都是遵守纪律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呢?
我暗暗下了决心，如果他真到床上来，我就假装夫妻吵架了，跑到后房去和保姆睡。夫妻打架的事总是常有的。我拿定了主意，就和衣倒在床上，也用被子蒙上头，不声不响地装作睡得很熟。
天刚发亮，大街上已有了动静。李耀晶轻轻地起了床，把被子叠好后，轻轻地放在床上，轻轻地开门走出了房间。我听见他在门外和保姆讲话，说他有事要早些走。
我躺在床上想：我又碰上了一个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我们有这么多好同志，事业怎么会不兴旺发达呢?李耀晶真是一个有着水晶般心灵的人。
起床以后，我就去找吴照高。
吴照高说：“我们是打算找一些比较优秀的中国同志到德国去培训，以便将来回国后更好地工作。我们也确实考虑过你和李耀晶。你要是把孩子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派你到德国去。”
我把李耀晶的意向，向吴照高详细汇报了。
吴照高说：“我看你把孩子暂时送到他家抚养两年，也是可以的。你将来回国后，再把孩子接出来嘛，你最好亲自把孩子送去，和他家里人见见面，以后便于联系。”
我听了很高兴，就找到李耀晶；把组织上的意见告诉了他。李耀晶马上就给他家里写了一封信。
不久，他的哥哥回了信，说老母亲听说李耀晶要送孩子回家，喜得连觉都睡不着，天天都在准备迎接孙子。他哥哥还寄来100元钱，除了用作路费外，还让给孩子买点衣物之类的东西带回去。
这时，李耀晶正在组织罢工斗争。同时他还冒着风险，继续在敌人的营垒中帮助我寻找线索。我终于从中找到了敌人用经济支援的方式，和资本家勾结起来，一起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事实。这些情报，在我们党领导罢工斗争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罢工期间，工人们的生活十分困难，李耀晶为了支援罢工，还以自己要在上海办小学为借口，向他哥哥要来600元钱，给罢工工人作生活补贴，支援了罢工斗争的顺利发展。吴照高曾一再表扬他，说他是忠实于党的好干部。
在如此紧张的斗争中，李耀晶也没放松学习。他每天早晨和夜晚，都坚持攻英语。准备一旦接到正式通知，就赴德国去学习更多的本领，回国后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候，有一天李耀晶没按约定的时间和我碰头。他从来都是遵守时间的，今天没来，一定是出了问题。我连忙转告了组织，以便采取措施。
后来，组织上了解到了李耀晶的全部情况。
原来李耀晶是在到江苏省委开会去的路上，被叛徒发现，不幸被捕。他入狱后，面对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坚贞不屈，敌人毫无办法。接着把他送到苏州反省院，他拒绝反省，绝不动摇。敌人的严刑逼供，使他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终因受刑过重，流血过多，牺牲于敌人狱中。
我已经失去了那么多好战友。他们壮志未酬，含恨牺牲，每每想起他们，就令我悲痛不已。
李耀晶牺牲后，组织上让我与他家保持一定的联系。所以，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家说李耀晶生病去世了，孩子暂时不送回家了。他的哥哥还回信安慰我们，同意暂不送孩子回家。以后，也还经常来信，问孩子的消息。并且每月给孩子寄15元钱的抚养费。
因为李耀晶从被捕到牺牲，一直严守秘密，所以组织认为我们的联络点依然可靠，不必搬家。我也仍留在学校教书，孩子和保姆还是住在原处。我在工厂里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吴照高指示我，让我辞职离开工厂，回共产国际机关去。
回到共产国际机关后，吴照高告诉我，左尔格1933年6月要调回苏联，他近一两天内也要去莫斯科，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暂时要停顿下来，所有的中国同志都要调回中国党内去。他要我仍以主妇的身份，将国际机关的房子和浦东区江汉大马路上的房子退掉。我按他的指示，顺利地办好了各种善后工作。
只是在辞退保姆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她对我们，特别是对思齐很有感情，所以不愿离开，要求我带她一道走。
我对她说：“我是带孩子到老家去，不能带着你。等我回上海时，一定再来找你。”她听了这话，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1933年6月，左尔格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第四局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结束。全部中国同志都将接受新的任务。
重逢陈潭秋
我从共产国际机关回来后，被分配到江苏省委秘书处工作。我离开浦东住地时，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思齐平日喜爱的一个摇篮车。这时，思齐已满三岁，能说会道，能走会跑，喊起妈妈来特别甜蜜。
我到江苏省委机关报到后，住在机关招待所，等候省委领导的具体安排。
当天晚上，省委负责人来了。我一看，竟是自己在武昌女子师范求学时的老师陈潭秋。我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他的手，连声问他好。我们自从在武汉分别后，已经有6年没有见面了。在和平环境里，6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动荡年代中，6年里却历尽凄风苦雨。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在这里与他重逢。
陈潭秋见了我也非常高兴，频频问我别后的许多情况。我像见到亲人一样，把几年来的曲折经历， 一 一向他尽情倾诉。讲到谦初牺牲和其他同志牺牲时，我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思齐看到我流泪，懂事地一声不响地依偎在我身边。
