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日子里，苦闷与寂寞如同厚重的雾霭，紧紧包裹着浩然的生活。北京人艺的老编剧梁秉堃，这位与浩然相交多年的挚友，某日特地前往月坛的浩然家中探望。然而，浩然却沉浸在书海中，迟迟未归。当老伴老杨满是感慨地向梁秉堃诉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踏足这里，来看望他了”时，那份孤独与落寞仿佛能穿透人心。浩然愣住了，眼眶瞬间湿润，紧紧握着梁秉堃的手，泪水无声滑落。梁秉堃心疼地劝慰着他：“你从未有过当官的念头，更未曾伤害过任何人。”

陈建功在回忆中提及，那段时期，一些老作家对浩然持批评态度，而中青年作家则站出来为他发声。他们认为，浩然的文艺思想或许需要梳理，但他的人格品质却是无可指责的。

80年代初，演员李雪健说：对浩然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他毕竟为文学事业贡献良多，不应全盘否定。在会议上，我们进一步明确，“十年”之事已成过往，不应再成为新的矛盾焦点，更不应无休止地纠缠。

我们鼓励浩然重新融入党内生活，鼓励他直面问题，而非每月仅派孩子代领工资。浩然心存顾虑，担心自己是否受欢迎，毕竟“十年”期间他曾被捧上云端，却又猛然跌落。他起初颇为勉强，心中郁郁寡欢，但在大家的耐心引导下，逐渐走出阴霾。同时，我们也做老作家们的工作，指出他们对浩然的批评或许过于严厉，他的错误属于一般性范畴。我们鼓励浩然更加深刻地反省，同时也呼吁大家摒弃成见，团结一心。

浩然的代表作是《艳阳天》。这部革命历史小说，在时间跨度上独树一帜，它将故事紧紧锁定在麦收时节的十余天里，通过东山坞农业合作社的点滴变化，展现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小说的叙事结构错落有致，横向插叙运用自如，时空转换流畅自然，平面的叙述中蕴含着时间的共时性，展现了不同地点、不同人物的活动，使得整个叙事既紧凑又大气磅礴。

第二、第三卷同样采用了这种时间结构，第106至110章的故事几乎同时发生，这种横向展开的共时性结构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生活画面，使人物关系更加紧密，相互交织，共同勾勒出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及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人伦习俗。

在“十年”期间，浩然的《金光大道》同样引人注目，其意识形态色彩与对生活细腻的描写相得益彰，一度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同时期的《虹南作战史》，由上海县“工农兵写作组”集体创作，生动反映了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与斗争。

此外，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描绘了红军队伍在井冈山道路的指引下，于南方某山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壮丽史诗；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则再现了解放初期东北地区某矿山修复过程中的尖锐斗争。这两部作品在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上相对较少，更显真实与生动。

浩然早期的作品，多采用了一种外来者的观察与叙事视角。这种独特的视角使他能够巧妙地避开现实社会生活中那些不必要的琐碎细节，直接聚焦于政治主题所关注的核心内容。他能够自由地穿梭于叙述之中，时而跳跃，时而诗意抒情，展现出极高的艺术造诣。

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浩然塑造了一批无产阶级理想人物，他们英勇无畏、甘于奉献，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同时，他还将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融入其中，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宣传马列主义思想。这种乡土抒情与政治抒情的“巧妙结合”，使浩然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抒情姿态，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领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浩然，提出的写作公式，犹如一把锐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农村生活的肌理。首先，他深入剖析那些对党的政策和方针心存疑虑的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根源所在；接着，他又像是一位敏锐的探险家，深入挖掘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通过改造前者、发挥后者，他巧妙地抽取出精华，剔除糟粕，再加以糅合、概括，使作品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满足阶级的需求。

以他的成名作《喜鹊登枝》为例，浩然生动地演示了这一公式的运用。当党的婚姻法颁布之初，尽管这一法令光芒四射，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却仍遭遇了封建残余思想的顽强抵抗。面对种种混乱与误解，浩然没有简单地加以批判或歌颂，而是冷静地观察、深刻地思考。他坚信，婚姻法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法律，人们的误解只是暂时的，事实终将让他们转变观念，成为这一法律的坚定拥护者。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信念，他运用自己的写作公式，将手中的素材进行改造和发挥，创作出了《喜鹊登枝》这部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他塑造了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婚姻法的老人韩兴的形象，通过他主动帮助和支持女儿自主婚姻的故事，传递了婚姻法对于农村生活的积极影响。

然而，在浩然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英雄形象的塑造从正剧向悲剧、从胜利向受难的转变。特别是在《金光大道》中，高大泉这一形象比《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更具英雄“神性”，却也少了些许凡俗人性。这种“神”化式的塑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文艺创作对于新人物的理想化追求，但也暴露出作者文学想象力的局限。

尽管如此，浩然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随与肯定却是他作品中始终不变的因素。无论是早期的“新人新事”小说，还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代表作，甚至是新时期的《山水情》、《晚霞在燃烧》等作品，都鲜明地体现了他对时代主旋律的追踪和响应。这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态度，使得浩然的作品在主题上往往与时代思潮保持高度一致，但也因此限制了他提出新鲜、独立思想命题的能力。

此外，浩然对于英雄形象的塑造也经历了从正剧英雄到悲剧英雄、从胜利的英雄到受难的英雄的转化。特别是在对合作化时期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描写中，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们塑造成了英雄形象（除《苍生》中的邱志国外）。

这些英雄人物凭借过人的政治才能和对社会主义集体事业的热情，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种种困难阻挠面前战无不胜，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直接缔造者和旗手。而在新时期的作品中，虽然造反英雄的形象有所改写，但合作化干部的高大形象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他们依然是浩然新时期小说中不可缺少的正面形象和中心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