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年8月2日清晨，伊拉克军队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指令下，突然发起了对科威特北部的全面攻击。伊拉克坦克和装甲车大举越过边境，伴随着战斗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提供支援。战斗机低空飞过，发射导弹摧毁了科威特边界的防御工事和通信设施，而地面部队迅速推进，占领了科威特城。

伊拉克军队的行动迅速而猛烈，科威特的军队几乎没有时间做出有效的抵抗。科威特的主要道路和桥梁被控制，政府建筑和重要的石油设施也迅速落入伊拉克军队手中。科威特城内，居民们惊慌失措，许多人试图逃离战区，道路上充斥着拥挤的车辆和四处奔逃的民众。

国际社会对这一突然的侵略行为反应强烈。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召开会议，谴责伊拉克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科威特作为一个石油输出国，其被侵占意味着大量的石油生产可能受到影响。市场对此反应敏感，国际油价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急剧上涨。

伊拉克的这一行动被解释为对经济压力的一种反应，尤其是面对国内的财政危机和长期与伊朗的战争后果。萨达姆声称，科威特通过过量生产石油，违反了欧佩克的协议，故意压低油价，从而损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利益。此外，他还指责科威特历史上是伊拉克的一部分，此次军事行动是“重夺失地”。

随着冲突的持续，数千名科威特民众成为难民，逃离家园，前往邻国寻求安全。国际社会的救援组织开始动员，为这些难民提供必要的生活支持和医疗帮助。

国际反应与中国的斡旋行动

美国在科威特遭到伊拉克入侵后，立刻采取了强硬的立场，表明绝不会容忍这一行为。作为科威特的重要盟友，美国宣布科威特的主权必须恢复，并表示将动员其军事和外交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华盛顿方面迅速与欧洲盟友进行磋商，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提案，推动通过对伊拉克的制裁措施。随后，美国还开始与阿拉伯国家接触，寻求支持其军事干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在事态发展中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态度。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始终倡导和平解决争端。面对海湾局势，中国提出应通过谈判和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武力。为了体现这一立场，中国决定派遣外交部长钱其琛赴中东进行外交斡旋。

钱其琛的中东之行任务艰巨，在复杂的地区局势中，他必须面对来自不同国家和领导人的多重立场与关切。他首先在开罗与美国国务卿贝克会晤，这是此次行程的一个关键环节。贝克明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采取军事行动，以解放科威特并恢复其主权。

面对贝克的强硬表态，钱其琛则从另一角度试图缓和局势。他希望美方能够更多地考虑外交手段，并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合作，继续对伊拉克施加非军事压力。尽管贝克在会谈中并未改变立场，但钱其琛坚持表达了中国的立场，提出对话仍是避免战争的关键。

在与贝克的会面之后，钱其琛迅速转向与埃及总理穆巴拉克的交流。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重要领导人，穆巴拉克在中东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双方的会谈集中在如何协调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上。穆巴拉克指出，伊拉克的行动已经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平衡，并对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构成了威胁。他表示，埃及支持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解决问题，但同时也希望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钱其琛则表示，中国愿与埃及合作，推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恢复对话，并呼吁埃及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发挥更大作用。

接下来，钱其琛与沙特外交大臣的会面进一步体现了他的外交技巧。沙特作为中东地区的重要石油出口国，科威特危机对其安全和经济影响深远。沙特外交大臣详细说明了沙特对伊拉克侵略行为的担忧，并表达了对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的支持。钱其琛则重申，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联合国框架内的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希望沙特能够利用其与伊拉克的特殊关系，为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紧张的萨达姆会谈

1990年11月11日，钱其琛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在与伊拉克外交部长阿齐兹的会面中，双方主要探讨了当前的紧张局势以及如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阿齐兹强调，伊拉克的立场始终是针对科威特的挑衅和边界争议，并提到国际社会对伊拉克施加的压力是不公平的。

在完成与阿齐兹的会谈后，钱其琛被安排乘坐一辆经过伪装的车队，穿过巴格达的街道，前往一栋不显眼的建筑与萨达姆·侯赛因进行闭门会谈。车队在城市中多次绕行，以规避可能存在的外界注意。抵达后，钱其琛步入会议大厅，萨达姆早已等候在那里。

萨达姆开门见山，直接就科威特问题展开了阐述。他试图将科威特的情况与中国香港进行比较，称两者的性质类似，都是“大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萨达姆进一步表示，科威特提高油价和过量生产石油的行为让伊拉克的经济陷入困境，这是伊拉克无法接受的。

听到这番话后，钱其琛明确表态，直言这一比较是不成立的。他指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曾被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强行占据，但中方始终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最终实现了香港回归。而科威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早已在国际社会上获得承认，其地位和主权不容质疑。

萨达姆在听完钱其琛的回应后，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变化，但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提出，只要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没有减少，伊拉克就不可能轻易退让。

这场会谈持续了较长时间，最终双方在重大分歧上未能取得突破。会谈结束时，萨达姆起身与钱其琛握手，感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展现的和平努力。钱其琛则表示，中国将继续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各方通过外交手段化解矛盾。

钱其琛的外交生涯与遗产

钱其琛在完成中东的和平斡旋后，回到国内继续投入外交工作。从1991年起，他担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开始进一步深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

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政策，这些政策强调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同时注重与各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冷战刚刚结束，世界格局正处于重新调整的关键时期。

在具体工作中，钱其琛致力于推动全方位的外交布局。他提出，中国应在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中找到平衡点。针对大国关系，他积极推动中美、中俄以及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沟通与合作。

在周边外交方面，钱其琛主张通过经济合作和多边机制增强与邻国的联系。他在多个国际会议和双边会谈中，呼吁通过对话解决地区争端，并提议以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稳定。

钱其琛还十分重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许多国际场合，他重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努力，推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他在亚非拉国家的访问中，多次表达中国的支持，并倡导发展中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1993年，钱其琛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外交工作仍然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在这一岗位上，他继续推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多边外交领域。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参与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为中国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他积极倡导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钱其琛的外交努力不仅限于政策和理论，他还注重团队的培养与协作。他在外交部内部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年轻干部更多参与国际事务，以提高整体外交队伍的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

参考资料：[1]时殷弘.论钱其琛副总理访美的必要、成就和启示[J].国际论坛,2001,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