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彦懋

作者介绍：石彦懋（1900--1974）中将。号允朴，河北宛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骑兵科、陆军大学特别班第1期毕业。早年曾任山西督军署参谋，1933年任第32军139师参谋长，参加长城抗战，1938年春任第32军139师副师长，1940年任军训部少将参议，1948年任第19绥靖区参谋长，1949年5月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12月在四川成都参加起义。后任四川省自贡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

一、黄光华被撤职查办的经过

1938年春,我在商震的三十二军一三九师当参谋长,师长是黄光华,副师长是李嘉霖,所辖两旅的旅长是李兆锳和孙定超。那时队伍是从平汉线上元氏县一战之后退到黄河以南,一度在襄城、叶县一带休整,以后即开到尉氏县集结待命(军部驻在开封，军长商震兼河南省主席)。不久即奉命开赴陇海路东段归驻徐州的第五战区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受命开到台儿庄迤南运河南岸构筑工事，作据守台儿庄的孙连仲部的预备队。那时副师长李嘉霖被调到朱仙镇军部设立的教导团办教育,我被调充副师长,参谋长一职由邓佐虞接充。

商震

一天接到李、白的命令说,敌人向台儿庄右翼窜扰，命我师连夜开往邳县的义河镇附近归汤恩伯军团指挥。

因为白天敌机活动，我们待至黄昏以后才开始行动,由出发地到目的地大约是四、五十里,我们在夜半以前就到了。这时,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叫我们于翌日拂晓对当面贺庄附近的敌人进行攻击。

黄光华已经打开行李睡下,我把命令读给他听以后,他说:“你给两个旅长打电话，问问他们拂晓攻击行不行?”我对他说:“我们可以把命令要旨先告诉他们;若是问他们行不行的话,那一定是困难很多,又将如何处理呢!只有照转命令。”

他仍然坚持叫我问,我是坚持照转命令,他于是爬起来亲自拿起电话问李、孙二旅长。果然两个旅长异口同声地叫喊困难,说什么连夜行军官兵疲劳啦,又是什么给养没准备，弹药没补充啦，都是强调困难。黄光华放下电话对我说:“拂晓攻击办不到。”

我说:“那么这个命令怎么办呢?"黄说:“实在不行呀!我们带的是商先生的队伍,还要向商先生请示,不然若是受到损失，我们没法交代。”

我的意见既未被采纳,我就对参谋长说:“你顶一会,等师长下定决心，你好写命令。”我说完就靠在尚未打开的行李上休息,一闭眼就睡着了。及至醒来天已拂晓,参谋长告我说:“命令已经下达了，改为今晚作夜间攻击。”

说话间,翼侧的友军开始拂晓攻击,隆隆的炮声已经响起。这时军团部参谋处一个熟人(记不清是哪个同学了)打电话问我:“你们开始行动了吗?”我尚未回答时，黄光华急忙跑过来对我说“你就说已经开始行动了。"我说:“这种事如何能瞒得过呢?"黄急得跺脚说:“你太老实。你这样说好了，我负责。”我只得硬着头皮照黄的话回答了,就这样一时对付过去。

黄光华尚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而两翼友军当然因此受到影响。这时军团部派有参谋人员驻在我们的参谋处担任联络,实际上也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了。果然没有多久就接到战区长官部的命令说:“师长黄光华不听命令,贻误戎机,着即撤职查办。”

黄光华接到命令后大哭失声,追悔莫及。后来经商震向李、白竭力说项,始免于查办，仍由商震委为三十二军的总参议，所遗师长职由商震委派旅长李兆锳代理 。

萧县失守的前后

李兆锳代理师长后,队伍仍在汤恩伯军团的指挥下,曾一度由苏北的邳县向北推进至鲁南的兰陵镇、洪山镇一带。其后日寇增兵反攻，我们就节节向南败退了。

我们在洪山镇附近与敌对峙时，左右两翼是汤恩伯的部队。我们和汤军团部直接用有线和无线电话联络。

某日,敌人大举进攻:正面和两翼枪炮声很密，我们和友军彼此不时派参谋人员互相联系(也就是互相监视)。入夜,忽然和军团部的电信电话均叫不通，两翼的枪声也沉寂，逐渐竟在我们的侧后方响起来了。我们忙派人向两翼友军联系。

