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上郡（今陕西榆林）发生一件怪事——有人从地下挖出石室，里面藏有一具年代久远的“盗械之尸”。

所谓“盗械”，即因犯罪而戴上刑具之状。年轻的经学家刘向经过研究，上书朝廷，说这具古尸是传说中的“贰负之臣”，据说，贰负擅行杀戮，受到天帝惩罚，被拘禁在疏属山中，他的右足戴上脚镣，双手与头发反缚在一起，捆到一棵树上，直至死去。

汉宣帝好奇地问刘向，爱卿为何知道这个故事呀？

刘向说，我是从《山海经》里读来的。

汉宣帝大为惊奇。一时间，满朝文士、当世大儒纷纷捧起《山海经》，跟风研读，啧啧称奇。

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前，《山海经》因其怪诞，一直不受读书人的重视，就连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禹本纪》（今已失传）、《山海经》都是上古奇书，太史公认为，他没有亲眼看到书中的奇怪事物，故不敢言。

西汉学者刘向的古尸鉴定，却让朝野掀起一股《山海经》热。这股潮流，一直传到了现在。

贰负：“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山海经·海内西经》）

青年时的刘向凭借文学上的成就，通过汉宣帝选贤，步入仕途，后来，他常年负责“校理秘书”，掌管皇家藏书，成为中国目录学的鼻祖。

经过长年累月的付出，“小刘”熬成“老刘”，刘向为典籍的流传奉献一生，而他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有个好儿子。

刘向的儿子刘歆继承其父事业，也成为一名大学者。刘歆精通古文经学，他的学术成果甚至影响了其好友王莽的托古改制。

今天我们讲《山海经》的流传，离不开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

刘向画像

刘向引领《山海经》热的多年后，其子刘歆作《上〈山海经〉表》，继续向朝廷大力宣传《山海经》。

刘歆说，《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意思是说，乍一看书里写的都是奇异鬼怪之事，实际上都是上古时期的真人真事，而且此书有助于读书人博古通今，可以考证天地万物的吉祥征兆和灾变怪异，了解异国他乡的民风民俗（“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

为此，刘歆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山海经》是可信的。一个是他父亲刘向曾经考据出上郡古尸的来历。另一个故事是，汉武帝时，有人献上一只奇怪的鸟，无论喂它什么它都不吃，只有博学多才的东方朔一下就叫出了这只怪鸟的名字，并且知道该喂它吃什么。随后人们按照东方朔的方法喂养，果然灵验，便问东方朔，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东方朔答，我是从《山海经》里读来的。

如今看来，这两个故事难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刘歆作为当时的学界大咖，他的话很有分量，在别人看来，他读的书多，不会骗人。

经过刘歆的校定，今传18卷本《山海经》广为流传。现在，《山海经》的传世版本共18卷，约31000字，主要由《山经》和《海经》两部分组成。《山经》记载山川地理、矿产、珍禽异兽、花草树木等，又分为《五藏山经》5卷。《海经》记载海内外的国家、民族、神奇事物、神话历史，又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三大部分，共13卷。

值得一提的是，在刘歆之前，其父刘向也曾整理过《山海经》，其版本应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13卷本，不过，该版已失传。刘向、刘歆父子先后总领校正宫廷秘藏书籍，现存很多先秦典籍经他们之手进行过整理，但对同一部古籍进行反复校正的情况十分少见，可见父子俩对《山海经》的偏爱。

到晋代，神秘的《山海经》遇上魏晋的玄学之风，碰撞出新的火花。

晋人郭璞是最早为《山海经》作注的学者。

用现在话说，郭璞是一名“斜杠青年”。自打年轻的时候，这个河南人便集训诂学家、风水大师、游仙诗祖师、资深“驴友”于一身，因此，后世文献大多将其塑造成一个料事如神的大神级人物。

据说，西晋时，河东一带发生骚乱，郭璞卜了一卦，突然丢下占卜用的书策，长叹一声：“唉，百姓要陷入异族的统治之下，故乡将要受到胡人的蹂躏了！”不久后，永嘉之乱爆发，五胡乱华，衣冠南渡。

