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春风似剪，明初名将、凉国公蓝玉一如往常入宫，朝见那位他臣事多年的君上——明太祖朱元璋。

与往日不同的是，此刻摆在朱元璋面前的，还有一封来自锦衣卫都指挥使蒋瓛的告发信，密信中字里行间透露着四个字，“蓝玉谋反”。

蓝玉一进宫就被当场拘押，次日投入诏狱，第三天“磔于市，夷三族”。至死，蓝玉本人都未留下承认谋反的口供。

这又是一场针对开国功臣的清洗。蓝玉案发后，包括开国公常昇（常遇春之子）、景川侯曹震等在内的一公、十三侯、二伯，以及众多都督、指挥、千户、百户等各级武官被处死，惨遭杀身之祸的文武官吏多达1.5万人（一说2万人）。

回头再看这场席卷朝堂的血腥屠杀，其中有太多不合常理之处。蓝玉之死，究竟是咎由自取，还是兔死狗烹？

青年蓝玉形象。图源：影视剧照

蓝玉被诛三个月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五月，明太祖敕命翰林院将部分案犯的供状辑录成书，题为《逆臣录》。此后两百多年间，《逆臣录》即是明朝对蓝玉案盖棺论定的官方文件，被视为蓝玉谋反的“铁证”。

然而，蓝玉案的诸多吊诡之处，正是出自这部仓促编成的《逆臣录》。

《逆臣录》记载，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一月，明太祖派中军佥都督谢熊到四川召蓝玉进京。当时，蓝玉奉命平定西南土司叛乱，镇守成都。

谢熊到成都后，对蓝玉说：“我来取大人回家。”

一个“取”字，瞬间引起了蓝玉的警惕，他对谢熊说：“我知道了，必是我亲家靖宁侯身陷胡党之事，口供中有我的名字，差你来提取。”谢熊回答道，上位只叫我来宣召大人，个中缘由我并不知晓。

蓝玉口中的亲家靖宁侯叶昇，三个月前坐胡惟庸党罪被处死。为相多年的胡惟庸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被告发谋反并处死，此后明太祖罢宰相，并使该案株连蔓引，十余年间“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是蓝玉案之前的开国大狱，而作为蓝玉亲家的叶昇在胡惟庸案发的十二年后被杀，似乎预示着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即将向蓝玉袭来。

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在回京路上一直惴惴不安，于是暗中策划造反。

但《逆臣录》的一个关键疑点是，书中缺少主犯蓝玉的口供，起首的是蓝玉之子蓝闹儿、蓝玉之兄蓝荣等家族成员。

蓝玉之兄蓝荣是已退休的府军右卫指挥使，据他供述，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蓝玉一家已到达京师应天（今江苏南京）多日，侄子蓝闹儿突然登门拜访，说：“父亲教请伯伯来说话。”

蓝荣在蓝玉府上过夜，觥筹交错之间，蓝玉说：“胡惟庸党案被废的公、侯越来越多，之前靖宁侯叶昇下狱，必是他供状中有我的名字。我这阵子见上位好生疑忌，我上奏好几件事他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干一场。我如今与府军前卫头目都商议好了，你可教蓝田(蓝玉、蓝荣的侄子) 知道，让他也收拾些人接应。”当晚，蓝荣就答应了下来，跟着蓝玉谋反。

蓝玉的长子蓝闹儿招供道：“洪武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父亲请许都督、孙指挥、徐都督、周都指挥等来家饮酒议事；又于二月初二日，对府军前卫孙指挥、刘指挥、孙百户说: ‘借马鞍七十副、马四十三匹，我要做些事。’”

据蓝闹儿回忆，蓝玉对部下倾诉自己对明太祖的怨恨：“我征西征北受了多少辛苦，如今让我回来，以为是封我做太师，却让我做太傅，太师倒是给别人做了！”

原来，蓝玉回京后，明太祖论功行赏，以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蓝玉一向居功自傲，认为自己的功劳不在冯、傅二人之下，一直觊觎着太师之位，没想到却被封了低一级的太傅，难免心生不满。

