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全社会屏蔽“妇女”，百年妇女节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战场

与其他现代节日不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则常常是罢工和示威游行等形式，这充分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革命性与斗争性。

但是近年来，人们对这一革命的传统强调不足。比如1990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妇女节种种》将“三八”国际妇女节与日本的三月三女儿节、汉堡的太太节等相提并论，与“三八”国际妇女节息息相关的战斗性与妇女解放的诉求在这里已经看不到了。

而2007年、2009年更有全国政协委员以“妇女”一词被多数人认为贬义——涉嫌专指“文化偏低、年龄偏大”的女人为理由，提案要求将“三八”国际妇女节更名为“三八”女人节或女性节，也许我们可以原谅这位美容达人委员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历史的无知，但这恰恰提醒我们注意“三八”国际妇女节所代表的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公共文化空间的意义，正在被逐渐淡忘。

与其他同样在近代传入中国的西方节日——诸如国庆节、植树节、圣诞节等不同，“三八”国际妇女节有其鲜明的性别属性——它是妇女专属的节日。美国学者斯蒂夫·斯密司在比较了1898-1927年间圣彼得堡和上海的妇女罢工运动之后，认为女工运动对于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身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更重要的是营建了集体的“社会性别”认同。同样，以“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活动为主题的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正是中国妇女在20世纪以来形成新的“社会性别”认同的最重要的场域之一。

195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北京、上海都组织了妇女抗议美国武装占领日本的示威游行，上海据称是10万人大游行，这两场大游行分别登上了《新中国妇女》第19、21两期的封面。王政教授认为，“这两个大规模妇女集会是两地妇联建国后组织的首次重大妇女集会。这样的活动显示的不仅是中国妇女的爱国主义，预设的观众也并非仅是美帝国主义。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会明白，作为单一性别的妇女示威活动，她们显示的是新中国妇女的威力，观众可以包括所有依然歧视妇女的中国男女。”

即便在新中国，对于妇联这样的官方妇女领导机构而言，借助“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具有鲜明性别属性的节日的活动来展示“新中国妇女”这一集体政治主体，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当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评比标准。而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

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虽然受文革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但以康克清、邓颖超为首的中国的妇女工作领袖们锲而不舍又充满智慧的努力，使这一传统在1973年得以恢复，这与中共中央重建妇女组织、再度重视妇女工作的进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现代节日不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则常常是罢工和示威游行等形式，这充分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革命性与斗争性。美国学者秦琪拉生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妇女的动员形容为是对“革命的革命”。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场域

中国人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一以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

随后，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多次在上海领导女工斗争，仅1922年一年间就在上海的60间丝厂、3万名女工中先后发动18次罢工。但是当时中共内部妇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时只有女党员4名，到第二年6月时也不过13人。

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到中共“三大”时就提出了全国妇女运动大联合的口号，要“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并在宣言中把“确定妇女与男子地位之平等，并扶助其均等的发展”列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一大纲领。

现在大家习惯称何香凝为国民党第一任妇女部长，这其实是个误会，在何之前，老同盟会员曾醒5和廖冰筠6都先后短暂地出任妇女部长；1924年廖冰筠请辞后，何香凝才开始代理妇女部长一职，同时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部长，直到1927年3月11日，才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选为妇女部长，但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而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

据何香凝回忆，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在一次谈话中向她谈到蔡特金与“三八”国际妇女节，而当时妇女部“为了配合进一步开展妇女群众运动，就打算在广州举行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虽然这次活动是由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发起组织，但“广东各界的女共产党员和女青年团员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

何香凝还特别动员丈夫廖仲恺先于3月3日在广州执信学校作了题为“国际妇女节之性质”的专题讲演，介绍妇女节的历史与意义，这个演说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党首次向中国大众介绍“国际妇女节”这一概念。3月8日当天，先在广州第一公园开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会毕后整队游行，还有十余人乘着汽车散发传单，并沿途演讲。”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

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县、梧州、宜宾、保定、醴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

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

“三八”国际妇女节起源的中国版解读与中国百年妇运的国际视野

1924年3月5日，广州的《民国日报》发表“庆祝国际妇女日”的社论，介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源起，称“妇女日由一千九百○九年美国社会主义妇女团体发起，倡之者为妇女国际共产党领袖栉琼，一千九百○十年，妇女社会主义第二次国际会议开于丹麦京城，决议以三月八日为世界的令节，广为遵守。”这大概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国内报刊最早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介绍。

1928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史良发表在《新华日报》的文章也称：“我们想起革命巨人蔡特金女士所以提倡把‘三八’作为国际劳动妇女节，是因为一九○九年美国有一大批劳动妇女，曾经举行过要求自由平等的示威游行。她认为，这是妇女大众空前的解放运动，不但有着历史上的价值，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节日当作激励全世界各国妇女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的巨浪。”1949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简史里，为该节日追溯了三个源头：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的斗争、1910年哥本哈根会议和1917年3月8日俄罗斯妇女的示威游行。以后，国内流行的“三八”节起源说基本沿用这一说法。

据北京大学孔寒冰教授考证“，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与1909年美国妇女游行毫无关系——甚至1909年3月8日的所谓游行也子虚乌有，如果何香凝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个中国版错误起源说的源头当在鲍罗廷夫人。

孔寒冰教授认为，在1921年莫斯科第二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之前，世界各国妇女纪念“妇女节”的日期并无规定，而在这次会议上第二国际采纳了保加利亚代表的建议“，通过决议将3月8日这天定为国际妇女节”“，以纪念俄国女工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争”。

而孔寒冰的导师高放教授在2005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文章里，则以《美国共产党史》和《美国妇女史百科全书》为依据，对孔寒冰的说法作了新的修订，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归于“纪念1908年美国纽约市女工的斗争”。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每年于3月8日举办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三八”国际妇女节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纪念日。

在联合国介绍国际妇女节的网页上，把“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归因于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应该是比较全面客观的描述，这些事件包括：美国社会党人在1909年将2月28日定为全国妇女日；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但未规定确切的日期；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有超过100万妇女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1913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日，俄罗斯妇女以举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示威游行的方式庆祝了她们的国际妇女节；1914年3月8日，欧洲多国妇女举行反战示威游行；为纪念在一战中丧生的近200万俄罗斯妇女，1917年3月8日(俄历2月23日)俄罗斯妇女举行罢工，拉开了“二月革命”的序幕，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

可以说，正是上世纪初这一系列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妇女运动共同促成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而不是我们平时想当然的“国际妇女节”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遗产。而在西方国家，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正常举行，虽然后来一度中断，但60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再次兴起后又逐渐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