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这一篇回忆录是就我个人在当时工作的经历与同项英、 陈潭秋、施洋、许白昊诸烈士共事的情况写的。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我奉党中央之命赴武汉主持党务，并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于武汉，谋展开武汉劳动组合工作，惟当时党的发展在武汉仅及于学生教职员中(其他各地亦不例外)，与广大的劳苦群众尚无甚接触，党团员约十余人，完全为学生、教职员，只有一个工人出身的郑凯卿，他失业很久，后在文华书院(是美国教会学校，后改为华中大学)当校工，他对武汉各方面的工人也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工人党员郑凯卿

我负了这个重大的使命回武汉，同志们也认为我有办法，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东投西摸，仍然是两眼漆黑，还没有找着接近工人、组织工人的门路，真叫我发急到好几夜睡不着觉。

黄负生在汉口私立致中中学教书，该校有一个学生孙瑞贤是粤汉铁路徐家棚总段机务工厂的厂长的儿子，我因黄负生的介绍交结了孙瑞贤(后被介绍入党)，由孙瑞贤认识了他的父亲孙敬芳，但是孙敬芳是厂长，不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久又认识了孙瑞贤的叔叔孙叠芳。

黄负生

他是翻砂匠，是一个正规的产业工人，不过他因为是厂长的弟弟，又是工匠，也算是工人贵族，还不是受严重压迫的工人，他对于我们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所接受的不多，不过因为这些关系我们在徐家棚设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李书渠(即李伯刚，后任中南政法学院院长)经常住在徐家棚，我是每日或间日去一次。

李书渠

陈荫林(陈潭秋的八弟，在革命军南征时病死瑞金)担任补习夜校的英文教员。

这就是我们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开始。

约在同年的十二月间，汉口租界黄包车夫因为反对车行老板加租而爆发了同盟罢工，共约二千多辆黄包车约有五千多名车夫。

工人反对车行老板的加租，完全是经济斗争，租界当局尚没有对工人实行压迫。

我同郑凯卿参加了这次罢工运动，罢工支持了十余日， 由施洋以律师身份出面调停，资方接受了劳方的要求，罢工胜利结束，并由资方赔偿罢工时期的损失，人力车夫在赔偿损失费项下提了一部分钱在大智门附近建筑了人力车夫工会。

在这一次的同盟罢工中，出现人力车夫中的领袖人物樊一狗、袁诰成，他两人始终领导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并聘施洋为该工会的法律顾问。

这一次罢工运动刚结束，我接到中央的信说，陇海铁路发生罢工，要我同罗章龙到开封会同指导这一罢工运动。

我到开封同罗章龙会面，知道陇海铁路的工潮结束了，我们同几个负责的工人（姓名忘记了)会谈了好几次，策划发起组织工人俱乐部。

铁路工人很大方，请我们吃了两次饭，吃了几条黄河鲤鱼，吃了不少的酒。

我是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对我们称哥道弟，讲朋友，讲义气，有很浓厚的江湖好汉的气派。

我们在开封盘桓了一天半，由他们写了一封信介绍我们到郑州找机务厂的一个工匠凌楚藩。

我们有一个同志赵子健在郑州扶轮学校当教员。

我们到了郑州，罗章龙回北京，我在郑州住在赵子健的家里，从容地找到凌楚藩等作了几次长谈。

他们对于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感兴趣，很同意把工人组织起来，并决定先组织工人俱乐部，再筹备组织工会，全路各站、各厂分头进行。

京汉铁路有三个总段，即长辛店、郑州、江岸(汉口附近的刘家庙)，规模很大，工人很多，我当时与赵子健商量了一下，写信给罗章龙把长辛店的组织活动划归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支部负责进行，郑州和江岸的组织活动归长江支部负责，我即拿着凌楚藩的介绍信到江岸去会见杨德甫(湖北人)， 姜绍基(福建人），黄桂荣(安徽人)。

凌楚藩送我上车，并介绍一个加油工人姓田的请他带我去见江岸的几个工人。

到了江岸正是黄昏时候，工厂已下工了，我们先到杨德甫家里，由杨德甫找到姜绍基、黄桂荣。

他们看了凌楚藩的信，我说明来意，他们都认为很新奇，感兴趣，认为这是一个大事，要好好商量一下并约定三天以后(星期日)，约几个负责的人到我的家里详谈。

我理解到他要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什么样的团体，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届时我约了李汉俊(他刚从上海来汉口任汉口市政督办公署的总工程师，市政督办是汤芗铭）、陈潭秋参加。

李汉俊

他们一共来了七个人，除杨德甫、姜绍基、黄桂荣而外，还有林祥谦、张连光、黄子坚、周天元、曾玉良等。

我首先介绍了李汉俊、陈潭秋的身份，其次讲了一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宗旨，最后说明劳动组合的理论和方法，李汉俊也讲了一些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

他们了解我们都是文教和报界(我当时是新闻记者的身份)有地位的人，也同意我们组织起来的意见。

他们说，一切没有困难，只是他们每日要照时上工，没有人负责联络和各处有关组织工作，要我们介绍一个适当的人办理文书和联络工作。

事实上这个工作就是组织工作，我答应介绍一个人，但是当时并没有适当的人。

有一天，我接着一封信，署名项德隆，他自称是模范大工厂的纺织工人，是《劳动周刊》的读者(上海《劳动周刊》在武汉有发行处，地点是武昌察院坡时中书店)。

他要同我见面谈谈，我马上复了信，请他于星期日下午一点钟到黄土坡我们的寓所会谈。

他那一天身穿一件皂色的长棉袍，头戴一顶棉布的黑色西瓜皮辑，因为天阴，脚上穿一双油透了的钉鞋，手拿一把雨伞，完全是乡下人的打扮，看来不过二十岁左右，这是我到武汉第一次接触到的青年工人。