经过一番密谋，与蓝玉勾结的武官一一应允，回复说: “大人要借马用，我到二月初七日送马来。”

《逆臣录》的另一个重大疑点是，蓝玉阵营的构成十分奇葩。

蓝玉案留有口供的同谋者上至公侯，下至草民，均被列为案犯，而且，从回京的路上开始，蓝玉不断地拉帮结派，相约“做一场”，可谓无所顾忌、漏洞百出。

根据武昌中护卫指挥陈干、九江卫指挥佥事陆旺、安庆卫指挥佥事蔡海等招供，蓝玉从四川返京途中，与武昌、九江、安庆等地的卫所长官一一取得联系，命他们调集兵马，以备响应谋反行动。

蔡海供称，蓝玉途径安庆时，他与其他曾经在蓝玉麾下效命的军官用船装载羊、酒等物，前去港口迎接，设宴款待。酒席上，蓝玉屏退左右仆从，与蔡海等人密谋，让他们找一些信得过的旧部一同谋反。蔡海等人当场表态：“大人既有这个主张，小人们会尽力相助。”酒后，蓝玉继续沿江东下，并赏赐绿绫子一匹、毡衫一领给蔡海。

《逆臣录》记载，回到京师后，蓝玉更是肆无忌惮，与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等在京的勋臣密谋，加紧联系他的老部下以及驻扎在京师周围的军队。

假如蓝玉只是与这些高官勋贵取得联络，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在《逆臣录》中，不仅有公、侯、伯、都督、指挥、千户等出入蓝府，还有农夫、匠人、兵士听说蓝玉要谋反，带着牛羊酒肉登门拜访，甚至甘愿为蓝玉运送武器。

比如，凤阳右卫的一个百户听到蓝玉要谋反，派人去蓝府打听消息，顺便请求入伙；一个姓冯的小旗（明朝的下级军官），家中有个儿子听说凉国公府内在商议谋逆，便前去拜见，参与其中；句容县有几个村民到邻近的村子喝酒，听说京城里有大事要发生，也要去凑热闹，稀里糊涂地成了蓝党；景川侯曹震被列为蓝玉的同党，朝廷审理此案时，就连曹震家的小妾、厨子、官僮都有参与谋反的供状。

按照《逆臣录》的说法，蓝玉回到京城后，一个月的时间内，至少有几千个来访者出入蓝府，其中得到蓝玉亲自接待的有上千人。蓝玉差不多每天要见几十个宾客，光是做造反的动员工作都得累趴下。

更何况，这么大的阵仗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都知道蓝玉要谋反。

蓝玉案，一桩事先张扬的谋反案。图源：影视剧照

这就不得不提《逆臣录》的第三个疑点，蓝玉谋反没有确切的行动时间。

如前文所述，《逆臣录》认为蓝玉结交同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其党羽更是盘根错节，尽管其中有些成员出身平平，但都想跟着凉国公大干一场。

蓝玉要“干一场”的时间究竟是哪一天？《逆臣录》中蓝党的口供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大部分同党供称，造反的时间是二月十五日，皇帝到南郊举行亲耕籍田仪式这一天；曹震的儿子曹炳却交代说，蓝玉被捕前一晚，他爹曹震还说，要在“今年四五月间”预备动手。

二月十五日，是《逆臣录》中蓝党供得最多的日期，但这个日期明显不靠谱。

按照惯例，每年仲春，皇帝要出宫前往京城南郊祭祀先农，并亲自耕田，祝福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但是，这个耕田礼仪对天气有严格要求，一定要选在风和日丽的日子，所以往往由钦天监提前做一个“天气预报”，充满不确定性。

更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朱元璋本人。

有学者统计，在洪武年间如期举行的亲耕籍田礼中，朱元璋亲自到南郊祭祀、躬耕的次数只有12次，其余都是派遣官员代行其事。虽然朱元璋是苦孩子出身，但当上皇帝后也没痴迷种田。