到了南方，郭璞先后当过王导、王敦的参军。王敦图谋叛乱时，请郭璞占卜吉凶。郭璞告诉他，这事儿成不了。王敦又问，那你说我能活多久？郭璞说，您若是起兵，不久就有大祸，命不久矣。王敦大怒道，那你知道自己的寿命吗？郭璞说，我会死在今天中午。愤怒的王敦果然当天下令将其处死，郭璞遇害时49岁。

另一件神奇的事情，发生在郭璞与南朝才子江淹之间。江淹早年才华横溢，文采斐然，可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晋代的郭璞来找他，说有一支五色神笔落在江淹这里了，现在要收回。经过这一梦，江淹就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后世称之为“江郎才尽”。

郭璞一生博学多才，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有口吃（“讷于言论”）。

但是，正因为不擅长口头交流，郭璞没有把太多时间花在口若悬河的清谈上，而是专注于书山学海之中，并迷上了《山海经》的世界。

郭璞用晋代的通用语言，对刘歆本《山海经》中生僻难懂的字句进行注释，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深刻影响《山海经》的流传。

作为注《山海经》的第一人，郭璞将世人对《山海经》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郭璞注《山海经》之后，北魏郦道元作地理名著《水经注》时，大量引用《山海经》的记载，并肯定《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

后来，历代名家注《山海经》，大都以郭璞注本作为权威底本，如明代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杨慎《山海经补注》，清代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经过郭璞之手，后世流传的《山海经》已然定型。

郭璞画像

比较遗憾的是，《山海经》原著中的图画在这个过程中失传了。

起初，《山海经》是一部带图的古籍。神话研究专家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一书，尤其是其中《海经》的部分，大概说来，是先有图画，后有文字，文字是因图画而作的”，其中有很多文字是“解释图之词”。

根据现有文献分析，《山海经》的图可能在西汉后期已经失传，因为刘向、刘歆校书时都没有提到过书中的图。尽管后世刊行《山海经》时往往附有图画，但已是根据现有文字二次创作的补画之作。

汉代以后，《山海经》流传的主要脉络十分清晰，离不开以上学者的贡献，但说到《山海经》的作者，可就剪不断、理还乱了。

刘歆在《上〈山海经〉表》写道，“《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伯）益等类善恶，著《山海经》。”这是西汉学者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说法。

直到唐宋时期，古人仍相信，《山海经》是大禹及其助手伯益在治水期间的见闻笔记。

如果将《尚书》《国语》《山海经》《淮南子》等古代文献拼凑起来，可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大禹治水故事。

《尚书·尧典》载，洪水滔天，危害四方，尧与众臣商议，何人能治理水祸？部下先是推荐了共工。尧不同意，说共工这个人精得很，貌似恭敬，其实内心很傲慢，不堪大用。众臣却说，没有其他人选，先用他，不行再换。

共工治水，以为水患来自大海，是海底泥沙淤积造成，于是从这一点着手，结果治水二十年，水患越来越严重，被尧撤职。

接着，尧问众臣，何人能治水？众臣推荐了鲧。

鲧治水，用的是“水来土挡”的方法，哪里有水堵哪里，一点都不so easy。等到鲧带人四处修堤抢堵之后，洪水仍然不断上涨，治水再度失败。按照《山海经》的说法，鲧治水失败后，“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的儿子就是禹，他是上古文献中尧、舜时期的第三位治水者。大禹治水，采用疏导河川的方法，率领百姓疏通河道，引水入海，在此期间，他淌河过江，翻山越岭，三过家门而不入。

大禹不仅治理洪水，还走遍华夏，丈量土地，划定九州，如《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袁珂先生认为，“整部《山海经》便可说是一部神话性质的地理书”。《山海经》中有很多关于山岳、河流的记载，尽管其中充满神话色彩，但也带有划分地理的概念，如《山经》五卷，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在叙述河流的部分，也会描写其流向、发源等。

古人觉得，这些记载符合大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经历。他们相信，当年大禹一边走，一边记，将其所见所闻著成了《山海经》。

