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无论是官员还是吏员，都属于是由朝廷选拔出来的个人任职，没有世袭特性。然而，翰林院中却有一个独特的例外差事“走馆”，这个职务从明末至清末，一直由陈氏家族世袭。
清代文人张宝璇在《朝野琐记》中记载：是故农亩有丰凶，商贾有利钝，即六部书办专长舞弊，亦有得失盛衰成败，且不能一家世继。惟翰林院馆人，传业数百年，有继而无绝，有利而无害。居垄断之实，而无犯法之愆。攘夺克剥，人亦不恶之。
由此可见，走馆的世袭现象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现象。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承袭明朝制度设立翰林院，负责论撰文史之事。
据《大清会典》记载，翰林院的职官名额包括：掌院学士满、汉各一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满二人、汉三人；修撰、编修、检讨无定额；以下还有待诏满汉各二人，笔贴式满四十人、汉军四人，典簿满、汉各一人，孔目满汉各一人，五经博士二十七人，堂供事四人，供事十四人，额定总数为一百一十九人。
但会典中却没有 “走馆” 一职的记载，显然，走馆这种官职未被记入会典 ，属于制度夹缝中的特殊存在。
顺治三年（1646年），清朝举行了第一次会试，朝考后有五十多人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深造。按照明代惯例，庶吉士入馆要举行重大仪式，且有专门人员为庶吉士敬送钦定翰林院仪注，而这项工作本应由走馆负责。
然而，刚入关后的清朝翰林院中并没有设置走馆一职，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范文程匆忙找来崇祯年间的走馆陈广明，让他入翰林院担任走馆来负责这项工作。
走馆虽无品级，却又和六部书吏不同，不属于吏役，更像是庶吉士的保姆。其职责主要是给庶吉士分发教材、考卷，负责生活方面的事务，每月仅领三两俸禄。
陈广明在翰林院中工作勤勉，各方面口碑颇佳。他退休后，翰林院掌院学士便推荐其子继续担任走馆。从此，走馆一职便由陈氏家族世袭，从一个临时补缺的 “临时工” 岗位，逐渐成为陈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世袭领地，开启了一段独特的家族传承史。
其实按照法定收入来说，走馆的收入并不高，一年仅有36两俸银，在京师这样物价高昂的地方，这点收入显然不足以维持生计 ，所以走馆便得有灰色收入。翰林院本是清水衙门，没什么油水可捞，于是走馆便将目标对准了庶吉士。
庶吉士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佼佼者，是天之骄子，较一般的进士更具优越感。走馆正是摸准了庶吉士的这种虚荣心，当他们第一次踏入翰林院时，走馆便会上前奉承，夸赞他们是人中龙凤，随后以 “求赏赐一月公费” 为由，向庶吉士索要钱财。
庶吉士们初入翰林院，本就心情大好，又觉得这点银子不算什么，便都很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就这一笔收入，走馆就能得到二三百两之多。若一届庶吉士有50-70人，以人均四两计算，走馆单这一项收益就能达到200-280两。
到了第二个月，走馆便开始售卖《历科进士题名录》《国朝馆选录》《翰詹编年》等书籍，这些都是庶吉士在学习和日后官场生涯中必备的工具书 。
走馆售卖这些书时，既可以让庶吉士付现银购买，也可以直接在他们的月费中扣除。走馆通过垄断这些工具书的销售，形成了一条稳定的灰色收入链。
除了上述手段，走馆还会从香烛、纸笔等日常开销项目中任意罗列名目，想尽办法把庶吉士每月四两的津贴扣光。从笔墨纸砚到香烛杂费，走馆能想出三十多种不同的名目来克扣费用，让庶吉士的津贴所剩无几。
陈氏家族作为世袭的走馆，深谙 “服务溢价” 之道。他们不仅仅满足于通过常规的克扣手段捞钱，还通过提供一系列定制化的服务，让庶吉士在享受服务的同时，心甘情愿地掏出更多钱财。
在学习方面，走馆会为庶吉士提供定制化的教材，这些教材往往是走馆根据多年的经验，结合翰林院的考试重点和官场需求编写而成，具有很高的实用性。此外，走馆还会为庶吉士代拟文稿，无论是日常的作业还是重要的考试文章，走馆都能提供专业的代笔服务，让庶吉士在学业上轻松不少。
在生活方面，走馆也无微不至。他们会根据庶吉士的个人口味和饮食习惯，为他们定制饮食，让庶吉士在翰林院也能品尝到家乡的味道。同时，走馆还会负责安排庶吉士的宴请活动，无论是与同僚的聚会还是与上级的应酬，走馆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让庶吉士在社交场合中表现得更加得体。
这些增值服务看似是为庶吉士着想，实际上是走馆巧妙的敛财手段。庶吉士们在享受这些服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接受了 “付费服务”的模式。而走馆则通过将剥削包装成服务的方式，让自己的灰色收入获得了一定的道德合法性，这种精致的剥削美学，让庶吉士们即使被剥削，也难以产生反感。
走馆能在翰林院世袭数百年，离不开其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制度漏洞、情感投资和形象管理这三重保护伞，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站稳脚跟。
从制度层面来看，走馆未被《会典》收录，这一特殊身份使其游离于吏部的监管体系之外。吏部作为掌管官员任免、考核、升降等事务的重要部门，对其他官职有着严格的管理和监督，但走馆却因为不在会典的记载范围内，得以避开吏部的直接管控。
这就好比在一个严密的监管网络中，走馆找到了一个漏洞，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 ，不必像其他官员那样时刻担心因违反吏部规定而受到惩处。