此外，蓝玉被告发谋反的洪武二十六年春，朱元璋仍沉浸在太子朱标早逝的悲伤中，身体虚弱，疾病缠身，不一定能出城躬耕。若是蓝玉孤注一掷，将唯一的机会选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日子，那他这场谋反真的如同儿戏。

讽刺的是，这一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确实去南郊举行了典礼，他仿佛在宣示，自己根本不害怕反贼的行刺，不过，那时蓝玉早已伏诛。还有很多蓝党关在牢中，他们究竟是被迫编造了这个日期，还是“二月十五日将伺帝出籍田举事”确有其事，真相已然扑朔迷离。

蓝玉与朱元璋渐行渐远。图源：影视剧照

入狱第三天，蓝玉被凌迟处死，灭三族。尽管此案蔓延数年，株连甚广，杀了一二万人，但蓝玉本人宛如微弱的烛火，瞬间淹没在历史的风雨之中，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载入史册的供词。

蓝玉在朝堂上的陡然消失，与他狂傲的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

谁也不知道，蓝玉去见朱元璋最后一面时，是否会想起自己作为小兄弟，跟着起义军出生入死的峥嵘岁月。

蓝玉是明朝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也就是小舅子。常遇春在朱元璋麾下屡立战功，“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号称能以十万兵马横行天下，在明朝灭元、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可惜的是，这位战将在40岁时便英年早逝，朱元璋为之恸哭不已，叹息“使我如失手足”，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配享太庙。

蓝玉在姐夫常遇春帐下时便已崭露头角，常遇春去世后，久经沙场的蓝玉也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与徐达、傅友德、冯胜、沐英等名将征战四方。

常遇春是在灭元不久后去世的，当时，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北遁，蒙古人的北元政权盘踞草原，对新兴的明朝虎视眈眈，朱元璋多次发兵北征，给了蓝玉建功立业的机会。

经过数次征战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被拜为征虏大将军，率军15万北上，“以清沙漠”。

蓝玉的军队星夜兼程，到达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岸边，仍不见蒙古兵。此时，军中已经产生动摇，以为这次北征将徒劳无功，副将定远侯王弼却说：“我们率军十几万深入漠北，如果毫无收获地班师，该怎么向陛下复命呢？”

于是，蓝玉派人侦察，终于在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里处，发现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的王庭。

蓝玉以王弼为先锋，发动突袭，直逼脱古思帖木儿驻帐的哈剌哈河畔。忽然间，天助明军，刮起沙尘暴，北元王庭毫无防备，又看不清明军的数量，一时抱头鼠窜。脱古思帖木儿上马逃走，蓝玉率精骑追奔数十里，北元太尉蛮子等被杀，北元妃子及公主以下百余人被俘。北元的王帐与无数武器、财物焚烧于熊熊烈火之中，蓝玉所部收降北元部属上万人，获马、驼、牛、羊15万余匹。

远在应天的朱元璋得知捷报后大喜过望，将蓝玉比作卫青、李靖，赐诏奖励慰劳。至此，蓝玉的军事生涯到达顶点。

朱元璋称赞蓝玉功比卫青、李靖。图源：影视剧照

朱元璋丝毫不吝啬对蓝玉的褒奖，但这不代表他能无条件地包容蓝玉的缺点。

在兵戈扰攘的时代，将领只要能打仗，就是个好部下，但在王朝定鼎的当下，混官场不再是打打杀杀，而是人情世故。

蓝玉不会做人。

此前与北元的交涉中，蓝玉搞砸过一次谈判。

洪武二十年（1387年），即蓝玉横扫北元王庭的前一年，蓝玉随冯胜出征辽东的北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倒是个明事理的主儿，见打不过明军，亲率数百骑到蓝玉军营中约降。

蓝玉设宴款待纳哈出，席间脱下身上的汉人服装，嚣张地要求纳哈出换上，说；“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将酒洒在地上，随后用蒙古语叫上一同前来的部下，准备离场。