我们坐下来，我首先就问模范大工厂的情况。

他说，“我想同包先生谈一两个钟头，你忙吗？”

我答应可以。

他就开始从他的家世、读书及到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以至在模范大工厂做工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

“我是湖北武昌人，我的父亲死了很久。我和我的妹妹是靠母亲纺织刺绣抚养成人，十五岁时在武昌私立日新学校毕业，因为没有钱不能升学，所以考入模范大工厂当学徒，三年学徒生活中，受了不少的折磨，出师以后仍在该厂做工，每月工资八至九元，是以成品计工资，我今年已二十岁了，工资不能养母育妹，母亲仍靠纺织刺绣以自活，妹妹以前捡了几年破烂，现在也在上小学。

我每天工作时间在十个钟头左右，规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时还要加班，休假之日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也不争取休假。

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是太多了，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希望你指导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参加工作。”

我从他的来信和他的谈话与表情，我觉得这个人不平凡，看起来象个乡下人，但他的思想，他的说话，表现出充沛的热情与抱负！

我接着安慰了他一番，鼓励了一番，我送了他几本书和小册子，是新青年社出版的，如《两个工人谈话》之类，我并请他写一点关于模范大工厂的工人情况，约定下星期日下午一时再谈。

第一次的会谈竟达两个半钟点，他走了我很高兴，我想如果各工厂的工人都和项德隆一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

我到徐家棚同李书渠谈起，李书渠说:

“项德隆我认识，是我小时的同学，很聪明也很调皮，他很穷。

他的胞叔项仰之(武昌慈善会的会长) 有钱有势，他从不和他叔叔往来，常骂他叔叔是个吃人的光棍，他叔叔知道了也把他无可奈何。

我曾经同他谈到你和劳动组合书记部，他说要找你谈谈。”

因此我对项德隆更感兴趣了，即约李书渠于本星期日参加我们的会谈。

到了星期日还不到正午一点钟，我刚吃完午饭，项德隆来了， 一见面他就笑嘻嘻地说:

你给我的书都看了，我每天夜晚看两个钟点的书，近两年来没有间断，他并和李书渠谈了一些模范大工厂的情形。

这一次见面他就不象上次的拘谨，我们坐下来先由他谈了一点模范大工厂工人的一般情形，我就提出纱、布、丝、麻四局各厂和第一纺织厂的工人情形，他很直率地说:

“我一直是被关在模范大工厂内，外面的情形知道得不多，不过因为自己是个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劳动周刊》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这都是工人迫切的要求。

如何实现这个要求呢？我愿意跟着你们共同努力，如何做法，我还提不出具体意见。”

我本来从第一次和他会谈以后，我就想把他吸收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派到“江岸”担任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工作，因为了解他不多，所以一时没有决定，经过李书集的了解和我们两次会谈，我相信他是一个纯洁天真有作为的青年工人，就把我的意见提出来请他考虑，并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负担他的生活费，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我并请他和他的母亲商量下，因为他是经过三年学徒的熟练工人，抛弃这个职业，在一个平常人就不是一件小事。

他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没有把纺织工人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

说话之间，豪迈之气溢于言表，我对他这样的见解很惊异！

过了几天，我同江岸各厂的几个负责的工人谈好了，暂时把项德隆作为是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文书。

俱乐部的筹备干事是杨德甫、黄桂荣、林祥谦，张连光管财务、周天元管庶务，因为铁路工人各处都有帮口，如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在京汉路的江岸各厂即是福建帮、湖北帮、安徽帮势均力敌的，帮口虽然是我们劳动组合工作中的很大障碍，但在开始组织的时候，还不能不照顾帮口关系，否则就组织不起来，所以这五个筹备人的产生经过了我同他们商量了好几次才决定的。

林祥谦、张连光是福建帮，杨德甫、周天元是湖北帮，黄桂荣、曾玉良是江南帮。

林祥谦

当时的情况，调和各帮与用阶级教育来消灭帮口的成见，是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把这些情况和项德隆谈透了，要他注意这个问题(帮口)，我们才一路到刘家庙江岸车站与杨德甫、林祥谦、黄桂荣等见了面，当确定由俱乐部筹备处每月给项德隆十五元的生活费，俱乐部的一切筹备工作几乎是完全交给他了。

过了不到一星期的时间，我再到江岸，他们已租定江岸龙王庙为俱乐部筹备处的办公地址。

俱乐部的招牌已挂出来了，写着“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 为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公开活动的开始。

据林祥谦他们说:

他们把组织俱乐部的事报告了机务厂的厂长。

这个厂长是个法国人，他说:工人组织俱乐部在他们的国家里是极平常的极普遍的事，因此就把俱乐部的活动作为是一个合法的活动，俱乐部的招牌就是这样的挂出来了。

项德隆与几个负责的工人处得很好，因为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又能说又能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搞得很好。

俱乐部的活动有象棋、围棋、唱戏、讲演各组，并组织了一个工余夜校，项德隆自任教员。

在夜校读书的以小工居多数，产业工人中，工匠(如翻砂匠、打磨匠之类) 是很有地位的，一般人都称为师傅，工资也比较高些；

小工是最苦的，工资少，都是做出力的工作，此外还要被工头、工匠呼唤差使，服规定以外的私人劳役，稍微不慎，就要挨打或被开除。

所以小工最苦也最没有保障，自从俱乐部组织起来，小工与工匠、工务员和工程师都坐在一起开会或下棋唱戏，无形中把小工的地位提高了一步，我们也经常以阶级的友爱对工匠们作宣传教育，他们对小工的团结也重视起来，而小工对俱乐部的信仰很高，更因为工余夜校的关系，项德隆在小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