据参谋回报,左翼洪山镇已被敌人占领(原来驻有友军某团团部指挥所)，右翼也不见友军。当时已无法向军团部请示,如果不乘夜与敌脱离,一到天明将有被敌包围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自动撤退,计划先退到竹园、白马寺之线，距现地约二十余里,地形比较有利,到那里再打听友军的消息。

命令下达后,师部即开始撤退。大约走出十余里,天色将要拂晓,在路上遇到一个化装农民的兵正在打听一三九师师部。我和他接头，原来是汤部某师派来转达军团部撤退命令的。命令抄写在片纸上,是头天下午6时发出的,竟隔了十几个钟头我们才接到。两翼友军撤退时并未打个招呼。

军团部在撤去电话之前也并未预先指示要旨，尤其是通信员与通信员之间在撤收联络时也并未声明。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军团部是有意牺牲别人来掩护自己人的撤退,或者是下命令时只顾自己人,竟将我们这个单位整个遗漏。

我们看了命令后，李兆锳还要找个民家点起灯火在地图上加以研究。我劝他不要再耽延时间，因为命令指定的目标和我们的计划没有大的出入，如果再迟恐怕脱离不了敌人的包围。

果然在走后不久，即接到前面警卫部队的报告说,前面村庄已发现敌人，正与我对战中。我们遂等待后面的一个团来到，一同突围出去。后续的部队都是在白天突围，本来已经残破的队伍又损失约三分之一，配属的四门山炮也没有拉出来。

事后我到军团部去见汤恩伯，报告撤退经过及损失情形。我质问他何以在撤退前不打招呼,命令下达又如此迟缓,以致损失如此严重,怎么交代。他拍着我的肩膀说:“老弟不要着急，一切由我负责。”

经过这次突围以后,敌人把主力指向徐州、台儿庄方面，我们这方面也就没有大的战斗。这时我师的人数，两个旅凑起来也不到两千人。

有一天，汤恩伯召集李兆锳、孙定超、邓佐虞和我到军团部指挥所(在陇海路大槐树车站附近一个小村庄)。他在村外树林下预备了茶点,对我们说:“已经接到命令,叫你们师开到后方许昌附近去整编,特为给你们饯行，据说徐州东西陇海路两侧已有敌情,你们行军时要注意。如果冲不出去就回来,咱们一块打游击。还有，经过徐州时,最好不要声张,因为情况紧张,李、白正在抓队伍，说不定会又抓住你们。”

我体会汤对我们的这番殷勤关照，一面是和孙旅长的私人关系(日本士官同学)，一面也是要敷街一下前次对我们的歉仄。

我们这批残兵败将遂即摒挡西行。

某天夜间走到大许家时，李兆锳叫参谋长邓佐虞到乡公所借电话找徐州长官部参谋长徐祖诒,问一问路上的情况。我和孙定超都不同意打电话,以免自投罗网。李兆锳说:“参谋长和徐祖诒有师生关系，可以说私话。”

结果，邓佐虞打通电话回来说:“徐参谋长说,路上没事,你们放心走吧。”谁知走到徐州附近时，就碰上长官部派的一个参谋拿着命令正在等待我们。命令的大意是:敌人约一个旅团分两股由西南向我萧县前进,其一部已达瓦子口附近,我地方团队正在迟滞敌人，着该师迅速先敌占领萧县,固守待援;今夜或明朝即有某某部(约三个师的番号)向萧县增援。

当时的态势是敌我双方距离萧县都是四十几里，只要我们能抢先一步到达萧县,守住一夜,就算成功。于是我们命令部队用急行军向萧县疾进,限午前全部到达。

师部人员和两个旅长搭乘一部卡车驶至萧县,只见街上路静人稀,关门闭户。到了县政府,会到专员、县长和保安队长,他们正在束手无策，看见我们来到，极为高兴，并即用电话报告白崇禧。

我们侦察阵地后,部队陆续到达，当将大部兵力配置在城外，少数人守城，并加固工事。

萧县县城北面紧靠风凰山,大部分城墙在半山坡上。当晚,西北两面均发现敌人，与城外部队激战终夜，第二天,敌人飞机大炮终日轰击,而直到第三日上午友军并无一人来援,敌人遂包围东南两面。