在座的郑国公常茂（常遇春之子）见纳哈出不给他舅舅蓝玉面子，当场拔刀，砍伤了纳哈出的臂膀，双方顿时乱成一团。

主将冯胜发现骚乱后，及时出面平息，之后派人招抚纳哈出的部众，下令班师。回朝后，朱元璋认为此次出征虽然取得胜利，但违反“因俗而治” 的民族政策，冯胜受到牵连，被追究责任，收夺大将军印，引发事端的蓝玉反而逃脱了制裁。

蓝玉没有就此收敛，多次变本加厉地在朱元璋的雷区蹦迪。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从捕鱼儿海班师，带着部下途径长城喜峰口时，已经是夜晚。喜峰口的关吏对城下的蓝玉军说，按规定，“夜不即纳”，只能明早再入关。蓝玉大怒，竟然纵兵毁关而入，将防御北边的长城关隘破坏。

北征时，蓝玉私吞了不少从北元虏获的驼马珍宝，还将北元的一个妃子擒到帐中，强奸了她。后来，明人李贽在著作中称，蓝玉犯的是死罪（“罪当死”）。蓝玉回到京师后，朱元璋得知此事，当面责问他，但还是赦免了他的罪。

朱元璋嘴上放过蓝玉，但没有掩饰自己的不满，他原本打算以此次战功，封蓝玉为梁国公，但等到蓝玉班师，却改封为凉国公。这两个封爵大有讲究，凉国公听起来就比梁国公要更偏远，分量轻了不少。

此后，居功自傲的蓝玉依然我行我素，没有悔改的意思，就在死前不久，他还在抱怨自己得不到太师之位，埋怨朱元璋不听他的陈奏（“奏事多不听，益怏怏”）。

凉国公蓝玉真的要“凉凉”了。但是，蓝玉骄横跋扈的性格和真假难辨的谋反案，会促使朱元璋大开杀戒吗？蓝玉案，也许另有隐情。

蓝玉案发之时，大明王朝刚经历了一轮政治动荡。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38岁的太子朱标病逝。朱标作为朱元璋培养多年的接班人，“盛德闻中夏，黎民望彼苍”，其早逝对朱元璋的打击极大。朱元璋当时已65岁，因悲伤过度，身体虚弱，患上“热症”，“几将去世”，靠太医精心治疗才脱离危险。

朱标去世五个月后，朱元璋经过反复考虑，将他对朱标的期待寄托到朱标之子朱允炆身上，下诏立16岁的朱允炆为皇太孙。

在这场白发人送黑发的悲剧后，大明有了新的储君，蓝玉的政治地位也悄然发生变化。

朱标在世时，蓝玉与太子关系密切。

前文说到，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常遇春之女，即蓝玉的外甥女嫁给朱标为太子妃，并生下二子二女，太子与常氏、蓝氏家族之间结成了坚实的纽带。

蓝玉作为太子妃常氏的舅舅，深得朱标的信赖。《明通鉴》记载，蓝玉当年征纳哈出还朝，对太子朱标说：“我看燕王朱棣有不臣之心，又听望气者说，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应该多多防范。”

朱标对四弟朱棣倒是十分信任，说：“燕王对我甚是恭谨。”

蓝玉接着说：“殿下待臣甚厚，臣才敢开诚布公。”

之后，朱标与四弟朱棣难免产生隔阂，远在北平的朱棣听说此事后对蓝玉恨得牙痒痒。朱标薨逝后，朱棣受召入朝，朱元璋问他：“民间近来说朕怎么样啊？”朱棣却回答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朱棣嘴上不提一个名字，但字字针对蓝玉，当初蓝玉暗地里向朱标打小报告，朱棣如今也乘机添油加醋，引起朱元璋对功臣的猜忌。

从这一记载来看，燕王朱棣，即日后的明成祖，对蓝玉案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则史料也可以说明，朱标与蓝玉的关系非同寻常，甚至有些大事也会私下商量。

朱棣画像。图源：网络

太子朱标在朝中深得人心，完全有能力驾驭骄纵的蓝玉，故此，朱标在世时，朱元璋虽对蓝玉的很多不法行为“闻之不乐”，却始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朱标一死，蓝玉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此时还有一个对蓝玉极为不利的因素：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与另一个妃子吕氏所生，并非蓝玉外甥女常氏的儿子。