除了制度漏洞，走馆还十分注重情感投资。散馆宴是走馆与庶吉士之间建立和巩固关系的重要契机，他们必选顶级饭店，为庶吉士们举办一场场奢华的宴会。在这些宴会上，走馆不仅提供精美的食物和周到的服务，还会与庶吉士们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不舍之情，并希望他们日后多多照顾。
这种情感上的交流和投资，让庶吉士们感受到走馆的诚意和尊重，从而在心中对走馆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而且，这种情感投资不仅仅局限于一届庶吉士，而是跨越代际，形成了一种长期的人情网络。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庶吉士在走馆的情感攻势下，与走馆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日后的官场生涯中，为走馆提供了诸多便利。
在形象管理方面，走馆坚持布衣布鞋的简朴家风，与六部书吏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六部书吏往往以奢华的生活方式示人，他们贪图享受，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这种奢靡的形象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而走馆则不同，他们虽然年收入不低，但依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平日里做人做事也非常低调。这种简朴和低调的形象，让走馆在人们眼中显得更加踏实可靠，也更容易赢得他人的尊重和信任。他们就像一股清流，在腐败奢靡的官场风气中独树一帜，使得人们对他们的行为和品德产生了认可，即使知道他们有捞钱的行为，也因为其良好的形象而选择宽容和接受。
对于官僚体系而言，走馆扮演着一种特殊的“润滑剂”角色。虽然走馆本身并无正式的权力地位，但他们却能够在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中，发挥出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熟悉翰林院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办事流程，能够为官僚们提供各种便利，使得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顺畅。
例如，在庶吉士的考核和晋升过程中，走馆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帮助官僚们更好地完成工作，从而维护官僚体系的稳定。
从庶吉士群体的角度来看，走馆则是他们在翰林院学习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庶吉士们大多是刚刚通过科举考试的年轻才俊，他们对翰林院的环境和规则还不太熟悉。走馆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资源，为庶吉士们提供了各种专业的服务，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翰林院的生活，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例如，走馆可以为庶吉士们提供学习资料、安排学习场所，还可以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给予帮助和建议。
在科举文化的大背景下，走馆现象也揭示了一种深刻的悖论。庶吉士作为 “天子门生”，本应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
然而，他们在翰林院的学习生活中，却不得不接受走馆的剥削。这种被剥削的经历，无疑是对科举文化中 “公平、公正” 理念的一种冲击。
但另一方面，这种被剥削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庶吉士们学习如何在体制内生存的宝贵经验。
他们在与走馆的周旋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博弈，明白了在体制内生存需要遵守的规则和潜规则。这种从 “被剥削者” 到 “剥削者” 的身份转换，虽然看似矛盾，但却恰恰完成了科举精英的社会化过程。
就像一些庶吉士们在经历了走馆的剥削后，可能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官场的黑暗和现实，从而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更加谨慎地行事。他们也可能会学会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虽然违背了科举文化的初衷，但却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陈氏家族创造的“寄生-共生"模式，揭示了传统社会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逻辑。其成功不仅在于捞钱技巧，更在于构建了多方共赢的生态系统。
从顺治到宣统，陈氏家族走馆历经十代人，见证了科举制度的兴衰。而陈氏家族的生存之道可以说明在传统中国，合法与非法、道德与利益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真正的生存智慧，在于找到那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