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是国家近些年政务与法制工作的主题之一。
中国古代皇朝，贪腐也是贯穿始终的，为了国家发展和吏治考量，所以历朝历代皇帝都下了许多功夫，去治理贪污腐败，也因此，有许多的反贪腐手段，以及君王治腐的典故流传下来。
这些君王，有的是开国皇帝，有的是中兴之君，有的创开国盛世，有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一而足。
而这些古代皇朝的统治者们，在反腐倡廉的具体途径上，手段也是各有千秋，各有特色，有的行酷烈手段，以杀止贪；有的则善用人治，以理服人。
总之，虽然反腐工作重在日常，千秋万代，腐败始终治之不尽、隔绝不完，但是不得不说，古代皇帝在治贪止贪这件事上，确实是尽力了，而他们治理贪腐的手段，其利其弊，也给我们后人以许多启发与思考。
这一章，我们就来讲讲古代君王如何治理贪腐的问题，推古及今，查漏自省，得其善者而从之。
朱元璋的“人皮庙”唐宋元明清，中国中古时期最大的五个皇朝，明朝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位比较特殊。
尤其特殊之处在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这五代皇朝五个开国之君中，唯一一个出身农民，靠起义斗争不断发展，成为开国之君的平民皇帝。
特殊的出身，造就了特殊的皇帝，因为朱元璋的起义，反抗的是元朝的暴政，所以朱元治国，尤其是吏治方面，手段比较简单粗暴，堪称明朝最大的暴力者。
朱元璋穷苦农民出身，小时候家里被元朝的官吏逼到基本死绝，所以尤其痛恨搜刮民膏，把百姓的血喝干的贪官污吏，和不法臣子，所以，朱元璋治理贪污腐败，只有一个字，杀。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明告天下诸臣工，建国伊始，民生凋敝，百姓不易，要像对待初生的雏鸟那样对待百姓，要像对待发芽的树干那样，轻盈地执政。
为此，朱元璋不仅免徭役，免赋税还下令奖励农耕，鼓励生产。
但是朱元璋的和颜悦色，并没有换来贪官污吏的谅解和慎重，这些官员都是畏威不畏德，哪怕老皇爷朱元璋三令五申，要百官夹起尾巴，但依然有人止不住贪欲，顶风作案。
洪武十八年，有地方官吏勾结中枢官员，上下打点，倒卖官粮，一车粮食不仅掺杂砂石，而且还过三遍秤，虚报漏报严重，借此获利大笔银钱。
百姓叫苦连天，农民义旗堪堪举起，朱元璋盛怒之下，令锦衣卫监察院一查到底，最后直接查到了朝廷中枢，查到了户部侍郎郭恒的身上。
这就是明初著名的四大案件之一的“郭恒案”。
朱元璋最恨贪官，于是下令，把六部侍郎以下贪官都拉去砍头，贪赃严重的，扒皮充草，建人皮庙，点天灯……
其中最凶狠的惩治就是扒皮充草置人皮庙，朱元璋命人把贪墨最重的贪官活剥皮，然后在风干的人皮里充斥干草，做成草人，然后集体放在专门建立的人皮庙里。
传说，人皮庙就在应天（南京）府衙的正对门，一溜的人皮草人站在墙根，空洞的眼睛就直直看着官府。
更有传说，朱元璋下令，把贪官的皮做成坐垫，让官员升堂时坐在屁股下边办案，以此震慑官吏。
这样的手段，太过残暴，成了明朝官员头上的梦魇。
朱元璋是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农民皇帝，杀起人来根本不顾那么多，只想着以此法震慑贪官污吏。
乱世用重典，这话没毛病，但是也要掌握分寸与程度，像是李世民那样，开国之初戒严一时，国疑过后，则恢复正常，是正该当时的正确举动。
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大开杀戒，六部侍郎以下官员，无论官职大小，无论有错没错，直接一杆子打死完，结果一下子牵连了两三万人，实在是矫枉过正了。
因为屠刀提起来以后，这就不单再是吏治的问题了，因为皇帝一张嘴，官吏们的具体执行，会不由自主地跑偏。
比如锦衣卫，作为天子鹰犬，锦衣卫办事，简单粗暴，一通杀完，其中攀咬纠葛，错杀殃及，数不胜数。
结果屠刀一开，人头滚滚。
不止贪官污吏杀完了，无辜的朝臣也杀完了，连带着朝臣的家人、族人、亲故，也一并杀完了，其中无辜者至少一半，本为肃清吏治，结果收效多少，根本没数。
