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支部队，都有一个代号。

而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的代号，就曾引发过众多猜测。

有人说，这个数字代表毛主席83岁寿辰，41年执政的岁月；也有人提到，背后与主席钟爱的旧步枪有关。

中央警卫团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逐步成长壮大的。

几十年来，它忠诚守护党和人民，捧心为国，坚守职责。

无论风云如何变幻，这支部队从未发生过任何重大政治事件，始终保持着绝对的忠诚与稳定。

他是8341部队的第二任政委，49岁立下一件大功

8341部队

8341部队的番号，一直是坊间议论的焦点，众说纷纭，版本繁多。

有人提到，这个数字源于毛主席进京前的一次五台山抽签，一位老道给了他一个神秘的数字“8341”，但并未解说具体含义。

于是，毛主席便将自己身边的警卫部队命名为“8341”。

还有一种说法，更具传奇色彩。

传闻称，毛主席年轻时从韶山到长沙，加入了湘军，成为湖南新军混成旅第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下士。

那时，他领取了一支破旧的汉阳造步枪，枪身布满疮痍，但毛主席却钟爱有加，尤其是那支枪的编号“8341”，令他久久难以忘怀。

每天，他都会细心擦拭、仔细打量。

时光流转，毛主席离开了新军，交回了这支步枪，但那串数字却一直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

直到解放初期，在确定中央警卫团番号时，毛主席似乎不自觉地回忆起了那支旧枪的编号，便决定以“8341”作为警卫团的名字，寓意“党指挥枪”，象征着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些传说虽然引人入胜，却都没有事实依据。

所谓的数字由来，与毛主席本人并无太大关联。

事实上，8341这个番号的来历，远比这些神秘的故事简单得多。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一支部队，都有其独特的代号和正式番号。

这些代号由总参谋部统一下达，目的是简便管理或确保机密性。

以中共中央警卫团为例，它的正式番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而“8341”则是总参谋部给它下发的代号。

值得一提的是，代号并非一成不变，使用一段时间后往往会更换。

因此，曾经广为人知的“8341”已经不再沿用，新的代号早已取而代之。

但若要追溯这支部队的历史，它的故事则更加复杂而深远。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前身，源自1928年5月毛主席在井冈山为保障红军军部与首长安全而组建的军部特务连。

这个小小的特务连，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洗礼，随着战争的推进，它逐渐发展壮大。

1942年10月20日，特务连正式升格为中共中央警备团，对外称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备团”，团长是吴烈，政治委员为肖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警卫部队。

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这支队伍的建制也经历了几番调整。

1949年5月，中央警备团进入北平后，扩编为中央警卫师，师长为刘辉山，政治委员是张廷桢。

1953年5月，由于中央警卫机构的调整，中央警卫师一团（其前身为延安中央警备团）在基础上进行重组，形成了新的中共中央警卫团。

此时，它的番号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警卫团”，并继续承担着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任务。

团长由张耀祠担任，政治委员是杨德中。

中央警卫团的组织架构最终归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

根据当时的编制序列，总参谋部下达的代号便是“8341部队”。

8341部队第二任政委

8341部队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段特别篇章。

杨德中担任了首任政委，而后，武健华继任，成为部队的第二任政委。

1944年，武健华17岁时入伍参加八路军；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胶东军区学兵团学习，抗战后期任胶东军区中海军分区特务大队书记，锄奸科干事，华东军区昌潍支队司令部侦察参谋。

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潍坊、济南、上海等战役，先后任济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股长、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科长。

1953年夏，由赴沪中央工作组遴选,武健华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从1953年起，直到1979年，武健华始终在汪东兴的领导下工作。

1960年至1963年间，武健华还曾兼任汪东兴的秘书。

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迅速获得了汪东兴的高度信任，并以其坚守的责任心和成绩，赢得了上级的肯定。

在中央警卫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武健华，始终亲身参与保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工作。

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徐向前等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成为了他日常接触的对象。

毛主席曾多次亲自关心警卫战士的文化素养，甚至亲自派遣他们回乡做社情调查，武健华便是其中之一。

此外，毛主席也安排了针对工作人员的小范围整风，武健华自然也参与其中。

周恩来出访亚非国家时，华国锋前往朝鲜、罗马尼亚等地访问时，他随团前往，参与了多次重要外交活动。

武健华的工作并非仅限于日常警卫任务。

1965年夏天，他作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员，参与筹备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的安全工作。