此外，《山海经》还有对大禹故事的补充，比如“大禹杀相柳”的故事。

《山海经》说，相柳（相繇）是共工的部下，相貌凶恶恐怖，为巨大的青色蛇身，上面长着九个脑袋。大禹治水时，相柳老是捣乱，等到治水成功后，大禹便杀了相柳，为民除害。相柳死后，其血液汇聚成河，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大禹只好将其污染的土地多次填塞，最后干脆挖了一个大池塘，让相柳的血流到池中，再进行掩埋。

[宋]《九州山川实证总图》

除了大禹外，关于《山海经》的作者，还有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比如宋代朱熹等认为《山海经》是“战国好奇之士”所作；民国学者陆侃如认为一部分为战国楚人作，一部分为西汉时作，一部分为东汉魏晋时作；鲁迅先生推测，《山海经》“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研究《山海经》多年的学者袁珂提出，“除了《海内经》四篇是成于汉代初年以外，其余都成于战国时代”，成书的时间历经数百年。

总而言之，相比难以考证的大禹说，现代学者更倾向于《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一地，作者也非一人的说法。

他们认为，这部典籍是在历代先民口头传承或文字记述的基础上成书，是中国上古地理、神话、历史、宗教、民俗、动物、植物、矿产等百科知识的汇集。

这个观点，在《山海经》的文字中有迹可循。

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可以惊讶地发现《山海经》“四方神”与殷墟卜辞“四方帝”的契合之处。

从楚国诗人屈原的楚辞中，可以细心地找寻《山海经》中的异兽，如“应龙”“烛阴”“蝮蛇”等。

从上古英雄的传说故事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山海经》中的神化形象，如大战蚩尤的黄帝、治水的大禹、善射的后羿、野性十足的西王母。

“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是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山海经》这部奇书、怪书，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经久不衰的源泉，如袁珂所说，乃“史地之权舆、神话之渊府”。

《山海经·南山经》写道，青丘之山有兽，“其状如狐而九尾”，而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九尾狐再度现身，“有青丘国，有狐，九尾”。

《山海经》中的九尾狐故事被后世不断改造，到了汉代的《吴越春秋》，有九尾狐见于涂山，寓意国家昌盛的传说；到了宋代笔记《侯鲭录》中，九尾狐则演变成了狐媚美女的化身，“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山海经·南山经》）

在《山海经》描绘的海外大荒地图中，有形形色色的神奇国度，其中带有明显的二元对应原则。

《山海经》有小矮人聚居的“焦侥国”，就有人人身躯庞大的“大人之国”；有耳大出奇需两手摄持的“聂耳国”，就有眼眶深陷的“深目国”；有国民全是男子的“丈夫国”，就有尽是女子的“女子国”；有一只眼的“一目国”，就有三只眼的“三目国”……

[明]蒋应镐图本《三身国周边》

无论这些记载是出于先民的夸大，还是凭空的想象，其创作风格在上古蒙昧时代堪称先进，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山海经》彰显着古老的华夏民族精神。

《山海经》中，有追逐太阳、化为树林的悲剧英雄夸父：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有衔木填海、锲而不舍的炎帝之女精卫：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山海经·北山经》）

有身残志坚、挥舞盾斧的断头神将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早已流入中华民族的血脉。

“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一曰在南山东。”（《山海经·海外南经》）

如今读《山海经》，仍然不会过时。

晋代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表明，他之所以为《山海经》作注，是为了打破读者对《山海经》的误解。郭璞看到，当时很多人读《山海经》，会对书中的“奇怪俶傥之言”感到疑惑（“莫不疑焉”），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宇宙事物的万象多端，才会产生无端的质疑，这实在是“怪所不可怪也”。

郭璞引用庄子的名言说，“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他感慨道：“非天下之至通，难与言《山海》之义矣。呜呼！达观博物之客，其鉴之哉！”

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山海经》中的种种疑问会得到破解，其中的奇言异事也能为人所认识。

时至今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山海经》研究者、爱好者还在尝试用不同的观点来诠释这部典籍，甚至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中找寻证据。

可以说，每一个热爱《山海经》并热衷于探索未知世界的读者，都是郭璞的后世知音，也是他所说的，“达观博物之客”。

参考文献：

王世舜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23

[战国]左丘明著，[三国吴] 韦昭注：《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

[晋]郭璞注，[清]郝懿行笺注，沈海波校点：《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96

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杨义：《<山海经>的神话思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常金仓：《<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