陈潭秋亲切地抚摸着思齐的头，对我说：“这几年斗争严峻，我们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不过，他们也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我们活着的人努力工作，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了。”
我听他讲得有理，就一边擦眼泪，一边连连点头。
陈潭秋也对我讲了讲他这几年的情况。最后，他告诉我，他现在是江苏省委秘书长。他听到我在上海浦东区委工作，就特意向中央要求，把我调到省委秘书处来，直接协助他工作。
他说：“我们都是湖北人，对外可以用兄妹关系作掩护。我在爱文义路租了一处房子，作秘书处的机关，你就到那里担任机要秘书。”
陈潭秋明确了我的工作任务，并亲自带着我和孩子一起前往爱文义路的秘书处机关。
这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楼下是客厅，中间摆着红木四方桌，桌上摆着大座钟和一对瓷花瓶，桌子两边摆着红木靠背椅。客厅的门两边挂着一副大红对联：“金堂焕彩称国瑞，高风亮节享遐龄。”中堂画的是“鹿鹤同春”,客厅内的墙上，悬着名人字画条屏。整个布置古色古香，与左尔格和吴照高的摆设相比，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情趣。
紧挨客厅的厢房，是我的卧室。室内有弹簧床、大衣柜、圆桌、绣凳、书桌和梳妆台，也显得相当雅致。
陈潭秋的办公室和寝室设在二楼。钢丝床、写字台、书架、桌椅，分设在两间房里，很有文人学者书房的韵味。
陈潭秋的性格也有了些变化。他不再像当年组织学生运动时那样容易激动，比过去添了许多稳健和刚毅。他每天下午准时到秘书处机关来，通常在这里工作四个小时。我把收到的文件和报告之类，交给他一一批阅处理。他有时也起草一些新的文件，由我抄写或油印后转发。
每天工作开始前或完成后，他还和思齐在一起玩一会。他把孩子抱在怀里，要孩子喊他舅舅。思齐很喜欢他，和他玩得十分快活。他也爱思齐，常常给她带吃的来，特别是他和孩子都爱吃糖炒栗子，来的次数也多。工作上我和他配合得很好，就像一对亲兄妹一样。
有一天，陈潭秋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的爱人也调到上海来了，被分配在省委机关做交通工作，今后要经常和我联系。
我说：“那好啊，我很欢迎这位嫂嫂，请你介绍我认识认识她嘛!”
当晚，陈潭秋就把爱人领了来。一见面，我再次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原来这位嫂嫂，是我在武昌女师的老同学、老战友徐全植。陈潭秋当时是我们共同的老师，也是我们共同的引路人。
我对徐全植说：“原来是你爱上了我们的陈老师呀!”
陈潭秋纠正说：“不对，是她爱上了我这个陈大哥。”
经过时间和风浪考验的友谊，更加珍贵。从这天起，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保持着格外亲密的关系。陈潭秋每天照常来办公，徐全植当交通员，也经常来取送文件。他们每次来，总是抱着思齐亲来亲去，要孩子喊他们舅舅、舅妈。徐全植还忙里偷闲，给孩子织了漂亮的毛衣。
遗憾的是，紧张中的这种愉快生活没有持续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党的机关不断遭到破坏。一些意志不坚定或投机革命的家伙，叛变革命后，带着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决定转移到中央苏区去。 一批中央领导人，如博古、张闻天等，已相继离开了上海。
陈潭秋也面临着或者随中央到中央苏区，或者去苏联的两种可能。他告诉我说，他走以后，省委的工作另外有人接替，而徐全植将留在上海，继续与我保持联系。
果然，1933年初夏，陈潭秋便奉命去了中央苏区。江苏省委指派省委组织部的李维明，接替陈潭秋与我保持工作联系。他是湖北天门人，只有二十六、七岁，以我表弟的身份来掩护，和我接头。
徐全植留在上海，继续负责省委机关的交通工作。为了工作与生活的便利，经请示组织后，她索性搬来同我一起住。她叫我小姑，我叫她嫂嫂，两人真成了食同桌、寝同宿的亲姐妹。
又过了一些时候，徐全植的工作也有了变动，组织上通知她马上离开上海去苏区工作。我为她置酒送行，她难过得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我们意外重逢，又匆匆话别，两人都觉得难舍难分。她抱着思齐亲了又亲，然后，带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我们两人朝夕相处的机关。
徐全植离开上海后，与我联系就全部由李维明负责了。他是个很活泼的年轻人，爱好文学，能写一笔好字。他每次来，都把思齐抱在膝上，背诵诗词给孩子听，逗孩子玩，常常引得她哈哈大笑。
然而，有一天他来时，神情非常惊慌，甚至顾不上搭理思齐。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很不安地告诉我，说徐全植在去苏区的途中，不幸被叛徒发现，遭逮捕，后被押送到南京国民党监狱，据说已经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了。
我被这骤然而至的噩耗惊呆了。我们分手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怎么就牺牲了呢?我失去了一位情同手足的战友， 一位亲如姐妹的老同学，我悲愤到了极点。这么多战友的牺牲，这么多烈士的血，我们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由于一时难以弄清出卖徐全植的叛徒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个机关，所以省委决定让我们马上搬家。李维明在法租界的浦石路找到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就把省委秘书处搬了过去。我和李维明的分工，则仍然没有改变。
但是，我在这个新地方工作了不久，却又被调回共产国际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