当时，会议原定于阿尔及尔召开，武健华提前抵达了阿尔及尔。

尽管会议未能如期举行，他却在事后详细记录了事件的经过，尤其是对阿尔及尔局势急剧变化的生动叙述，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1972年，武健华再次参与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他晚年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深刻揭示了背后鲜为人知的细节。

在中央警卫部门的长年工作，赋予了武健华对政治风云的深刻见解与独特视角。

数十年间，他亲身见证了无数历史瞬间。

同样，由于工作中的便利，武健华也常能听到汪东兴讲述的诸多史事。

如1947年毛主席率“昆仑纵队”转战陕北期间发生的王家湾阻击战。

再如，叶剑英与汪东兴的四次谈话；亲历在毛主席家中吃饭。

还有汪东兴在江西省农垦领域工作的业绩等等，都是独家史料，填补了相应空白。

而在1978年末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武健华再次担起重任，负责大会会务简报组的工作。

武健华的工作经历中，“粉碎四人帮”无疑最有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是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奉命执行这一行动并圆满完成任务，当然是为人民立功的英雄，

1976年，武健华承担起了策划、组织和实施这场政治抓捕行动的重任。

在49岁那年，他被赋予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任务——协助中央制定行动方案、现场布控并协调组织实施。

在这一年，武健华亲自见证了四人帮的落网：先是王洪文、张春桥相继被捕，随后，江青也未能逃脱命运的审判，武健华奉命向姚文元宣读了中共中央对其隔离审查的决定。

这一刻，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武健华作为亲历者，毫无疑问，立下了赫赫战功。

武健华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动荡与改变。

他不仅是见证者，更是亲身参与者。

圆满完成押送任务

1977年4月7日的夜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汪东兴召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工作会议，其中就有武健华，

会议上，汪东兴严肃交代了任务——公安部要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负责执行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则在必要时提供接应。

行动必须严格保密，每个环节都要精密协调，确保万无一失。

为了确保这项任务顺利完成，8341部队从各个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无一遗漏。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的昌平区，距中南海约75公里。以普通车速行驶，大约需要1小时10分钟。

出城后，沿途开阔，秦城周围是起伏的丘陵，桥梁和涵洞稀少，极适合夜间行车。

为了进一步缩小泄密范围，部队并未重新组织人员，而是将原本分散的小组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

武器方面，除了短枪，还配备了速射武器如冲锋枪、轻机枪，甚至手榴弹等，以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同时，部队准备了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车，计划以精干、隐蔽、突袭的方式，逐一押送“四人帮”的成员。

经过8341部队187天的隔离监护，“四人帮”的成员终于在1977年4月10日5点前，全部被移交至秦城监狱，开始了他们的铁窗生涯。

这一刻，8341部队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成功地为中国历史书写下了一个令人铭记的篇章。

没有喧嚣，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默默无闻的坚守与无畏的行动，成就了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

随后，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经过批准，迅速恢复了中央警卫团的组织结构，改名为中央警卫师，代号57001。

武健华在这一过程中担任政治委员，继续履行着他那重要且至关紧要的职责。

尽管代号有了变化，但性质与隶属关系依然不曾改变。

1977年8月，武健华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代表。

这是对他个人能力和历史贡献的肯定。

1988年，中央军事委员会向他授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83年，武健华正式离休。

所谓的“离休”，对于他来说，只是犹如假期般的暂时放下。

即便身心已经不再年轻，他依旧未曾停笔。

离开了军事岗位，但他却未曾远离历史。

每当笔尖触及纸面，历史的每一篇章，他都亲自翻阅、亲自验证。

为了确保每一篇文章都准确无误，武健华会先收集大量资料，对史实进行严谨的订正，待文章成型后，又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听取不同的声音。

正是这种追求细节与真实的态度，使得他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无愧为珍贵的史料。

这些文章，填补了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空白，也让后人能够从中窥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明白每一场斗争、每一次决策背后，都是怎样一位历史人物的坚守与担当。

2019年7月31日，武健华在上海不幸病逝，结束了他那充满传奇与贡献的革命一生。

对于他而言，革命并非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一生的坚守与责任。

参考资料：详忆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三）□武健华

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揭秘“8341”部队

武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