当初，常氏嫁给朱标后，先是生下朱标的嫡长子朱雄英，朱元璋十分疼爱这个皇家嫡长孙，但是，朱雄英不幸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夭折，追封虞王，谥号为“怀”。

常氏在生第二个儿子朱允熥时，由于产后疾病或身体亏虚去世，年仅24岁。从年龄来看，常妃的幼子朱允熥在储君竞争中并不比异母兄朱允炆有优势，而且由于常氏早逝，其母族的力量也大为削弱。后来，朱允熥活到了永乐年间，死前一直被明成祖软禁，成了数十年权力斗争的看客。

随着太子朱标去世，蓝玉失去了与储君的血脉联系，显然不被朱元璋归类于辅佐皇太孙的人选，而蓝玉还有另一个身份，即蜀王朱椿的岳父。当年，蓝玉参与平定云南有功，朱元璋册封其女为蜀王妃。

开国之初，朱元璋为了拉拢人心，与多名功臣结为姻亲，形成一个庞大的关系网。但此一时，彼一时，随着皇权日益稳固，政治联姻的意义已经大不如前。太子溘然长逝后，储君尚年少，诸藩王年长，这些结为皇亲国戚的功臣，难免引来皇帝的猜忌。

朱允炆被立为储君后，不像其父朱标有丰富的治国经验，也不像父亲那样深受爱戴，原本可以成为太子得力干将的蓝玉，也变成了隐藏的忧患。

在朱元璋看来，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宿将成了新君的威胁，难保他们之中会涌现出威胁皇位的权臣。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蓝玉案爆发，朱元璋借一场尚未发生的谋反，处死了蓝玉及其同党，株连过万。

蓝玉伏诛后，朱元璋又先后赐死了傅友德、冯胜。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的境遇与蓝玉相似，他们都与藩王联姻，女儿分别嫁给了周王朱橚和晋王世子。史书记载二人受猜忌的原因，说傅友德贪得无厌，擅自请求封赏，惹怒朱元璋；冯胜是因为私自与女婿周王朱橚秘密会面，惹人猜疑。

由此可见，蓝玉、冯胜、傅友德都与明初的政治联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桩婚姻曾让他们享尽荣华，也让他们备受猜忌。

朱元璋晚年猜忌功臣。图源：影视剧照

蓝玉案发后，雄猜好杀的朱元璋不断对臣子举起屠刀。

据说，洪武末年，大臣在上朝前都要和家人诀别，生怕一去不复返。大臣们甚至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朱元璋腰间的玉带垂在肚皮下，他就不会杀人，若是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心情很差，可能又有一场腥风血雨。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朱元璋突然召2500名已退休的武官进京，赏赐给他们一大笔银子，表示优待，并嘱咐他们回家抚教子孙，以终天年。这些老人被召见时可能还战战兢兢，以为刀子要架在自己脖子上了，没想到是老板大发慈悲，给自己提升退休待遇。

至此，蓝玉案引发的屠杀渐渐归于平息，被朱元璋视为眼中钉的元老皆已拔除。

史载，明朝开国功臣中，“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二人。”耿炳文有个儿子娶了朱标的长女江都郡主，坚定地站在储君一边，而郭英向来以忠诚谨慎著称，其妹妹又是朱元璋的宁妃，这两人都被朱元璋看作自己人。

然而，正是因为朱元璋大肆屠杀元功宿将，到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建文帝朱允炆身边军事人才匮乏，鲜有骁勇善战的名将可供调遣，就连朱元璋内定的“保嫡”大将耿炳文也难以施展才干，很快被纸上谈兵的曹国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取代。

最终，建文帝和他的众臣一败涂地，皇位被朱棣所夺。

朱元璋晚年利用蓝玉案安排好的政治布局，至此功亏一篑，他疼爱的孙子朱允炆落得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

参考文献：

[明]明太祖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明实录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16

[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

[清]夏燮：《明通鉴》，中华书局，2013

吕景琳：《蓝玉党案考》，《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

陈梧桐：《蓝玉党案再考》，《明清论丛》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