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遗像前的苹果开始腐烂，
我摸着放映机温热的铁壳，
想起她临终前说的话：
"你放的那些光啊影啊，
最后不都化在黑暗里了。"
第一次见到胶片燃烧是在1978年的秋天。那时我刚顶替父亲的班，在县电影院当放映员学徒。暗室里浮动着醋酸纤维的酸涩气息，老张头把一卷过期的胶片扔进铁皮桶，划亮火柴的瞬间，那些定格着革命样板戏的赛璐珞突然活了，扭曲的人影在火焰里跳着诡异的舞蹈。
"看清楚了？"老张头用铁钩拨弄着燃烧的胶片，跳动的火光照亮他右脸的烫伤疤，"这玩意儿比人实诚，该烧的时候不吭声。"后来我才知道，那些胶片里裹着某位领导年轻时在省城跳舞的黑白画面。
八年前的冬天特别冷，放映室的铁皮烟囱被积雪压弯了腰。我蜷缩在倒片机旁取暖，突然听见走廊传来慌乱的脚步声。老张头冲进来时带进一阵风雪，军大衣下摆结着冰凌。他把三盒胶片塞进我怀里，那是我第一次摸到带有体温的胶片盒。
"去三号仓库，找第三个通风管。"他说话时牙齿磕得咯咯响，鼻孔呼出的白气在镜片上凝成冰花。我抱着胶片钻进通风管道，听见外面传来皮带扣碰撞的金属声。直到后半夜，我爬出来时在雪地里发现半截烧焦的食指——老张头总说放映员的手指比命金贵。
那个冬天过后，我正式接过老张头的工号牌。每次调试放映机时，齿轮咬合胶片的咔嗒声里，总掺着若有若无的皮肉烧焦的味道。
1993年夏天，文化宫改成了镭射录像厅。我的徒弟小周在更衣室收拾东西，铝合金窗框把夕阳切成惨白的条状。"师傅，镭射厅招调试工。"他把安全帽转得哗哗响，"这破机器该进博物馆了。"我摸着35毫米放映机的黄铜旋钮，想起十五年前老张头教我装片时说的话：胶片跑起来像心跳，每秒24次。
那天晚上放的是最后一场《霸王别姬》。银幕上程蝶衣在火堆前甩动水袖时，我听见观众席传来细碎的呜咽。胶片转到最后五分钟突然卡住，幕布上叠满波浪状的划痕。几个醉汉开始砸啤酒瓶，我冲进放映间时，发现小周正用改锥戳着卡死的齿轮。
"让开。"我推开他颤抖的手，指腹摸到齿轮间卡着的半截指甲——不知是哪年哪月留下的。胶片重新转动时，银幕上的程蝶衣已经化成灰烬，观众席亮起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像散落的电影票根飘在黑暗里。
去年清明，我在城南旧货市场支了个胶片修复摊。数码城的玻璃幕墙把阳光折射成七彩光斑，照得老花镜片雾蒙蒙的。穿露脐装的姑娘递来盘褪色的8毫米胶片，"爷爷，能把这个转成电子版不？"
胶片在检片台上缓缓展开，我看见1979年的自己正在给新婚妻子拍照。她站在百货公司橱窗前，玻璃倒影里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的标语。那时的阳光透过胶片镀膜，在她酒红色的确良衬衫上漾开蜂蜜般的光泽。
"这里缺了二十秒。"我指着胶片中段焦黑的齿孔。姑娘嚼着口香糖说："听我爸讲，当年他偷拿摄像机拍我妈，结果拍一半摄像机着火了。"我突然想起老张头烧胶片那晚，铁皮桶里蜷曲的胶片像蛇蜕下的皮。
我把修复好的视频存进U盘时，姑娘突然指着某个画面："这个红衣服阿姨真好看。"屏幕定格在妻子转身的瞬间，1979年的风掀起她鬓角的碎发，身后橱窗里陈列的电视机正播放着自卫反击战的新闻。
现在我的工作间堆满各种胶片罐子，醋酸挥发的味道越来越淡。有时半夜惊醒，总觉得耳边响着放映机运转的嗡嗡声。上周收拾阁楼，发现那盒1978年救下来的胶片，片头还有老张头的指纹印。我把胶片装进老式放映机，幕布上雪花点跳动时，突然听见三十年前那个雪夜的脚步声。
妻子遗像前的苹果开始腐烂，我摸着放映机温热的铁壳，想起她临终前说的话："你放的那些光啊影啊，最后不都化在黑暗里了。"此刻幕布亮起，跳动的光影中，我分明看见老张头举着搪瓷缸朝我笑，他缺损的右手食指在胶片上投下细长的阴影。
窗外的霓虹灯牌突然亮起，数码蓝光穿透幕布，将那些泛黄的画面染成诡异的紫色。我关掉放映机时，听见胶片在片盒里轻轻叹息，像一声未完成的晚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