当我们和徐州电报电话尚未断绝时,曾要求白崇禧增派援军。他说:“你们笔记下我的命令，多写几份，派人由四面缒城出去寻找,不论遇上哪个部队,交给他我的命令，要他们来增援你们。”结果派出送命令的人都如石沉大海，至此通信联络断绝。

敌人逐渐缩小包围圈,逼近城墙,占据北面山头,居高临下,机枪直射师部所在的房屋。西南两面敌炮集中向城内射击，入夜后稍为沉静,而援军仍无消息。

第四日拂晓,敌人集中炮火轰毁北城墙,步兵由北门两侧突入城内,部队逐层抵抗。北大街亦有敌人一部窜入。当时师部警卫连残余的数十人,已被守城的孙旅长调去，只余卫兵十几人和一挺轻机枪(当时卫兵排长不在)，我即集合起来亲自带去堵截北大街的敌人。

我走到十字路口向北转弯时，敌人的子弹打得路上石板乱冒火星，所幸北大街路东有几处住宅门前都有上马石，我隐蔽着指挥卫兵和机枪开始射击。这时卫兵排长匍匐着来到我身旁,我把任务指示给排长后返回师部(驻在东大街路北)。正值师长李兆锳同专员及师部人员走出师部,他对我说:“我们到东城墙上去指挥。”我明知这是无可奈何的表示,因为当时敌人只是尚未从东城墙突入而已，指挥则谈不上了。

我们上了城墙,看到旅长孙定超。这时敌人的枪弹、手榴弹到处飞爆,弹尽援绝的残兵纷纷跳城逃跑,完全失去掌握。李兆锳还对孙定超说:“你能不能集合起一部分人来再支撑一时。”孙定超只是摇头,表示没有信心。李转过来对我说:“我们决心与城共存亡!”我说:“那还有甚么说的!”

当时我们都拔出手枪，预备自戕。就在这一刹那间,李忽然又转念,放下手枪说:“我们何必这样消极呢，跳墙突围吧.如果不死,我们再干!”于是我们就溜下城墙，利用房屋的隐蔽向北面凤凰山奔去。

由城墙走到山脚,有一段是麦田,敌人的机枪打得很密,当时伤亡很多,参谋长邓佐虞、副旅长吕汝爽、团长马骥德等都死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到了凤凰山上，回视萧县城已成一片烟海，就这样沦陷于敌手。

我们在山上敌人先时修筑的工事内休息了片刻,喘息稍定,李兆锳我说:“我们不该出来,因为李、白对人很严厉，恐怕将来吃不消。”我说:“既已出来,后悔也无益。有可能时,我们再重整旗鼓。他命令上虽说固守待援，可是也明明说当夜或次晨即有三个师来援,如今已到第四天,并未见一兵一卒，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李兆锳说:“你可要记住这个命令词。”这时陆续来到的官兵凑集了三、四十人，于是我们开始出走。

翻过风凰山走了不到十里,就碰到刘汝明部某师的步哨线,对我们一再盘问,像是戒备敌人一样。嗣后由师部派来一个军官,又详细查询，并向师部报告请示后才准许我们通过。

走到师部附近时,由参谋长萧某(名字忘记了)来迎,让我们到师部休息。师长李某出来和李兆锳周旋。我和萧参谋长是同学，在北京住家也相离不远,所以他特别招待我到他的房里休息。

我当时很激动,特别感到遗憾的是，该师近在咫尺,竟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因此我问萧:“你们到这里来多久了?”萧说:“有三、四天了。”我说:“你们没有听见敌人飞机大炮打萧县吗?假若你们早一点动手增援，我们来个里外夹击，说不定会给敌人个吃不消，至少也不致落得这样的结果。”

萧很感慨地说:“咳!老兄,如果我知道你也在城里,那我心里就更加难过了。”我是尝过参谋长的滋味的，对这位老同学意味深长的谈话,自然也能体会得到,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们继续走了几天,最后到达师部后方留守处所在的叶县,沿途收容官兵约二、三百人。我因病请假到武汉就医,以后就一直没有回部队去。后来听说没有追究失守萧县的责任，还实授李兆锳为第一三九师师长，并发奖金数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