到最后，情势愈演愈烈，朱元璋都不得不把行刑官杀了以慰官怨，朱元璋自己更是感叹，“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可见，朱元璋虽然杀贪官杀得过瘾，但是也是看到了滥杀的后果，后悔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朱元璋已经这样酷烈地杀贪了，但是他死后，大明的贪腐依然严重，子孙治理不力，大明最终在吏治崩坏中消亡了。
相比之下，同样是治理贪腐的，清朝雍正帝的反腐政策，就温和得多。
雍正帝的“养廉银”养廉银政策，为清朝皇帝雍正所创的财政制度之一，主要针对官员。
朱元璋研究了前朝大元灭亡的原因，最终决定把防止贪腐放在吏治工作的第一位，因此大力打击贪腐，无独有偶，雍正皇帝也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他也研究前朝，并得出了与朱元璋如出一辙的结论。
贪腐误国。
只不过，虽然看法一致，但是雍正帝反贪的手段，不像朱元璋那样暴烈，反而充满着仁政之意味。
雍正帝的反贪法则，叫做“养廉银”。
雍正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接手的是乾隆帝手中的“康乾盛世”，但实际上，此时的“康乾盛世”已是日薄西山。
雍正帝不像他的前任康熙乾隆两帝那样有手腕，懂得强权治国，相反，雍正是有一些软弱的性格，这导致他继位之时，官员都欺负他，敷衍他，不好好办事，搞小动作。
此时，清朝的税收增速放缓，税银短缺，国库空虚，情况挺糟糕的。
但是雍正帝虽说治臣不怎么样，但是搞经济是一把好手，他励精图治，大力治国，经济情况好转，雍正转头就开始反腐。
雍正的反腐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手叫“预防”，一手叫“养廉”。
雍正下令，官员任命、考核、升降，都要经由按察部门集中处理，定期考核，确保官员没有伸拿卡要的机会，预防腐败滋生。
其次就是“养廉”，雍正专门从国库中调集一笔银子，给官员们发银钱补贴，这是除了俸禄、补贴、恩尚之外，朝臣的又一种收入途径。
雍正认为，腐败之所以滋生，是因为环境给了腐败滋生的条件，而这种大环境就是，官员缺钱，缺乏合法收入，所以才会想办法捞不合法的钱。
说白了，雍正帝觉得清朝的官太穷，没有挣钱的途径，所以动歪脑子，因此他给了多一种途径的挣钱途径，希望官员们收敛一点，不要动歪脑子。
雍正帝的高薪养廉政策，不得不说，是在努力朝着廉政的根子上进行要素挖掘的。
只不过，雍正接手的清朝，毕竟是在走下坡路，而高薪养廉的负担，对于本就不健康的大清，无疑是一种拖累，不过百年左右，这个办法就不得不废止了，因为大清拖不起了。
不过这个廉政思路，是值得借鉴与思考的。
“戒奢崇俭”李世民唐朝皇帝李世民，终其所治李唐一朝，反腐手段虽不如明太祖朱元璋的“人皮庙”那般酷烈，也不如雍正帝的“养廉银”那样依赖国家财政，但是却更有效，更系统化。
李世民治贪腐，手段不多，只有两条，一是以廉用人，二是完善制度。
首先，以廉用人意思就是唐太宗任用官员，首要廉洁。
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李世民作为唐朝的第二代皇帝，他十分善于思考，他仔细地分析了隋朝灭亡的原因，隋炀帝虽然也是明君，但是比较自大刚愎，喜欢唯我独尊，这样的皇帝，既不得臣子尊崇，亦会淆妄视听，自乱其政。
于是，李世民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能够有人指点着，往正确的方向走，便下令设弘文馆，举天下贤才为己所用。
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杨师道，魏征，褚遂良等，都是骨鲠直言的忠廉之臣，而且李世民不搞讳言忌听那一套，自己为政，哪里有错，官员们但说无妨。
比如皇帝花钱多了，可说可谏，百官贪污了，依法处理。
李世民治贪污，不见得使多大劲，但处处以身作则，垂贤下士，官员们见皇帝都这么正直廉洁，自然更不敢冒险贪污。
于是李世民治下，贪污官吏，算是少的，而由此吏治清明之基础，才有“贞观盛世”的景象。
结语综上所述，除了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极端的个例以外，历朝历代皇帝基本都有各自的反贪法门。
这些方式，虽然各自存在弊端，但是亦不乏首创明举，为后世垂范，亦被后世借鉴，推古及今，查漏自省，得其善者而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